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向俊宇

从十六世纪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更在19世纪成为了列强欺凌的对象，曾经的天朝上国，世界第一，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原因是自从商鞅变法后就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商业不发展，商人社会地位低，造成了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活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便选择了闭关自守，最终自己是闭门造车，然后就被重视商人地位的西方国家给赶超了。笔者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谬论，真正导致中国走向衰弱，让中国“闭关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阶级。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导致的就是不重视商业，不重视商人社会地位的表现。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商人们赚到了财富，还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去买田地，毕竟古往今来，最保值最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然后商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到扩大生产上，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开花结果，中国也就失去了步入工业化时代发展的大好机会，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朝，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其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在货过程中被易族杀害，其子孙发兵伐易，商族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商被周灭后，商族人由统治阶级变成了奴隶，生活每况愈下，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起了贸易。久而久之，商族人就被视为做买卖的人，后来人们把做买卖的商族人统称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1]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商业市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处商就市井”[2]，但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控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鲁国有贾正等官吏来管理市场。[3]可是因那个时候的战时体制，一切都是为了强国强兵，为了战争而准备的政策，自然希望一切所得都能成为运转战争机器的物资，主要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为发展和扩大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代虽然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和大商人。

春秋战国时著名的六位商人是：白圭、子贡、吕不韦、管仲、弦高、范蠡。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他曾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越王勾践复国后，范蠡萌生退意。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在这里他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道、儒、法相济的思想、人格特征与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4]

先秦每一位富商，无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但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革新，“奖耕战、抑商贾”，把农业生产放在富国强兵的首要位置而对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业及商人采取了抑商政策，商人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也出现了“贱商”的看法。晋人傅玄在《检商贾》中就说：“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商人的态度极其矛盾，既分享劳动成果又鄙视其身份。[5]“重农抑商”的理论和儒家学说“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深入渗透到中国各阶层意识中，“贱商”政策奠定了轻商思想基础，长达两千年。[6]

汉朝建初，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统一，历经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汉初已经是一个非常虚弱，非常贫困，极度物资匮乏的时代，这个时候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要想吃得饱，那么就先搞好农业生产建设，而无需去市场上交易，只有当自给自足的生产物质满足不了或者有了剩余产品时才需要去与别人交易。也就是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后，再去解决精神文明上的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展商业。

文景之治后，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低，可是商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当时俗谚流传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7]，甚至是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就是汉朝打通并发展的。西汉(公元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在汉武帝时期，又开始奉行“富国抑商”政策，汉武帝用政治权利将全国的物资统征到战争需求当中，商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直到战争停止，汉朝的商业又开始繁荣起来。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乱世，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弃旧图新的时代，新旧交替，人民和时代都在不断选择中，并为未来的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汉制度多数瓦解，世兵制、租调制、屯田制、府兵制、均田制、胡汉分治制等登上历史舞台，各个政权在新旧制度、治国思想、方法上进行了尝试和选择，以加强国力，进而统一全国。[8]这一时期政治割据，战争连绵，是中华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政治上士人大多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耽于清谈。经济上，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代，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族相互学习，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南北经济趋向平衡，江南得到开发，开始赶上北方。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基础。[9]

隋唐时期，“开皇之治”为当时的中国积攒了无数的社会财富，老百姓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即便经过隋末唐初的连年战乱，李唐统一后，经过贞观前期的几年发展，就迎来了新的盛世。然后商业社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主要的表现是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繁荣，商业氛围最好的城市，而且没有之一，李世民为了掌控国际贸易，灭高昌，威服西域诸国，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获得了西域霸权，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了隋唐繁荣的重要组成因素，成就了“开皇之治”和“贞观之治”。中间由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短视和失策，西域霸权一度丧失。后唐玄宗重获西域霸权，直至安禄山之乱。然而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唐朝时期开辟的中国到欧洲的商道，继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

大唐商业虽然繁荣，商人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是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商业是从属于政治的，商人地位是低贱的，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商人并未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和有效的官商勾结，唐代商人的财富往往成为封建国家、权贵、藩镇掠夺的对象。

唐朝的富商大贾很多，但最活灵活现的莫过于《酉阳杂俎》中描述的裴明远了。裴明远本是个回购废品的小贩，虽然姓‘裴’却赚了大钱。有了钱之后，他在金光门外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一块满是瓦砾的荒地。为了淸除这满地的瓦砾，他想了一个好办法，在地头树一根木桩，再挂一个筐，吸引少年子弟检拾瓦片击筐，中者有奖。没过多久，地上的瓦砾便被孩子们一拾而空。不知道这是不是篮球的雏形，但肯定是商业与娱乐业相结合的最早记载。荒地清理出来后，裴明远便在地里种起了果树，同时租给牧羊人做羊圈，羊粪蛋正好又成了果树最好的肥料。春天果树开花的时候，他又在果园里养蜂采蜜，把一块不毛之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现代生态园区。裴明远的这套循环经济的组合拳，不但折射出了唐代商人商业模式与商业思想的自由与成熟，也折射出了唐朝政府对待商业与商人的宽容与肯定。唐太宗听说了裴明远的事迹后还大加赞赏，直接调入中央当上了中书舍人、太常卿的大官。

不料，唐朝政府对待商人的这种宽容与肯定，却也为自己的最后覆亡埋下了祸根。原来，致使唐朝彻底伤了元气的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牙人出身（现在叫做经纪人的商人）。商人做得没什么名，却差一点要了唐朝的命。牙人出身的安禄山最终没能直接要了唐朝的命，但两个私盐贩子却直接要了唐朝的命。这两个私盐贩子一个叫王仙芝，一个叫黄巢。这二位因为得不到贩盐的资格而走私，为有效走私而武装，又因没有出路而造反，最终成为唐朝最为重要的掘墓人。说伟大的唐朝成也商人，败也商人，绝不为过。

