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而优则仕？”

从“中华认同”到所在国认同，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如今，原来那种非此即彼的政治认同正在走向多元化。一些印尼华人更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华人身份，甚至一些不会讲汉语的印尼年轻人也越来越流行给自己取中文名字。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林凯风

发自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2018年9月23日议会选举与总统大选同步开启以来，印尼政坛的“财富动向”更加明晰。

现任总统佐科正寻求连任，他虽然出身于贫困的木匠家庭，但从政前已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和家具商人，副总统尤素夫·卡拉则来自“卡拉集团”，后者是该国数一数二的商业集团。

反对派阵容亦来自“富豪俱乐部”。反对派领袖、总统竞选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其名下拥有规模庞大的公司，涉及能源、棕榈油、渔业等诸多领域。他挑选现任雅加达特区副省长桑迪阿加（Sandiaga Uno）为竞选搭档，后者也位居福布斯印尼富豪榜的前列。

“商而优则仕”，自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印尼进入民主化以来，这已成为印尼富豪集团一条标准的从政路线图。

由于印尼缺乏对华人人口的全面普查，各种估计数据从241万至3000万不等。一般估计，2014年印尼华人应该在1200万左右，约占印尼总人口的4%—5%，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通过几代人的积累，华人已成为印尼富有的商业群体之一。按照“商而优则仕”的路线图，印尼华人应该在政坛上有所表现。

“不再仅仅是商业的 代名词”

最近，雅加达几所电影院的柜台前都排满了年轻人，吸引他们的是一部印尼国产电影，名为《A man called Ahok》（一个名叫阿学的男人）。

Ahok正是印尼华人政治家钟万学，前雅加达省长。短短十余天，这部影片所掀起的观影热情不输好莱坞大片。

“有大家的支持，观众人数才能突破100万。为了真理、诚实、人道和正义往前冲吧！”2018年11月17日，钟万学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观众的感激之情。

出生于印尼邦加勿里洞县的钟万学，祖籍广东梅州。2014年11月，钟万学获任雅加达特区省长，被称为“华裔新生代参政的一大突破”。

在雅加达省长任上，钟万学因廉政、高效以及良好政绩赢得口碑，他清廉、正直、不屈服与果断的行事风格，更被视为印尼政坛上的一股清流，颇受年轻人的爱戴与追捧，一些印尼新生代政客甚至模仿“钟式执政风格”。

这颗政坛新星的陨落，也颇具戏剧性。两年前，钟万学在竞选连任时，因抨击政治对手利用宗教手段欺骗选民而陷入漩涡。最终，钟万学不仅输掉了选战，还以“亵渎宗教罪”被判入狱两年。

即使身陷囹圄，钟万学也没有放弃参与政治：他给支持者回复信函，与在囚人士使用吉他自弹自唱，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也仅次于印尼总统佐科。

2018年8月，钟万学获得有条件假释，并有望在明年1月出狱。跟其他华人政治人物相比，钟万学算得上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家。

历届印尼政府中也不乏华人的身影，包括现任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伦邦、第四任总统瓦希德政府中的经济金融与工业统筹部长郭建义，以及第六任总统苏西洛政府中的贸易部长冯慧兰等。

不过，上述华人政治人物大多是以专家身份接受委任。以往，即便华人通过选举出任国会议员，也是政坛上的“配角”——部分政党为获得华人族群的选票或华人资本的支持，而拉拢华人政客参选。现在，华人参政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此外，也有一些华人参与政治，只是为了保护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其本质上仍然是个商人。

在印尼的政治体制下，不论是创立政党，还是参与政治选举，都需要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支撑。因此，政治人物往往倾向于跟有经济实力的商人结盟，拥有政治抱负的商人则理所当然地走上政坛。

笔者所接触过的印尼政坛大佬，不论族裔，大多数都拥有雄厚的个人或家族财富。

但是，近年来华人的参政意识和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从印尼华人的政治角色来看，印尼华人政治参与形式日趋多样化，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商业的代名词，而是开始在不同层次的政治舞台上发出声音。”印尼国际关系学博士米拉（Mira Murniasari）分析说。

