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友谊
——修建天兰铁路的日本技术员武内清一先生访谈录

采访／整理 山田晃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今年年初，笔者有幸访谈了20世纪50年代初在甘肃天水参与修建天兰铁路的武内清一先生，当年他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北道埠机务段任技术员。武内先生给我讲述了自己从出生，后来到“满洲国”求学，直到1953年回日本之前在中国东北以及甘肃天水的回忆。

上图：武内清一（左）与本文作者山田晃三

山田晃三（以下简称山田）

：武内先生您好，首先请您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

武内清一（以下简称武内）

：好的。我1927年5月27日出生在日本四国的爱媛县。家里连续几代都是小地主，在我1岁时，我父亲做蚕丝买卖巨亏，卖光祖传下来的所有房产，父母抱着我逃到九州宫崎县。我们在那里过着底层生活，我9岁时母亲去世，我一边上小学一边养兔、送报纸，开始自力更生。小学快要毕业时，班主任老师推荐我上师范学校，因为师范生免学费，当时家境不好、成绩稍好的孩子都读师范，将来当老师。但我不爱学习，继续上了高等小学校（当年小学被称为寻常小学校，后设两年制的高等小学校）。在那个年代，如果无业在家呆着的话，会马上接到征用令，被强制到佐世保、吴海军工厂等地从事军事劳动。我们学校也劝孩子毕业后参加预科练（飞行预科练习生的简称，日本海军航空飞行员培养制度之一）、陆军少年飞行兵，将来为国争光。但我不会游泳，还有恐高症，所以没敢报名。后来我得知日本政府招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消息，鼓动青少年积极参与移民到“满洲”。当时我只想尽要自立起来，所以就报了名。我们先到茨城县水户市的内原训练所，这里是对“满蒙移民”进行教育和训练之地，学员达几千人，来自全国各地。我在这里受训练时，偶然看到“满铁”技术员养成所（“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养成所”即培训学校的意思）的招生通知，出于好奇就报了名。当时没有笔试，所以很幸运地被录取了。1943年6月，我们200多名该校新生从山口县下关港坐船先到釜山港，然后换坐火车穿过朝鲜半岛，来到学校所在地奉天（现在的沈阳）。

山田

：后来您就开始学习铁路技术专业了？

武内

：对，我们走之前听说，这所学校毕业后能当蒸汽机车的技术员，但这里其实是培养机车维修工的技校，当时的学生只有日本人。1944年3月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北满”地区的“满铁”博克图机关区（机关区即机务段）。博克图地处大兴安岭，离苏联很近，冬天非常冷，气温常在零下40多度。为了防御苏联的威胁，这里的规模在“满铁”中也是屈指可数，日本员工约有50人、中国员工约有400人。我在这里天天对着庞大的蒸汽机车，满身油污，我很厌倦这个工作。当时好多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待遇也相去甚远。举一个例子吧，我刚开始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和工龄有30年的中国熟练工是一样的，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子臣，中国员工很敬慕他。当时我技校刚毕业才十六七岁，什么经验都没有。我知道这件事后只能默不作声，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搞的。这件事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山田

：次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满洲国”，您当时还在博克图工作吗？

武内

：对，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的那一天，我乘坐从边境开来的最后一趟临时列车避难到齐齐哈尔。我上车时，车上已经承载着沿线滞留的好多日本人和受伤的士兵。我们在齐齐哈尔下了车，到了难民收容所。这里也挤满了从各地逃亡来的日本弃民，当时我得了叫“再归热”的风土病，跟我躺在一个房间的人，三分之一病死了。

山田

：后来，您在齐齐哈尔被共产党留用了？

武内

：我不是被留用，是主动留下来了。1946年4月开始了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当时共产党进占齐齐哈尔，日本居留民会的一个日本人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结果约200人决定留下来，大家都是跟我一样20出头的年轻人，其中20人被分配到铁路部门。他们是工程师、医生等有技术的专业人才，共产党与他们签了保证生命安全的一种担保书。我们是普通工人，什么担保都没有，只是口头上说定了而已。

山田

：您为什么放弃回国的机会，选择留在中国？

武内

：说句实话，我有理由留下来。当时有一个女友叫小田雪子，她原来在“满铁”博克图铁路医院当护士，她跟我一趟火车到的齐齐哈尔。我当时得了“再归热”躺在收容所，她手里有从博克图带的少量药，给我打针救了我的命。后来我喜欢上了她，她也喜欢我。我们没碰过手，也没接过吻，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后来她参加了八路军当护士，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想如果我也留下来，将来我们还会见面。可是中国那么大，怎么还能再见面呢？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真的很蠢，19岁的脑子里只有这么点儿智慧，我只为这个理由而留下来了。

