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子

□徐可

一

傍晚时分，东头人家传来一阵尖利的哭声，然后是愤怒的叫骂声。哭声夹杂着骂声。哭声是女人的，一个中年女人发出的；骂声是男人的，一个老头儿发出的。

大人们都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还没放工；除了有老人的，家家户户都锁着门，静悄悄的。我们几个小毛孩子放学刚回家，正聚在一起玩耍。在一片静寂中，这哭骂声格外刺耳。循着声音找去，哭声和怒骂声都来自二爹爹（二爷爷）家。哭的是他的独生女儿，我的堂姑；骂的正是我二爹爹，一个脾气火爆的老头儿。我爹爹兄弟三个，老大——也就是我爹爹——和老三早就死了，饿死的；就剩二爹爹还活着，在这个家族中辈分最高。他正在破口大骂：“这个挨枪毙的！这个挨枪毙的！家里要灭门绝户！”“灭门绝户”，是我们这里骂人最狠的话，非有深仇大恨说不出这么恶毒的咒骂，可见他骂的并不是他的女儿、我的堂姑。从他们的哭骂二重唱中我们得知，他骂的是一个贼子——小偷。

二爹爹家遭贼了。

二爹爹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女婿在兰州工作。听说特别远，具体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很远很远，远得好像在天边一样，我们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无法抵达。当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比我们的县城要大多了。他一年回来一次，过年的时候回来。穿一件皮夹克,我们穿的都是鼓鼓囊囊、土了吧唧的老棉袄，这皮夹克，只在电影里看到坏人穿过。头发往后梳着，大背头，很洋气，很气派，像画像和电影里的大人物一样，比我们大队的干部要气派多了。说一口蛮里骨碌的话，跟我们这儿人说的话不一样，虽然差不多也能听懂，但是发音怪怪的，令人生畏。每次回来带很多东西，还有我们不多见的糖果，亲戚、本家的孩子能够分到一块两块。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喝酒，打长牌——类似麻将的一种游戏，赌钱的。因为有人在外面工作，所以他们家比别人家都有钱，住的是砖墙瓦房——别家几乎都是土墙草房。

像他家这样的在我们村里不多，也就两三户。还有一个是我的三外公——我妈的三叔。这可真是一位大人物，在上海工作，据说是一个什么厂长，派头十足，说话从鼻孔里出声。那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大队干部，见了他都赔着笑脸。另一位也是我的本家，我的一个堂姐夫。可巧了，也是“倒插门”，他倒不远，就在南京工作——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不过毕竟在本省，感觉上比那个什么兰州要近多了。大忙的时候，他会回来帮忙，割稻，割麦，跟农民一样干活。人精精瘦瘦的，穿着精精神神的，也说着一口蛮话——我们这儿把一切非本地话都称作“蛮话”，很让人敬畏。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后，我堂姐说了好几次，让我路过南京的时候到堂姐夫那里去住。那时，从北京坐一夜绿皮火车到南京，再坐长途汽车回家。买不到当天的汽车票的话，就要在南京住一宿。我有好多同学在南京上学，每次都是住在他们的宿舍。拗不过堂姐的热情，有一次我就去了。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好像是家兵工厂，几个人住一个集体宿舍，上下铺，跟学生宿舍一样。稍有不同的是人少一点儿，大概三四个人吧。自己用小煤油炉在楼道里烧饭吃。因为多了一个人，一个工友临时到别处借宿了一晚。这是后话。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没有哪儿不穷的。大家过的都是一样的苦日子。只有极少几家条件好些，住着当地罕见的砖墙瓦房，估计早都被贼子盯上了。偏偏二爹爹家倒霉，没看好门，被贼子偷了。我们本地的贼子不多，只有一个，曾经偷过我家，那还是我三四岁的时候。这次偷他家的是一个外地贼，过路贼。

我们村里的住户，沿着两条河一字排开：一溜沿着南边的小河由东向西左右排开，门前是一条宽阔的土路，到我家西侧转折向北，通往邻县的一个小镇，那是本地的主干道，每天人来车往，很是热闹；一路沿着东边的小河由南向北前后排开，小河与房屋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土路，算是支道吧。三条路正好形成两个90°的直角，我们两家正好住在东西两个路口把角处，都是最繁忙的“交通要道”。我家屋后有一个竹园，很显眼，路人问路、村人指路都是以这个竹园为标志物。村里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只有这条大道例外，天天有陌生的过路人。这两个位置最显眼，只要想偷，很容易得手。白天人们都在地里干活，家里都没人，正好下手。一旦得手，半个小时就能跑到邻县小镇。

这个贼子估计早就踩好点了。一下手就偷了好多首饰，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大概还有钱。堂姑的孩子放学回家，看到锁着的大门被人“卸”下来了，吓坏了，连屋也不敢进，赶紧跑去叫回爹爹和妈妈。进屋一看，一片狼藉。

