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语言建设

李思涵 孙慧莉

一.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民族文化的原型符号。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典籍作为沿线国家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不仅展示了中国上下五年的历史文化，而且承载了先贤们精炼的生命价值、思想观念、人生境界等文化内蕴。另一方面，典籍的传播能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为完全实现“五通”打下基础，有利于展示大国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构建国际话语权。

二.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现状

（一）典籍传播的顺境

21世纪以来，政府投入巨资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十三五”规划中，又提出“中华典籍整理”与“传播能力建设”等两大工程。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提供了契机。2014年，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丝路书香工程”启动。2015年，广电总局公布了《加快推进我国新闻出版业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工作方案》；2017年，广电总局又通过了“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包括《四书五经经典故事》《老子注译及评介》《西游记》等传统文化典籍。

（二）典籍传播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还存在颇多问题。广度上，典籍的传播参差不齐，在汉文化辐射范围内的国家（如新加坡）对典籍认知能力强，接受程度大；而中东欧及北非国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不大，对典籍的接受程度较低。此外，我国的翻译工程集中于英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集中在韩国、俄国、泰国、新加坡和阿拉伯地区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堪称凤毛麟角。深度上，文化的传播远不及语言的传播，典籍的传播远不及文化的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多停留在一些功夫、丝绸、茶叶等符号化的文化要素上，而对典籍中渗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非符号化文化形态呈中立甚至抵触的态度。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细分为以下几点：

1“.一带一路”沿线受众目标的复杂性。“一带一路”沿线共65个国家和地区，贯通四大洲、三大洋，覆盖三大宗教、四大文明、九大语系，地域、文化、语言的复杂性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地域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数量约占全球29.6%，面积约占33.9%，人口约占62.9%。宗教上，“一带一路”沿线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聚集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宗教类型。[2]语言上，“一带一路”沿线共计53种官方语言，且以印欧语系为主；少数国家拥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比如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为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英语。

2.文化典籍自身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具有含蓄温和、微言大义等特点，多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包含大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语境文化”和“本源概念”；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以“低语境”为主，受众目标很难理解中华典籍中的“阴阳”、“五行”等独有性文化概念。由此产生的翻译选择标准与策略原则较散乱。翻译成品中往往会出现中外文化错接、单方面灌输等问题。虽然国内外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具体的翻译标准。如“传神达意”、“三美”、“明白、通畅、简洁”、符合译入语文化和赞助者的期待等。[3]然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典籍翻译尚未做系统研究。

3.典籍翻译人才的稀缺性。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曾说：“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原因是我们中译外的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4]目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籍翻译人才相当稀缺。落后的教育是其主因。我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只有67种语言[5]，高校所有的语言专业只能涉及20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种，且规模、水平等与英语、俄语、法语、日语等较成熟的语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6]

4.典籍传播渠道的单一性。曲慧敏（2012）、鲍雅丽（2017）等学者都指出科技是跨文化传播的创新之路。但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多停留在传统的纸质媒介上。比如，于2016年成立的“一带一路”网络联盟在传播典籍方面效力基本为零。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在沿线13个国家尚未建成。同时，其教学集中于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教学困难重重；加上文化典籍投入成本高、周期长、回报低，孔子学院在典籍传播上更是力不从心。此外，中国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和整合国内外公共外交资源；中国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对于文化走出去的参与无论从意识还是从行动上都远远不够；通过文化贸易渠道和国际传媒渠道走出去更是刚刚起步。[7]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走向“一带一路”沿线略显疲弱。

三.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语言建设

（一）立足受众，针对性建设典籍语言形式

语种是语言形式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语种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主要为原著形式（汉语）、国际通用语形式（英语）和国家通用语形式（官方语种）。汉语毋庸置疑是展现典籍文化精髓的最佳载体，但是立足受众，官方语种才是最容易被接受的语言载体。此外，英语在多数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一些西亚国家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语言还是一种外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阿酋联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而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教育领域，阿联酋中小学除阿语课和宗教课，大多把英语作为统一的教学语言。[8]因此，这三门语种在典籍传播中应该呈阶梯性，即官方语种优先，英语次之，汉语最后。