山田

：当时留下来的大都是年轻人，有家庭的日本人都选择回国了吗？

武内

：不一定。“满铁”成立于日俄战争之后的1906年，到垮台有近40年的历史。“满铁”员工分两种：一种是进入“满铁”之后结婚、生孩子的人，另一种是从日本带着全家来到“满洲”的人。对后者来说，他们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了，即使想回去也已经没有安身之地了。1949年我结婚时，我的岳父山田英生告诉我：“武内君，我老家在广岛，但少小离家，现在回去也没人照顾我们。”当时我们都知道，即使回国也过不了好日子，留下来也不知前途会怎样，很多日本人在“满洲”已经二三十年了，孩子也出生在“满洲”，对日本一无所知，并且中国共产党对我们非常热情。我想大概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最后不少日本人留了下来。

山田

：我听说当时也有为了自己的正义感选择留下来的日本人。

武内

：所谓的赎罪，为了弥补我们曾经做过的坏事，自己选择要留下来。当时我们只能想到自己或者一家人今后怎么活下去。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我想这是人的本性。

山田

：请您讲一下在东北工作的情况。

武内

：1946年8月，我在齐齐哈尔被聘为蒸汽机车的维修工，后来调到绥化、鹤岗和佳木斯。当时的铁路运营其实跟“满铁”时期没什么变化，只是在地位上中国人在上、日本人在下。我在修复铁路的现场，中国熟练工才是主导力量。因为在二战末期，日本的中年铁路技术骨干早就被抓走当兵，留下来的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虽然也有日本熟练工和管理干部，但他们只动嘴不干活。中国工人当然对我们没有好感，但由于共产党的政策好，他们从来不说脏话、不骂我们，我一次打也没挨过。有的中国员工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坏感觉，因为你们留下来了，如果以前你欺负过中国人，肯定不敢留下来。”确实是这样，在“满铁”时期欺负过中国人的日本人，早早已回去了。

1948年我调到佳木斯机务段工作，身份也从维修工升级为技术员。当时我负责蒸汽机车的牵引力测试，刚开始我跟着检查员做他的助手，后来我可以独立完成这份工作了。工作告一段落时，技术主任跟我说：“武内君，你留在技术室工作吧，听我指挥。”后来一位政治指导员到了机务段，不久当了工会主席，他经常到技术室找我们主任，跟我也很随和，他看见我的字写得比较好，让我开始帮他写教育宣传标语，我就在技术室和工会之间两边跑。1950年10月，我们接到日本铁路员工转移南下的通知，这时技术主任告诉我：“武内君，你是技术员了，以后好好干。”我听完简直太惊讶了，因为技术员都是高学历、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才能担任，在“满铁”也没有维修工提升为技术员的先例，并且我是日本人。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我对这位佳木斯机务段的技术主任很感恩。

山田

：后来您从佳木斯转移到甘肃天水了？

武内

：对。我们从佳木斯坐上火车，谁也不知道去向何方。到了天津呆了十来天，又坐火车到了西安，从西安换坐货车，1950年11月到了天水。当时中方没来得及准备我们的接待工作，我们暂时住进天水城外的安乐旅馆。

山田

：请您讲一下您在天水参加修建天兰铁路的事情。

武内

：我们待命了一个月左右，后来我被分配到西干局（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北道埠机务段。当时约有55名日本员工到机务段工作，包括技术领导（技术员和检查员）、驾驶员、维修工等。技术领导共有11人，后来6人调到郑州、兰州、西南等地，最后留下了5人，分别是3名技术员和2名检查员。技术员分别是森久升、松本哲郎和我。森久先生曾在“满铁”哈尔滨机务段担任驾驶主任，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长辈，他经常坐在技术主任的旁边，指挥我们的工作。松本先生来自“满铁”哈尔滨机务段，负责画图纸，曾经做过驾驶员。我负责管理蒸汽机车履历簿。履历簿就像人的档案一样，记录机车制造工厂和年月、重量、功率等基本数据，还有检测大修后的机车状态、零部件的磨损程度等，这些检测数据将来都很有用。技术主任叫李善起，年龄30岁左右，他曾在东北任机车驾驶员。当年我仅有23岁，在技术室里最年轻也爱开玩笑，所以李主任很关心和照顾我。他喊：“武内、武内！”我说：“您有什么事？”他说：“赶紧去干活。”（笑）

山田

：中方文章有记载，北道埠机务段的日本员工在首台架修蒸汽机车时做了很大贡献，您对当时的工作还有印象吗？

武内

：我对车轮轮缘的修复记得还比较清楚。有一天，一辆机车开进机务段的车库里，维修工抬起机车拔出了车轮，后来一直放在车库的角落。我去检测车轮尺寸时，发现轮缘严重磨损。轮缘是车轮踏面与钢轨内侧接触的凸出部分，火车走在弯道时，这个轮缘和外轨内侧面产生摩擦，我看见轮缘前端变得很尖锐，这样很危险，容易发生脱轨，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技术室。当时还没有生产零部件的机械设备，大家商量后得出的结论是，用电焊对车轮的轮缘进行焊接，修复成原来的样子。这样维修在正常情况下谁也不可想象，但实在是没有别的方法了。我们找了一位技术精湛的日本焊工，经过艰难的连夜作业，顺利通过试车验收，终于渡过了难关。