二爹爹和堂姑的哭骂声在村里回荡，刚刚下工的人们都聚拢过来。毫无疑问，贼子肯定是往邻县逃去了。从我们这里到小镇，中间是一大片平坦的农田，还有两条小河，河边是芦苇荡，贼子无处藏身。如果进了小镇，那就不好找了。有几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去抓贼子。有的骑车，有的跑路，带着麻绳。还好，贼子还没跑到小镇就被抓住了。估计是背着东西跑不快。

一根绳子把他绑回来了。

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老家一共遭过三次贼。

第一次，是我家被偷。偷窃的是本地的那个贼子。那时，我还没上幼儿园（当时，上小学前需上一年所谓的“幼儿园”）。我家还住在老住宅地。我奶奶还在，一个人住两间房，坐北朝南；我家住三间房，在奶奶房子的西侧，坐西朝东。我家西边，是三奶奶和她的儿子一家。

那一天，我哥哥带我从外婆家回家。哥哥也小，不过比我大几岁。刚刚走到奶奶家屋后，突然看到有人闪进我家家门。那时，家家户户用的都是木门，门是两扇，两侧门框上下各有两个凹槽，门轴卡在凹槽里，开门关门时可以转动。白天出门用铁锁锁上，晚上睡觉用木栓栓上。如果忘了带钥匙，可以抬起门板从凹槽里卸下来。这样的门，防君子不防贼子。我们一眼看出那是我们当地的贼子，他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卸门法”。

这个贼子是个惯偷，因为偷盗，已经多次被公社抓去，五花大绑，头上被剃了横竖两道，涂成一个红十字，游街批斗，听说还挨打。可他贼性不改，出来又照偷不误。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又被抓走批斗，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他的媳妇嚎啕大哭，跳脚骂街。不过这个贼子有个特点，他只到外面去偷，从来不偷本地人家。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大概是偷盗界的“帮规”吧。所以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是贼子，但谁也没见过他偷盗，谁家也没被他偷过，他的英雄事迹只流传于人们口耳间。每次他被抓走了，才知道他又偷东西了。这次不知为什么，他怎么会看上了我家。

这个贼子，五大三粗，虎背熊腰，个头很高，长相很凶，他那牛卵一样的眼睛一瞪就能吓死人。声音也很凶，一声吼就能吓破人的胆。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改邪归正，不当贼子，改杀猪了——能杀猪就能杀人，所以一样吓人。虽然他并不偷本地人家，但是大家都怕他，小心翼翼地跟他保持礼貌的距离。

当时大人们都在生产队的地里上工，不知为什么我奶奶也不在家——估计是到三奶奶家串门聊天去了。家里没有人，静悄悄的。同样不知为什么，这个贼子不用上工，他就到我家上工来了。我和我哥哥吓得躲在奶奶屋后，既不敢逃跑，也不敢出声，连大气也不敢出——怕被他发现，被他掐死。那时电影里经常有坏人掐死小孩的镜头。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直等到他干完活儿，带上劳动成果，走得很远了，这才敢起身跑到田里，叫回了父母亲。检查的结果，是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了——本来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贫穷之家最值钱的东西罢了。报告到队上，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谁也不敢去招惹他，更不敢报案。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是生产队被盗。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生产队有一个很大的仓库，砖墙瓦房，主要是堆放粮食，兼存生产工具。旁边有值班室，每天有人值夜看守。虽然是砖墙，但也很旧了，有的砖已经松动了。大概没想到会有人偷，生产队也没有修补。有一年，半夜里，仓库后墙被人挖了个大洞，偷走了好几袋粮食，稻子、麦子、豆子之类。这次偷盗属于专业水准，有预谋，有准备，有配合，不是一个贼子所能完成的。值班员睡得太死了，居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听到。第二天起来后才发现，贼子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现在这是第三次。

三

正是农历五月，春末夏初。气温适中，清爽宜人。

农人们干了一天的活，可是晚上还不得歇。麦子收割了，要抓紧脱粒，趁大太阳晒干归仓。怕下雨。一下雨就全完了。如果淋了雨，再好再多的粮食都废了。所以晚上社员们还要到生产队的大场上去脱粒。那年头，经常这样“挑灯夜战”，好像是“农业学大寨”的做法。我的父母回家歇了会儿，擦把汗，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只听队长的口哨“嘟嘟——”地响了起来，又赶忙出门“夜战”去了。

生产队的仓库前有一个很大的场地，我们叫它大场，很平整，用来开会，打稻子，打麦子，打豆子，剥玉米，晒稻子，晒麦子，晒玉米，晒豆子，偶尔公社的电影放映员也会来这里放一场电影。仓库旁边是办公室兼会计室、饲养室、值班室。大场的东边，有一个圆形的水池，四周池壁用砖砌成，有台阶通往池中。这是生产队里的牛专用的“避暑山庄”。每到天热了，池里蓄上大半池水，水牛干完活后，就赶到池里歇着。它们大都是卧在池底，把整个身子都淹在水里，只留下脑袋在水面上，既可消暑降温，又可防蚊蝇叮咬。水池很大，可以容纳好几头牛。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发明，真聪明！