因地缘性、历史性因素，短期内在“一带一路”沿线实现典籍的全面传播挑战巨大，所以可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展开。比如“一带一路”沿线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有14个，除埃及外都属西亚地区，因此可以形成一个以阿酋联为“点”的“阿拉伯文化圈”。以阿酋联为传播重心，跳跃式地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二）立足内容，多样化建设典籍语言需求

1.策略需求：典籍翻译策略的灵活化

典籍的翻译是传播的基础。以往译者会采取“格义”[9]的方式翻译“为我独有”的文化要素。格义”即以源语中的文化概念去异化目标语中的文化概念，注重语言原始内涵，具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文化“误读”，降低“文化折扣”，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高层次读者的学术研究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传播受众的接受能力，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普适性，我们要采取“反格义”的方式对源语文化进行“使外国化”处理，即用外语中的概念比附中文。此间，典籍语言要力求生动形象，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

为提高典籍翻译的效率，为译界提供较为规范的翻译原则和策略，有必要建立“一带一路”文化典籍翻译数据库。该数据库需纵向考虑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水平与横向考虑不同国家及文化圈的文化差异，分化出多个小数据库，从而为典籍中较难处理的文化要素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2.人才需求：典籍翻译团队的成熟化

针对典籍语言，打造成熟的典籍翻译团队，首先必须培养大量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专业性人才。比如，加大资金建设，在语言类学校普及沿线国家官方语种课程，在非语言类学校开设重要的语言专业（如族际通用语）；在高校建立“一带一路”典籍译介研究站，形成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链接；加强国内外高校的语言人才交流，尤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签订语言伙伴结对与输出协议等。

典籍翻译是一项跨学科的工程。译者不仅要具备熟练驾驭双语的能力，包括扎实的古文功底、目的语运用才能等，还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对文化冲突的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通晓等。译者的水平、能力决定了被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质量。因此，典籍翻译团队对复合型人才更是汲汲渴求。

另外，加强国际联系，建立由国内外译者组成的专业性和复合型人才智团，进行本国译者合译和跨国译者合译，修复当下翻译界出现的断层现象。此外，译界可运用科技，通过提升机器语言能力，让人工智能走进翻译领域，提高语言的精准性，分担人工翻译工作量。

（三）立足媒介，多渠道建设典籍的语言传播

语言传播需要一定的媒介，媒介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手段和工具的具体化。狭义上，媒介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广义上，传播媒介也可以是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10]媒介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新媒体的创新传播

新媒体包括网络媒体、数字广播电视媒体和移动媒体，具有便捷性、丰富性、大众性、交互性等优点，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提供了一条破茧重生创新之路。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官网，网民可通过视频、图片、歌曲、游戏等了解典籍，并自由选购电子版或纸质版图书；在“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中推出典籍趣读讲坛频道，同时推广典籍影视作品；开发典籍学习软件，为沿线民众定制个性化典籍学习方案，通过游戏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使严肃的文化典籍变成娱乐伙伴。

2.孔子学院的教育传播

孔子学院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中华文化的“门面”。利用教育的形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首先要使孔子学院全面覆盖沿线国家。其次要加强孔子学院教师全方面的培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尤其注重对文化典籍的敏感性。再次，加强典籍文化课程的跟进，编写与汉语水平相对应的文化典籍系列读物，在HSK（汉语水平考试）中增设文化典籍的考题。最后，还可以将孔子学院主办的“汉语桥”比赛全面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重视考查文化典籍常识。

3.多主体的全面传播

政府是典籍传播的主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需要政府统筹布局。如建立典籍交流平台，让“一带一路”沿线读者自由发表见解；加强西部地区的对接，利用地缘优势展开典籍语言服务；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培养典籍文化素养。此外，企业要重视打造文化典籍品牌，多开展典籍图书展等活动。民间团体也要相应号召，向外推广读书节、宣传周等活动，吸引“一带一路”沿线民众参加诗词吟诵、古典戏曲表演等比赛。最后，个人也要承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重任，学习典籍知识，将传播落到实处。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困境，并从静态（语言形式、语言需求）和动态（语言传播）两方面考量典籍的语言建设，提出具体化策略。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是一个细水流长的过程，是否可以依靠潜力无穷的科技减轻传播阻力、弥补传播漏洞，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可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