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心灵，剥去春的羞涩
——我的创作心路

王雅馨/文

从挺着待产的大肚子，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符，完成我的处女作《我的青春有点二》的那一刻算起，到现在满满的六年了。这并不难计算，因为我的“创龄”和我的孩子同岁。那时的我，还没有酝酿好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喜悦和兴奋，满腹愁肠，心里塞满了对青春的悼念和怅惘，以至于我坚信，如果不能完成那篇小说，我便不能顺利生产。旧的不去，新的怎么能来？结果，小说写完了，青春逝去了，孩子来了，一位母亲诞生了。

我一心一意地在新的角色中重新塑造着自己，在并不复杂的生活中，极力感受着新的内涵，新的困惑，新的趣味，希望获得创作的灵感。一些略带羞涩的女性小说，和浅尝辄止的儿童小说便成为那一阶段并不成功的实验。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陷入创作的困境，并非女性和儿童的题材不深刻，而是从未跳出去深度审视自己过往的体验，从未在自省和发酵中深化与升华生活感受，也就难以含有深刻的洞见。同样是平淡，历经沧桑之后的平淡是带有哲学意味的超然，而从未绚烂过的平淡便是平庸。

我不曾封闭自己，却从未打开心灵。

要不说际遇对于有准备的人即意味着成长。市文联、市作协组织了好几次采访和报告文学的创作，我去了戒毒所，采访了非遗传承人，深入了一个乡村……世界第一次从别人的角度向我敞开。在此过程中，我根本不是一个高明的采访者，甚至在倾听时忍不住面带傻相，显得懵懂无知，但我意识到了：我是多么糊涂地活到了现在。自我的那点反复咀嚼，乃至已经乏味和神经质的浮想联翩，曾经被当成我的文学世界。现在一想到这个，便不禁一阵阵羞赧。

打开心灵，睁开眼睛，才发现，文学的格局决定了创作的品质。

《逃亡，一个男人的今生今世》便是突破自我的一次尝试。

偶尔看到一则报道，一个逃犯被当成战俘押送回国，从此，他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人生。我就想，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改变？我有这样一个的经历：刚刚当上班主任时，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学生犯了错误，我无心地说了句：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结果，他越变越好。事后，他对我说，他改变的起因，就是我的那句话。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想，所谓立地成佛，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或是一次偶遇，或是一个巧合的机缘，促成内心向善的执念，于是运程开始转向，所谓的命理便得到了转机。我就是想探讨一个坏人，在被认为成好人，尤其是被误认为是一个“英雄”的时候，他如何被激发、被塑造、被拯救、被成全。而这种方式，是否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适价值？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塑造了惯犯冉·阿让，而促使他改头换面的契机便是神父的宽恕，这一设计探讨的何尝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哲学命题。当然，《悲惨世界》更为深刻，揭示了冉·阿让想当好人最终而不可得的悲剧性命运。

显然，我小说中的黑豹要比冉·阿让幸运得多，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度，全新的时代。

羞涩的春天固然令人无限遐想，但热烈的夏天才让人畅快淋漓。我的生命，我的创作，我的体验和思想，不能总是徜徉在羞涩的春天流连忘返，是时候进入热烈的夏天了，那火一般的激情，阵雨之后的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