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改革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

邓小平当年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40年的社会变迁，中国从一个靠票（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生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股票（指各种虚拟经济形态）十分活跃的国家，这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变迁。这40年，中国经历了怎样的一场革命呢？

40年来，争论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小岗村村干部的血书，不仅表明中国启动改革的艰难性，也揭示了中国改革的革命性特征。所谓改革的艰难性就在于，有关社会主义是否需要改革的争论始终存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东欧就兴起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以米塞斯、海耶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为的”经济制度，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使人为的制度安排难以持续成功地调节经济生活而最终归于失败；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制度，可以随着经济的客观形势变化来适应经济生活，从而实现“自然地”调节。以兰格、勒纳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计划经济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争论表面上是关于两种制度下的经济手段之争，但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内容之争，即如海耶克所说的，资本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然发展的产物，在自我演进中不断更新；而社会主义是靠观念、理论建构起来的，并且观念、理念本身受制于主观的知识水平、客观环境等因素，因而这种建构起来的制度不可避免存在着缺陷，而且从建立之始其缺陷就迅速凸显出来。

不过，这场争论也的确促成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权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被打上了苏联模式的深刻烙印。然而，各国的客观实际对从苏联移植来的制度模式产生了某种“排异”现象，从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等，都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兴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遗憾的是，这种改革被冠以“反社会主义”之名而相继被苏联打压下去。即便是苏联自己的改革也仅仅是一种政策调整，而从来就“不是改革的改革”。长期以来被拖延了的改革使得苏联模式中的弊病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以致僵化为一种社会机体中的恶性毒瘤而彻底葬送了苏联。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长期囿于斯大林定义的社会主义，而在观念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固化，所以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存在争论的：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如何搞市场经济；经济特区姓“公”还是姓“私”，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股份制是否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企业改革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等等。这些争论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认识观念上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观念不革命，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迈出重要的步子；观念不革命，更不可能在改革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改革的利好预期和实际的普遍性收益使得改革不断推进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那么，中国在改革中是如何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呢？

一是保持社会稳定。这是处理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大前提，离开了这个大前提一切都是空的。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入手的，尤其是从最容易产生利益增量的经济领域开始的。在产生利益增量的前提下，中国的改革才进入政治领域，并通过政治领域的改革来保障经济领域改革所获得的利益增量。也就是说，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相互保证的。因此，中国没有出现像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社会动荡和街头政治现象。

二是确保存量，扩大增量。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存量不动、增量先行”。“存量不动”是对知识存量的尊重；“增量先行”意味着优先发展新制度以产生利益增量，有了利益增量就会产生对改革利好的预期。具体的措施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不断增加被认可的市场经济要素，随着市场经济要素的不断增多，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逐渐构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形成了两种可以比较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双轨制”。其二，在保持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其外部培育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为竞争性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各种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这种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在稳定与利益增量的前提下，国家获得整体性收益，社会则实现普遍性收益。从国家整体性收益来看，中国经济规模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从社会成员来看，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当底层民众都能从改革中获得收益的时候，改革就实现社会的普遍性收益。这是中国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最重要的保证，也是推进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因此，尽管中国社会对改革本身存在着各种争论，但正是稳定和在稳定基础上的改革利好预期和普遍性收益，促使中国社会总是能够在争论中形成关于改革的共识，从而不断推进改革。

发展中心主义的逻辑使改革绕开难题谋发展

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存在着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鉴于此，发展也就必然成为中国改革的目标。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一方面把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唯一的目标，从而忽视了现代化的人文向度。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是道德底线的不断退却。我们以经济为核心的硬实力崛起了，软实力却在不断滑落。另一方面，40年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奇迹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但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环境污染等。中国要开创的特色现代化，不应该走与西方相似的道路，而是要走一条“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现代化道路。

此外，中国过去的渐进式改革最典型特征是“双轨制”，即旧体制与新体制共存、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共存。诚然，“双轨制”为中国过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制度依据，而改革的成就又为“双轨制”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认为它具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这无疑会在实践中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双轨制”最容易导致寻租活动。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却仍然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着体制“间隙”；另一方面，经济和政府的“潜规则”行为往往因既不符合新体制规制的对象也不符合旧体制管制的对象而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简言之，新旧体制的长期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并存，为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根据“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在改革初期的1980—1985年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5.13，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1993—1996年期间，中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2.43，属于极端腐败国家；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保持在3.4～3.8之间。1993—1996年期间，正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的初期，“双轨制”的特征尤其明显；到后来，新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双轨制”的特征明显淡化，所以清廉指数又有所上升。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40年来积累了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又会遇到各种新问题，老问题与新问题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社会就会有累卵之危。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被过去40年的现代化实践所证明的事实。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开放之后，才一步步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很快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是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发展步伐也进一步加快。因此，正是世界赋予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而这个机遇恰巧被中国抓住了。

中国的大国成长目标不是要成为一般意义的大国，而是要成为有担当的世界性大国。从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来看，民族主义从来都不能支撑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中国应该多一些世界主义的情怀，少一些民族主义的偏狭，尤其是要力戒民族主义的自负感。从大国成长的目标来看，发展起来的中国更加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理念要从过去那种“离不开世界”转化为用中国的发展来“反哺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反哺世界发展理念的具体载体，即把中国发展的势头延续到世界，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