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历史上的社学与义学

□ 熊式光

社学，是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创设于元代，明、清沿袭。社学初设时是官立的，后来随着人们对文化教育的迫切需求，一些官立民助、民办官助，甚至民办社学也设立起来，但始终是官立社学占绝大多数。

“社”，是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里（村），如梧州市苍梧县石桥镇培中村有个自然村叫“社树”，应是石桥镇较早的村落，成立时间应在唐宋以前。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并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施行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并以“教劝农桑为要务”。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学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

明朝立国以后，十分重视次县级的巡检司建设。据《明太祖实录》卷45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广西行省以靖江、平乐、梧州、南宁等府，象、宾、郁林等州汉瑶壮各民族杂居，奏请其关隘冲要之处，宜设巡检司以警奸盗”，故有“洪武十四年四月复置直隶太平及广西桂林府等地巡检司三十余处”，这30余处就包括了“苍梧县之安平巡检司”和“藤县之赤水巡检司”在内。苍梧县东安巡检司衙门也在这个时候，从湾岛村的巡司寨搬迁至石桥圩的三多里，并在衙门前面两三百米处，建起文昌宫一所。所谓文昌宫，又称文庙、孔庙，宫内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像、灵位。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梧州知府陈鉴在梧州四个城门创办励志、端教、养正、南隅等社学，另在各乡建社学十四间。东安乡的社学，就设在东安巡检司衙门前面的文庙里，称为“司前社学”。这应是东安江流域最早的官立学校。由于有了比较正规的学校，在东安乡的历史上才逐渐有秀才、举人、进士等人才出现。目前，见诸史籍的东安乡最早的举人是明懋伦，其为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第42名举人。这个举人的出现，距离陈鉴知府创办东安乡的司前社学已过去了120年，这正应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也说明了人才的培养确是长久之计。

据《苍梧县志》载，至清同治年间，社学已全部废止。不过，社学停办之后，人们的办学热情不减，各乡村的私塾、中馆、大馆却渐渐设立起来。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笔者常到原来的司前社学旧址（那时已是叶家菜园）捉蟋蟀，那里虽已无断壁残垣，但仍然有不少残砖瓦砾，引发人们的怀古幽思。

义学产生于北宋时期，始于名相范仲淹，是专为民间孤寒子弟所设立的免费学校。这类学校，有的是一些官员、士绅出资在乡间所办，也有以祠堂地租或私人捐款而设。从学者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作文、学算等，并兼有伦理教化功能，为地方基础教育，常用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昔时贤文》等。这种学校，除了少数由官僚、地主、富商所办的以外，大多数十分简陋，没有专门的教舍，教师束脩（薪金）微薄，仅能糊口。

苍梧县石桥镇的同文义学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邑人潘怀球倡议，当地士绅、富商和乡民踊跃捐资建成的。石刻匾额“同文义学”四字为清代梧州著名书法家许懿林手迹，阳文字体，苍浑遒劲。这个义学是两座两横的青砖瓦房，后座作为供奉孔子神像（灵位）的文昌宫，文昌宫门前四五米处种有一棵丹桂树。笔者童年时代曾在同文义学读书，当时丹桂树梢已超过二楼屋顶，几个八九岁的小朋友都合抱不拢。为何要在义学里种植丹桂呢？这取自成语“蟾宫折桂”的寓意,是科举时代对读书人考取进士的祝福。“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这是明代湖广举人柳先开参加京试前的诗句。同文义学的前座以及两旁是教学和生活用房，中间还有一个600多平米的庭院。此外还置田50亩作为学田，每年收取田租作为办学经费，即“置田业为膏火及延师之费”。

同文义学，讲究文武兼修。学文就是学中国文学，学武就是习武修身。所以，同文义学不仅在校内设置了阔大的庭院，校外还有宽阔的操场作为习武操练场所。按照文武兼修的教育方针，同文义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据《苍梧熊氏族谱》记载，素有秀才村之称的石桥镇学田村冲琴组，在清代共有15人中试秀才，其中有9人是光绪年间考取的。熊潘馨、熊潘璋二人更是兄弟同科，令世人瞩目。当时，东安司衙门的官员隆重迎迓，熊家兄弟披红挂绿，鸣锣开道，骑马环游石桥街。梧州市作协副主席朱裕先先生在《十五块进士匾辉映一方文化热土》一文中也提到：“（石桥镇）这些进士牌匾绝大部分立于晚清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只有务平村石鼓组潘莫御的这一块标的是乾隆年代。”

这些进士、秀才绝大部分都出现在光绪年间，应与同文义学的创办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