几只电灯、汽灯把大场照得亮如白昼。几台脱粒机在突突突地轰鸣。社员们在忙着，有的负责操作机器，有的负责传递麦捆，有的负责往机器里递喂麦捆，有的负责把脱过粒的麦秆堆到一起。脱粒既是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要技术熟练，胆大心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曾经有人手被卷进脱粒机里，血肉模糊，成了残废。

晚上干活辛苦，但也有好处——生产队里管饭。这是一年中少有的生产队管饭的机会。白米饭，红烧肉，还有青菜，可以放开肚皮吃，管够。还有稀饭，没有掺玉米糁的，纯米粥。那时穷，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肉了。所以，晚上干活不但不苦，还是美事。不但干活的大人可以吃，像我们这样的小毛猴子来蹭饭，也没人说你。

何况今天还多了一样乐趣：有贼子可看。

贼子有什么好看的？是啊，不知道。就是好奇，想看。

我和小伙伴们都去了，要看看这个贼子到底长着怎样的三头六臂。

四

贼子被抓回来了，就绑在大场边的树上。

我们赶到大场上，饭菜已经烧好了。空气里弥漫着饭香、肉香，香喷喷的，让人直流口水。脱粒机依然轰鸣着，一部分人仍然在干活；另一部分歇了手里的活儿，一人抱着一个大碗，围在大树下，边吃饭吃肉边看热闹。

大场上很亮，只有大树那边有点暗，又被人们围着，看不清贼子什么样。我们使劲儿吞咽了几口口水，终究是馋虫战胜了好奇心，先跑到盛饭的大木桶前，每人盛了一碗米饭，上面堆满了油汪汪的红烧肉，青菜是不屑吃的。有肉吃，谁还吃菜啊？像饿死鬼投胎，一个个端着饭碗狼吞虎咽，一边吃着，一边相约着去看贼子。

贼子就在大场东边的树上吊着。可是我们竟有点犯怵。在我们心目中，我们本地的那个贼子就是天下所有贼子的“范本”。五大三粗，长相凶狠，一瞪眼、一声吼就能吓死人。虽然明知贼子已经被捆起来了，可是心里还是有点发毛。也许是担心贼子记住我们的相貌，以后报复我们吧。不过我们还是鼓起勇气，互相招呼着，挤进人群，终于看到那个贼子了。谁知这么一看，倒让我们大失所望。

那个贼子双手被反扭在背后，用麻绳捆绑起来，吊在树上。脚尖刚刚够着地面，半悬空的。细看上去，年龄不大，估摸也就十几二十岁吧；个头不高，又瘦又小，穿一身脏兮兮的破衣裤，身上的黑肉都露出来了——哪有肉，都是黑皮，瘦骨嶙峋的。脸上又黑又脏；头发乱蓬蓬的，像乱草一样，也是又长又脏。一股馊臭味，不知道几天没洗澡了。生产队长——也是我大伯——正在大声地呵斥他。我的二爹爹，也在旁边，边骂骂咧咧边抽他耳光。他低垂着脑袋，嘴边被打破了，鼻涕、口水和着血，一起往下流。一直在哼哼，看上去可怜巴巴的，谁都可以上去踢他一脚，打他一巴掌，一点儿也没有想象中的凶狠。

虽然快到夏天了，可是晚上还是挺凉的。可那个贼子却是满头大汗，脸上大滴大滴的汗珠一直在往下滚。只听他嘴里在哼哼着：

“爹爹奶奶啊，求求你们了，给我点水喝吧。”

不知道他哼哼多久了，有气无力的，好像快虚脱了，反正没人理他。见我们来了，他又大声哼哼起来：

“爹爹奶奶啊，求求你们了，给我点水喝吧。”

也许是嫌贼子叫得烦了，我的二爹爹气冲冲地拿起一只舀子，走到池边舀满了水——水里混合了牛粪、牛尿和其他脏物。二爹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可知道这水有多脏！端到贼子跟前，举起来就要喂给他喝。只见生产队长一把打掉二爹爹手里的舀子，断喝一声：

“你昏了！要害杀他啊！”

那水不但脏，而且很凉。

队长转过头来，让人盛了一碗稀饭，端到贼子嘴边，让他喝。那贼子像饿急了的狗一样，伸长脖子，就着碗边把粥喝完。还想吃，队长不理他了。

这个贼子的长相，一下子粉碎了我们对贼子的所有想象。我们很快就对他没了兴趣，回家睡觉去了。听说第二天，生产队里的民兵就把他押送到公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