逆全球化抬头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分析

万芳坤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阶段性的“中国模式”，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萧条，“西方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普遍质疑，逆全球化抬头趋势明显，“中国模式”遭受曲解、误解和非议。把握好“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是正确解读“中国模式”的前提；要警惕逆全球化抬头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捧杀”和“棒杀”；充分认识到“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价值观，无须回避；理解好“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成功；把握好既有的“中国模式”并不完善，需要随时代的变化继续探索。

关键词：逆全球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6 — 0083 — 04

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全球范围内经济持续低迷，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打出“本国优先”的旗号，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重要表征的逆全球化危机抬头。中国率先摆脱危机的负面影响，展现出“这边风景独好”的发展态势，宏观经济全面企稳回升，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备受国内外关注和热议的“中国模式”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在逆全球化抬头背景下系统深入地解析“中国模式”，有助于及时消除误解、矫正曲解、澄清非议，这关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稳定、关乎中国民众保持清醒头脑、关乎“中国道路”既不被“棒杀”也不被“捧杀”。

一、把握好“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是正确解读“中国模式”的前提

“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在汉语中指事物的标准样式，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中国模式就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中国模式”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国际国内时代背景，“中国模式”最早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本世纪初由美国人雷默拉开世界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

（一）邓小平为传达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愿望提出“中国模式”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谈及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时就曾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2〕可见“中国模式”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提出，这就直接否定了“中国模式”由西方提出的观点。“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做出“改革开放”伟大战略抉择、中国高层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迫切需要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的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初衷在于传达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愿望，打消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的“模式输出”顾虑，提出的初衷是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

（二）西方为探寻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掀起“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潮

2004年，中国问题专家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提出的第三个定理：“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显然，雷默的“北京共识”有违中国人的初衷，他将“中国模式”的经验性总结曲解为对中国试图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分庭抗礼，这也引发西方对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紧张与担忧。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分流为两个方面：一是侧重对“中国模式”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机理的研究；二是对“中国模式”挑战国际秩序和强力输出的歪曲渲染性研究。

二、警惕逆全球化抬头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棒杀”和“捧杀”

“模式并不只是成功的经验而没有缺陷和教训，尤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模式和拉美模式，现在看来是有严重缺陷的”。〔3〕“苏联模式”已告破亡，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拉美模式”也出现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主流上大致行成了三种观点：一是高度肯定和赞赏“中国模式”，强调“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和调控中的作用；二是继续渲染“中国模式”的秩序挑战性和意识形态输出性，为战略收缩和以“本国优先”为主要表征的“逆全球化”寻找托辞；三是将“中国模式”与已经终结的“苏联模式”对比，为“中国模式”的“输出性”和“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佐证。

（一）抵制西方的“棒杀”式老套路

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和斗争性是长期存在的。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西方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和“颜色革命”，近年来“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政治不确定论”、“中国人权问题论”等甚嚣尘上，西方直接的对立性指责从未停止。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着手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质增效，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国内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发展阶段。西方政界学界大肆宣扬“中国道路奔溃论”，质疑中国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所探索出的“中國道路”，并不断宣扬“西方模式”的优越性，企图以所谓的“西方模式”抹杀“中国模式”，逆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当前大危机的总战略。〔4〕为应对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局面，西方国家着手作梗世界经济全球化，并归咎于“中国模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二）警惕西方的“捧杀”式新手段

近年，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为表征的深层次制度、政策、路线。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独自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成效显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质量稳中有进。中国用四十年不到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和财富的积累，但也必须保持头脑清醒，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各种问题的积累，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去化解的诸多矛盾也将在中国集中暴露。“中国模式”应包括改革开放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应包括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因此应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着力解决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所累积的各种问题，时刻警惕西方“捧杀”中国的危险。

三、“中國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无需回避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中国模式”亦是避而不谈，而是代之以“中国道路”，对“中国模式”缺乏理性认识。回顾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事实证明“中国模式”客观存在，而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路径。“中国模式”不具备任何扩张性和输出性，不具有任何价值观属性，纯粹是一种基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客观总结，无需回避。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

要从根本上消除误解、矫正曲解、澄清非议就必须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进行辨析。要深刻认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本质区别就必须厘清两个问题。一是两者的总结时段不同，“苏联模式”是斯大林执政之后苏联国内形成的一套较为成熟完备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总称，“中国模式”则是阶段性的经验总结，主要指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及探索，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之上，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涵盖问题与不足。二是两者提出的历史背景不同，“苏联模式”是苏联在国内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为取得“两极格局”中竞争优势而急切要求输出推广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初衷就是竞争性、输出性的，而“中国模式”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渴望稳定的外部环境下所提出的，其初衷在于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模式”的异化则完全是西方国家在其逆全球化行为选择下对中国的恶意攻击。需要始终明确的是“中国模式”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中国模式”不是一种价值观，无需刻意回避