作为华人参政的新生代政治力量，钟万学则拥有广泛的选民基础与民意支持率，并以“为了印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为执政理念，拥有跨族群、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与个人声望。

尽管打破了印尼社会“华人是经济动物”的旧观念，但华人群体属性以及非穆斯林身份，仍让钟万学等新生代政治力量脱离不开宗教与族群话题的操纵。

新生代参政走出低谷

早在15世纪，就有寻找商机的华人商贩向印尼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如今，比较有实力的印尼工商业者大多是华人。

“其余50%的经济掌握在外资和私人企业家手中，外资占23%，剩下的27%才是印尼国内资本和华人资本，华人资本企业在这27%里面占了70%。”根据印尼华人银行家、企业家李文正的判断，华人并没有掌握印尼的经济命脉。

至今，东南亚华人仍给外界以擅长商业、富有的印象。作为海外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印尼抵触华人参政依旧具有一定社会土壤与民众心理基础，甚至多次发生排华事件。

“（排华事件）次数之多和严重程度在海外华人发展历史上也屈指可数。”米拉博士认为，“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上世纪30年代前后，是印尼华人参政的第一个高峰期。1928年10月28日，郭添洪、黄凯祥、刘泉福和周仁贵脱颖而出，他们参加印尼第二届全国青年大会，并宣誓不分民族、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组成印尼民族。

四年后，林群贤宣布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成立中华党，主张“华人成为印度尼西亚籍民，为印尼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同化于印尼社会，视印尼为祖国”。

1945年8月，印尼宣布独立。其间，印尼独立筹备调查机构会议讨论组建印尼共和国，60名与会者中有5位华人，林群贤、陈英华等人还参与了1945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叶全明作为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成员参与签署了宪法。

苏加诺执政时期，华人参政一度达到顶峰。仅内阁之中，就有税务财政与审计部长陈金龙，国务部长黄自达等华人，一些土生华人也加入印尼国籍协商会或其它政治组织，“新客华人”则踊跃加入中华总会、商会、侨总等外围组织。

华人参政很快被独裁统治者苏哈托所掐断。在1967年之后的30年间，一些华人政客被投进监狱，华人政治组织遭取缔，正常的经济活动也被限制，文化上则被全面禁止。

“苏哈托的刀棒”，仍是老一辈印尼华人告诫年轻人最有力的说辞。如今，相当多的华人始终认为应该跟政治保持距离，担心华人参政会引发原住民敌视，最终威胁华人的生存与发展。

独裁、好斗、腐败，苏哈托的形象深入人心。香港媒体稍早前发布题为“雅加达选举与苏哈托家族复辟”的署名文章称，苏哈托家族及其子女将试图左右印尼政治并牵制任何改革步伐。

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华人参政热情逐渐回暖。1999年，8名华人当选国会议员。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3人。2009年则有14名华人当选国会议员。

新一轮华人参政高峰有望到来。2018年4月，参加国会选举的华人多达70人，在560个国会议席中，至少有13席为华人议员获得。在棉兰、坤甸、泗水以及山口洋等华人数量较多的地方县市，华人参政热情更为活跃。

与老一代华人参政不同，新生代不再局限于华人圈，更注重通过新媒体与印尼等族群进行互动。当然，也有许多印尼华人不愿意直接参选，而是参与“非政府组织”，诸如印尼孔教理事会、华裔总会、百家姓协会、宗乡会馆等，间接影响政治议程。

新老华人的政治分野已难以磨平。笔者曾听到一个形象的描述：如果中国与印尼举行一场球赛，上年纪、会讲汉语的老华人可能会给中国队加油，而印尼出生的年轻一代华人则毫无疑问地会给印尼队加油。

从“中华认同”到所在国认同，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如今，原来那种非此即彼的政治认同正在走向多元化。笔者发现，一些印尼华人尤其是年轻华人更愿意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华人身份，甚至一些不会讲汉语的印尼年轻人也越来越流行给自己取中文名字。

