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科学价值的真切性与相对性

毫无疑问，科学知识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一种现象，它已经创造并且还在创造着伟大的业绩。弗朗西斯·培根300年前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今天是无人质疑的，但是培根自己也不曾料到，他当年断言（或者说他希望）的那种从知识中迸发出来的力量，竟会是如此地不可估量。如果说在两三百年前，人们还必须像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休谟、康德那样为科学的主权竭尽全力加以辩护，使之从神学或封建统治的束缚中独立出来的话，那么在今天，科学所受到的尊重已经无与伦比了。

科学的尊严不是靠强制、鼓吹甚至恐吓所取得的，而是靠无可争辩的事实和逻辑的力量。除此之外，科学还是在不断地反抗各种各样的“权威”中使自己的地位逐步得到巩固的。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各国不论是政府，还是教会，都最终放弃了对科学的管制，不仅如此，它们还相继承认了科学的独特地位，并且一再要求用科学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或信条的合理性。19世纪末，尽管中国的维新派与洋务派甚至保皇派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互不相容，但他们对“西学”（即自然科学）的认可和接纳，却是高度一致的，并且由此揭开了中国这个几千年来一直崇尚人伦、鄙薄物用事功的国度向现代化迈进的序幕。16世纪罗马教庭对布鲁诺、伽利略的迫害是尽人皆知的，它在基督教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教皇本人公开承认了错误，为伽利略（亦即为科学）平反昭雪，他的理由之一竟是：事实上科学从来都是与《圣经》的教义相一致的。

科学知识的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多么不同的回答，有一点是公认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无形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却能够造成巨大的物质后果，而且，只要人类知识发展、更新的步伐继续下去，这种物质后果的分量将是无论怎样评估也不会过高的。

过去的一百年可以看作科学空前地介入人类事务的时代。科学理论通过有组织的技术实施，变成无数精巧或庞大、便宜或昂贵、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或不密切的装置，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显然，科学有其特殊的魅力。长期以来，科学以这样一些至高无上的特点驱动着科学家们不断地进行探索，并且令更多的普通人为之叹服：科学知识是真的，它是确切的可靠的；科学刻画了宇宙自然的实际状况，解释了自然过程发生、发展的原因，准确地预测了自然界将要发生的事情；科学的理论是业经证明了的，或者说，是经观察和实验反复证明为具有极高真切性的逻辑体系，等等。与之相反，一切未经证明的、不可经常重复的、非逻辑的、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精神现象，便是非科学或反科学的。正是由于科学所具备的上述优点，使得它成为近代以来对人类最有影响、也最有功效的工具。科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它本身无善无恶。惟其如此，它一方面能强有力地扩展善，另一方面又能极大地增加恶。从粮食的增产到人们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从计算机到宇宙探测器，无不是应用科学知识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科学从来也解决不了该不该说谎、偷窃、杀人以及美的本质究竟如何这样一类的问题。其实，对科学加以崇拜和迷信，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一部科学史，恰恰是挑战权威、战胜迷信的历史。科学有它特定的论域，它绝不是万能的。然而今天仍有不少人无视这个事实，以致于在科学高度发达、影响愈演愈烈的同时，各种功、法、道、术等也经常假科学之名而畅行无阻。

但无论如何，以科学的名义去解决科学以外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是犯了休谟所说的“范畴性错误”（即试图从“是”推出“应当”来，或者相反），同时也表明，科学的影响——甚至“科学”这个词的影响——在今天是多么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