长期以来党内外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源自于由“苏联模式”所引发的“历史周期律”的考量。“模式”本身只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虽然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等标准样式的特征，但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强迫性的输出和效仿性要求。“中国模式”是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和强迫性输出特点使人们对“模式”赋予其非本原意义上的理解，因此极有必要“正本清源”。“价值观是基于人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不难看出，“中国模式”并非一种价值观，“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国内大可不必刻意回避“中国模式”。

四、“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成功

“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的结果。这贯穿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与其说“中国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不如说“中国模式”在中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中国模式”不是教条，而是因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验总结。前一阶段的“中国模式”集中表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选择，“中国模式”的阶段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成功。

（一）“中国模式”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纪之问。中国坚定不移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创新，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模式是创造性的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5〕事实证明，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是唯一正确的抉择。这既有中国近四十年来国内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正面历史为证，也有不顾本国实际，盲目西化引进西方所谓“民主”价值而引起“水土不服”导致国家动荡不安、民生凋敝的国家案例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内改革的初衷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对外开放是为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

（二）“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群众生活，在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摒弃了机械论和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发展的需要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一国实际才能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科学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其指导地位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继续焕发生机活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对其笃信坚持和创新发展。理论在指导实践的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模式”形成发展中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国模式”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既有的“中国模式”并不完善，需要随时代的变化继续探索

“中国模式”是阶段性的经验总结，“中国模式”是富有时代性特点的实践总结，提出“中国模式”并不意味着定型，而是为了更好的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知识，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因其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仍然存在局限和不足。既有的“中国模式”是不完善的版本，需要不断升级完善。“中国模式”的完善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时代完善‘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7〕

（一）当前的“中国模式”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走适合本国的道路，形成了时代性极强的“中国模式”。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发展不足所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则是发展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凸显，不少问题成了长期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难题，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化解这些难题，成为外界对“中国模式”新的期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都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8〕“中国模式”不是纯粹的中国经济发展，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概括与总结。国内外曾一度将对“中国模式”的关注聚焦于经济领域，这种认知明显片面。经济发展是其应有之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应成为价值追求。“中国模式”要行稳致远就必须正视和解决长期以来的沉疴痼疾，这也是新时代发展和创新“中国模式”的重要任务。

（二）要防范逆全球化抬頭对“中国模式”的冲击

近年来，“西方模式”不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在其输出国都不同程度的遭受挫折，长期以来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遭到普遍质疑，不少国家打出“本国优先”的旗号，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趋势明显。“逆全球化其本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累计的爆发”，〔9〕与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逆全球化的核心原因是全球失衡”，〔10〕“深层次原因是西方国家国内治理失范、社会失序、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失调。”〔11〕为此，西方国家会继续加强对“中国模式”进行战略上的围堵、贸易上的收缩、舆论上的指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对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的稳定性依赖较强，这要求“中国模式”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有敏锐的感知和洞察，并及时作出调整，不断增强“中国模式”的韧性，坚定不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提高“中国模式”的风险化解能力。

（三）“中国模式”不寻求输出，但不介意他国借鉴和参考

中国始终坚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示范之意”。〔12〕“中国模式”不具备“普适性”，中国也不寻求“普世性”，〔13〕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模式”完全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愿与全球各国一道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大国要有大担当，中国努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不推崇保守主义，也不介意他国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大可为其他国家结合自身实际所用。这既是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所在，亦是坚持中国道路自信的集中展现。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无须回避，关键是要深入系统地解析好“中国模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也积累了不少“中国问题”，有些问题已比较尖锐，亟待解决。“中国模式”必须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升级，“中国模式”下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化解中国经济社会长期高速发展所积累下各种问题，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抵制逆全球化势头的贡献中国智慧。

〔参 考 文 献〕

〔1〕胡钧，韩东.“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01，（04）：13-23.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8.

〔3〕肖贵清.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版，2011，（01）：05-12+158.

〔4〕郭强.逆全球化：资本主义最新动向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04）：16-21.

〔5〕季小江，尚会永.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特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67-72.

〔6〕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

〔7〕张福军，程恩富.在落实“四个全面”中完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04）：50-54.

〔8〕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09，（05）：20-28-204.

〔9〕沈骏霖.逆全球化现象浅析〔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7，（03）：64-68.

〔10〕陈建奇.当代逆全球化问题及应对〔J〕.领导科学论坛，2017，（10）：03-17.

〔11〕陈伟光，郭晴.逆全球化机理分析与新型全球化及其治理重塑〔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7，（05）：58-70

〔12〕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2）：05-10+159.

〔13〕光沪.从“普适价值”到“普世价值”〔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01）：17-21-158.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