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40年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质是制度变迁的40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40年，也是制度变迁的40年。高速发展的40年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40年经济高速增长具体表现可从以下层面进行清晰地概括，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平均每年以年均近9.6%的速度增长；微观层面体现在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实现从零到115家的飞跃，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质的飞跃，如高铁运营里程已达到2.5万公里，在全球占66%。这些成就堪称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步、完善的40年，实质就是制度变迁的40年。学界把改革开放同样认定为制度变迁过程，这场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亦是一种对传统旧制度的摒弃、转型和升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新体制改革中来，逐步实现从“权利限制秩序”到“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40年制度变迁的内容是丰富而又深刻的。既涉及经济、政治，也涉及社会、文化等。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对经济制度变迁投入是最多的，这里的变迁包括对原有一些制度的否定或废除，也包括建立新的制度或从市场经济国家引进新的制度。我国制度变迁的重要特点是渐进，即对于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进行变革或调整。所以我国制度变迁有先有后，有全面试行的，也有的在试点中。我国制度变迁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正式制度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变迁。既包括“土生土长”的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包括从国外引进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

40年制度变迁重视基础性制度变迁（如产权制度）及其完善。一国制度变迁最关键的是基础性制度变革。基础性制度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20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制度变迁最为成功的案例。当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是价格改革在前还是所有制改革在前的争议非常激烈。实践证明，所有制改革最重要。产权改革不到位，价格改革也就失去了支撑。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产权改革的方向。中共十六大（2002年）报告中指出：既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保护合法者的劳动收入，进一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法规。以后党的会议和宪法修正等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越来越强调对财产权的界定及保护。

40年制度变迁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到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及完善的过程。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交易成本的节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体制成本下降、低成本的优势，体制成本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变化的关键。体制成本的下降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导致体制成本的下降。同时，企业、社会福利也将得到提升，这一过程在一个被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中实现。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来源于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原因来源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起着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就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我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促进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市场有着内在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而分工是受市场范围的限制。40年的制度变迁不仅促进国内的改革，也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40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

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而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40年的制度变迁创立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诺思把制度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他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为：

1. 中国制度变迁并不根源于“华盛顿共识”。在当今世界制度变迁中的认知、目标、方式及共识越来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蓝图的制度并没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试验成功，相反，不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却在制度变革中获得较好的发展。与同一时期其他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没有危机四伏，反而在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生这场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在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2. 中国并没有采用激进的制度变迁方式，而是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保持高速增长是运用渐进改革方式培育新的体制。中国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不断创新过程，边际性的改革方式扩大了市场交易容量、增加了市场交易机会、降低了交易成本。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全盘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行“休克疗法”式的制度经济改革路径。中国与此相反，没有采用快速市场化改革策略，而是遵循增量改革路径，从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出发，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从而形成了一种渐进式改革模式。

3. 中国把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由1978年开启的一场以诱致性为主要特色的制度变迁在安徽小岗村悄然兴起，随后这一模式在全国农村得以推广，农民通过包产到户明晰了责权利，以大包干为起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提升了制度绩效。

（四）实验室诊断 取肝、脾作抹片，革兰氏染色镜检，见单个或2～5个短链状革兰氏阳性球菌。无菌取6份肝、脾分别接种普通琼脂平板及血液琼脂平板，经37℃24 h培养，普通平板上形成圆形、湿润、不透明凸起的光滑菌落，继续培养菌落变成橙黄色。3份在血液琼脂平板上形成白色圆形菌落，周围有溶血环，取上述菌落作革兰氏染色镜检，见典型葡萄串状的革兰氏阳性球菌。