毛泽东主席为庆贺天兰路通车的题词

山田

：《西北铁路早期在天水史话》这本书充分肯定了当时日本员工对修建天兰铁路的贡献。

武内

：中野章，他比我大一两岁，是画铸器图纸的设计师。当时机务段有铸造工厂，因为没有机车零部件，以铸器来代替，还销售给当地企业和民用。他的办公室在我们机车技术室的隔壁，内燃机、发动机等技术员也都在隔壁工作。武田笃郎是机车检查员，当时年龄三十五六岁，大家很信任他。他是北道埠机务段日本人会的会长，我负责宣传信息工作，他教会了我很多。当年我向他借过一本书，我还记得书名叫《蒸汽机车的结构与作用》，共有300页。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全文抄写了一遍，把书还给他时，他说：“你这么爱看这本书，早知道就送给你了！读懂了吗？”我回答说：“是，读懂了。”后来他夸我工作很努力。当时我确实为工作付出了很多。佐久间弘是钳工，他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所以我们每次跟中方沟通时都找他，他人品也很好。川端新太郎，他是我们当中最年长的人，他把根本不转动的零部件反复拆卸、调试、能修复再利用，被评为了劳动模范。近藤和敏是钳工，跟我同岁，是我的好朋友，从东北我们一直在一起。在鹤岗时，其他日本员工调到佳木斯，留下的只有我们俩，每天一起做饭吃，有时还到煤矿去玩儿，有许多回忆。

山田

：1952年天兰铁路开通运行时，听说您亲自参与首通列车的装饰工作，请您给我讲一下吧。

武内

：我只做了火车头装饰的部分工作。进入9月，剪彩列车的火车头开进机务段的车库里，当时毛泽东的头像已安装在火车头的中间，焊工正在安装“人民”等几个大字。头像下面是工业图画，冒烟的烟囱、厂房等，其下面高约一米部分原来是空的。李主任就说：“这里应该加几个字吧，我来打草稿。武内，你来写。”我问他：“用什么字体好？”他说：“楷书吧。”我先量了火车头的宽度尺寸，算出文字大小，用复写纸复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暨天兰铁路通车典礼”，把全部文字做出来后，木工加工并加颜色，安装在火车头下的木板上。

天兰铁路首通列车与日本员工（中段右一为武内清一）

山田

：中方文章还指出，日本员工不仅在技术工作上帮助，还给中国员工传授他们的技艺。

武内

：日本员工包括维修工确实有很多优秀人才。但是，日本人等于高等技术人才，中国人远不如日本人，这种说法我觉得不太恰当。1952年，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调到北道埠机务段。当时机务段定期地给维修工开课，这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主讲调整阀，在蒸汽机车维修领域里，掌握这门技术可以说具备一流的理论高度。他非常优秀，当时我深感中国的科技水平大步向前迈进。我们从东北后来到了天水，如果只会吃老本、不再学新东西，那最后只能成为体力劳动者。当时我觉得，不久的将来不再需要我们日本人了。

山田

：您什么时候离开了天水？

武内

：1953年3月，我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船回日本了。1954年天水会在日本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去世了，现在当年在天水铁中读书的子女辈继承了天水会的活动，我很佩服他们。时间过了这么久，天水会怎么还能坚持活动呢？因为我们对天水恋恋不舍。掘井先生的著作中提到，当年在北道埠机务段工作的日本员工有一名失明者，她是我妻子的妹妹。我岳父在天水去世后，留下3个女儿，我爱人是长女，两个妹妹跟着我们。那天我在办公室，她妹妹突然走进技术室说：“哥！”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说：“以后我在这里上班了。”我一看李主任，他笑着点了头。当时我真难以想象，一个员工的父亲去世了，还给他女儿安排工作，我们的职场很温暖、重感情。我们离开天水时，她还跟我说：“您要走吗？我要留下来。”我想她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对她的关爱和恩情。

山田

：您现在已经90高龄，追忆天水的日子有什么感慨？

武内

：我们是为了修建铁路来到天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接触，我们跟当地老百姓和同事产生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友谊。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交流，我们才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确实是埋头苦干，但从来不觉得日本人是天兰铁路建设的贡献者，所以请你在整理我的访谈录的时候，不要简单、概括地叙述日本人在天水做了什么，我希望中国读者看完后，心中留下当年有这么个佳话：近70年前在甘肃天水有过这样温暖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这样我就知足了，这是我的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