向“所在国政治认同”转变

印尼华人的参政历程，在整个东南亚华人参政中都具有样本意义。他们大致都经历了从追求建立“华人政党”，到融入所在国国家认同的过程。

陈玉兰（Melly G.Tan）是印尼著名社会学家。她认为，自1998年开启民主化以来，印尼华人参政大致经历三种形式：成立华人政党，强调华人身份并争取自身权益；不再局限于华人族群，而是以各民族平等作为目标；加入印尼主流政党，以国家发展为目标。

当前，印尼华人参政大都要加入主流政党，并以国家发展为执政理念，从政治认同上实现“华人身份认同”向“国家政治认同”的转变。

作为少数族群，倘若不淡化族群身份标识，就很难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何况，华人散居印尼各处岛屿，选票分散，参选人不可能只依靠华人选票能够胜出。

1999年的选举中，吴能彬领导的华人政党“大同党”亮相，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华人的平等地位。历经二十余年拼搏，吴能彬创立信心旅游集团公司，这是一家拥有十多家国内外子公司的跨国大企业，却在1998年的排华骚乱中受到冲击。

“华人不参政，就不能维护华人的声音，华人合法权益也就得不到保护。”吴能彬意识到，“印尼华裔有1000万，只要有一两百万张华人票投给我们，大同党就可以在国会得到至少10个议席。”

然而，在三百多个民族杂居的岛国印尼，以自身族群权益为出发点的政治理念，难免与官方倡导的多元融合的主流政治观不符，容易受到主流舆论的批评。

于是，一些印尼华人参政淡化自身的族群色彩，甚至出现为了政治前途而否认自己华人血统的现象。2017年11月，印尼前国会议长瑟迪亚·诺凡多（Setya Novento）正式被拘捕，参政时他就多次否认自己有华人血统。

通常，具有实力的华人企业家出任政党要职，甚至自行创立政党时，都不以争取华人族群权益为目标，而是跟多数主流政党一样奉行“建国五原则”。这包括民族觉醒党（PKB）副主席鲁斯迪（Rusdi Kirana），以及印尼团结党（Perindo）创建者陈明立。

而“政治新星”钟万学之所以跌入低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以独立竞选人的身份参选，试图摆脱政党政治的掣肘，已触碰了印尼政党政治的禁忌。

印尼民主化为华人参政带来契机，但基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排华运动，印尼原住民政治精英以及民众对华人仍心存歧视与戒备。

2017年，钟万学竞选雅加达特区省长连任时，印尼退役陆军副参谋长苏里约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告：钟万学鲁莽的领导风格与未来可能之胜选，可能再次造成反华情绪与骚乱。

苏里约的这一极端种族言论，也得到时任印尼驻日大使尤斯隆的遥相呼应。当时，二人的帖子共获得两百多条留言，近5000人点赞，当然他的言论也受到印尼社会的抨击。

当前，印尼的政治气氛变得开明与包容，越来越多的印尼原住民政治精英支持华人参政，但华人始终存在心理包袱，顾虑上述言论与民意。

“华人有坚忍的性格、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相对良好的文化水平……印尼人民本来很期待华人参政能为印尼的政治带来新变化，能够提出新的政治设想。”印尼邦加勿里洞大学社会政治系讲师易卜拉欣认为，“但也不能期望过高，因为华人身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影响了其参政能力。”

这名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不少印尼民众看来，华人参政往往浮于表面，很少跟基层选民打交道，要么依附印尼本土大佬，要么忙于自己的生意。这容易让民众怀疑华人参政的动机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这种“依附型参政”颇具风险。易卜拉欣认为，一旦社会不稳定或发生政治动荡，华人可能再次成为“替罪羊”。

中国是影响东南亚华人参政的重要外部因素。当前，中国的发展让东南亚华人的自信心明显增强，所在国政府将华人视为拉近跟中国关系的桥梁与纽带，一些华人被所在国政府予以重任，或希望他们能够引来更多的中国投资，或希望他们能帮助促进对华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