科斯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底层创新），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改革开放迄今40周年以来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期（1978—1994）是制度自发演化阶段，也就是诱致性变迁阶段，如家庭承包责任、乡镇企业等改革阶段，制度变革是经济活动中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特性。分税制后，政府财力不断增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制度变迁中政府的因素增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 中国的制度变迁就是从“权利限制准入秩序”到“权利开放准入秩序”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权利限制准入秩序”到“权利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就包含了“权利开放准入秩序”，社会主义制度比“权利开放准入秩序”的内含还要丰富。在诺思、瓦利斯和温格斯特的看来，历史上仅有少数的国家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实现了从“权利限制准入秩序”到“权利开放准入秩序”过渡。从限制到开放是改革开放国家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权利开放秩序变迁。开放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政治精英愿意改变现有的制度。从限制的制度转向开放的制度。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领导层，确定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通过解除经济管制、对外开放等相关制度变革，让全民所有人参与到改革中来。另一方面从“权利限制准入秩序”到“权利开放准入秩序”转变的过程也是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型，人格化交换框架是自发演化生成，非人格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潜在收益增长所必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半径逐渐扩大，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原先植根于传统体制下的人格化交换关系逐渐瓦解。这既有利于我国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也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支撑

任何制度变迁都是有理论支撑的，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支撑。

（一）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理论依据一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40年的制度变迁从没有偏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教育的基础。它是我国的意识形态。主流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二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的共识。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过程，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二）东欧经济学对中国寻找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东欧经济学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卡莱斯基、布鲁斯、卡德尔、科尔奈、奈科什·纳吉、锡克、科斯塔等。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共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欧国家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先于中国改革，所以他们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阻碍。东欧经济学在经济体制及制度变迁的方向上、在基本制度方面、在改革的取向上都对我国理论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东欧经济学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他们并不是一味排斥西方经济学，而是有批判地吸收。当然，东欧经济学也有局限性，如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够深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为中国制度变迁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东欧经济学对于我们认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有比较大的启迪作用的，并告知我们应该改革什么，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有利于我们探讨制度变迁的目标、动力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而这场制度变革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到中国相重合，这也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流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制度变迁在两大问题上是契合的：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最优问题与既定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相结合才能研究经济运行问题，而激励结构是由制度及产权决定的，这又是对新古典的超越。在科斯看来，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权利和权力配置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讲，远比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这些也一直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二是科斯对市场制度整体的理解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提供了分析的框架。科斯把交易成本和产权引入经济系统分析之中，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制度变迁中的问题，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依据。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展望

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红利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的红利，这些红利还远没有释放出来。党的十九大为我国下一步的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要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化建设的问题，而其余三个方面与这点是密切相关的。

1. 要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到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我国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过程。如何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向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是我国深化改革及制度变迁最核心的问题。这个转变的难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府主导经济的路径依赖；二是对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还认识不够；三是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制度化”。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2. 要把对外开放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开放对中国改革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一是国外观念及思想的进入有利于中国改革；二是国外商品、技术及投资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生产能力的提高，这包括竞争的压力；三是开放有利于国外先进的制度进入和变革我国原有的制度。如中国加入WTO后就废除了许多与国际规则相冲突的规则。问题是这些开放的好处往往是潜在的。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和矛盾更坚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开放会倒逼中国改革和制度变迁。开放不仅可以打破利益集团对中国改革的阻碍，而且有利于打破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40年的制度变迁表明，越是开放得越好的时机，也是改革越有成效的时机。要把对外开放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3. 要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改革和完善要素产权制度

改革和完善要素产权制度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40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在商品市场体系的制度变迁中取得了较大进展，其制度体系也基本形成，但要素市场（如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还相对滞后，这严重地制约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我国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与我国要素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是有关的。因此，未来制度变迁必须把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要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改革和完善要素产权制度。

4. 要把生产技术与社会技术结合起来

制度变迁要把生产技术与社会技术结合起来。社会技术是指社会制度创造行为模式的方法或机制。生产技术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方法。但是，生产过程也只有在适当的制度框架下才会产生效率。生产技术在国家之间是容易移植的，而社会制度的移植却是相当困难的。无法应用新社会技术成为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来看，我国更重视生产技术的引进，社会技术的引进重视程度还不够。我国更加开放的改革取向有利于社会技术的引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社会技术，社会技术与生产技术同样重要，要把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结合起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