唐朝是我国历代经济，外交都比较鼎盛的时代，当时唐政府鼓励各使国来唐贸易，当时的经济中心都城长安，吸引大食人、波斯人不远万里前来长安经商。其次，唐朝民风比较开放，对商人阶级虽然不是很重视，但是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老庄的“无为而治”的道教宗旨在唐朝地位被确立为正统，为唐朝商人经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也出台了一系列扶商政策。在唐代，官商法律地位最高，商业受政治权力干预较强；商人实际地位远高于农、工；到了唐中后期，商人地位仍在提高，但提高的程度有限；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唐代商人的法律地位，上承秦、汉之统，下启赵宋之新局面，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10]

宋朝对抑商传统有所松动，允许商人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善和提商，一些官吏也兼营商业。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进一步推广，使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增多，宋代的商业繁荣起来。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六月，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11]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束缚的商人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在中国古代全部建立的政权中，宋朝的政策把士农工商放到了平等的地位。所以宋朝的文化水平超过了历代，达到了文明的巅峰，经济发展也是历代之首，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宋京城汴梁的繁荣程度。[12]

虽然宋朝的财力和经济各方面都不次于唐朝。但它的政治环境和安全局势限制了商人的发展，当时宋朝时刻处在大辽、金、西夏的包围下，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北宋始终没有统一周边的少数民族，最终更是被金灭掉。南宋偏安一隅，更是没有陆上外贸的条件，所以宋朝只能向东南沿海发展海外贸易，开创航海贸易。但是后世帝王都忽视航海，明朝航海浅尝辄止。宋朝每年都要拿大量的岁币交给外敌来换取暂时的和平，哪有财力保证一个稳定的经商环境呢，富商大贾可以通过科考、贿赂、买官、联姻的方式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占商人绝大多数的小商人更多的处于社会低层。他们是政府剥削、压榨的对象，也是各级官员敲诈、勒索的目标。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就向利润较高的商业开刀，通过提高商税、垄断专卖等措施强行分割商人的利润。“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13]“商贾往来，不出襄境，境内二十里而有三税。”[14]

元朝建立后，世祖忽必烈全面推行汉法，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工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表现在商品产量的提高和国内外商业的繁荣两个方面。《元诗选》载，“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湓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在商品发展的其础上，元代商业十分繁荣，马可波罗在其游记谈到，大都的商品盛况“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来集于此城。”国内各省“百物输入之众，有的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城内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珠子市、铁器市等。大都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和货棚。”郊区建有许多旅馆，以“供各地前来的商人和因事来京的人居留之用。”他说：杭州“在庄严和秀丽上，的确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每星期有三日为集市，“有四五万人”带着各种物品来此贸易。市场上的商品“不可胜数。”除大都外、杭州外，北方的西安、太原、大同、济南，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等城市商业相当繁盛。元代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就其通商范围和贸易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代。南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200种。据《（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元代达到140多个，品种250种以上。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

元政府对于商人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一是保护财产安全。在商旅往来的水陆交通要道上“遣兵防卫。”二是积极鼓励通商。“减上都商税”“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三是免除西域商贾憷泛差役。四是许多贵族和寺院僧侣经商有免税特权。元朝的商人大多属于“色目人”，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厚待遇。元代商人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为中国和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元代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优越，但中小商人地位却十分低下，政府对他们管制严格，营运上没有自由。特别是私盐贩子日子不好过。他们与政府经常发生禁止与反禁止、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除盐商外，其他中小商人为了反对元朝政府的剥削和各级官吏的百般勒索，也积极参加农民的武装斗争。淮东的张士诚原来也是个“以操舟运盐为业”的小商人，他们天然的反抗精神和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社会阅历，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和重要骨干力量，在推翻蒙元王朝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5]

转眼就到了明朝，在明朝初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争议颇大的事件，也就是“郑和下西洋”。历史课本上对郑和下西洋除了歌功颂德之外，最大的批评就是郑和下西洋是做亏本买卖，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找建文帝，是为了送东西给番邦，换取他们来中国朝贡，满足永乐大帝的虚荣心。郑和下西洋确实有免费赠送一些中国的东西给东南亚、南亚，甚至是非洲的一些番邦国家，可实质为的却不仅是永乐皇帝的虚荣心，而是要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朝贡体系。明朝生产出大量的物资，诸如番邦贵族百姓喜欢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同时明朝的贵族百姓也希望用上番邦的香料、奇珍、珠宝等，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商业需求，当时明朝与外国的贸易量是很大的，于是永乐帝就派郑和下西洋，宣扬赫赫国力和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力，吸引番邦前来朝贡，朝贡的使者并不是只带着几头大象，几座珊瑚，还会有大量的随从人员，主要是商人，这些外国商人带着大量物资随使团来明朝做交易，郑和的宝船就起到了运送这些物资，及维护商路安全的作用。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可是双方交易，掌控住什么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呢？那绝对是定价权，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你够强，你才能做标准，然后就能用标准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而当时的大明王朝就是中外贸易的标准制定者，掌握着中外贸易的定价权，外国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卖多少钱，要什么样的品质，大明朝说了算，大明卖给他们的东西，卖多少钱也大明朝说了算。也就是说比如番邦商人一斤香料，他觉得值十两银子，可是大明朝说只能卖五两，你就只能卖五两。大明朝的一批丝绸，他们觉得只值一两，可是大明朝要卖五两，你也不得不买。掌握了定价权，大明朝获利何止万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中一直奉行的“朝贡体系”，在这种体系内，依然会给外国商人一定的利益赚，永乐大帝通过郑和下西洋建立起的这套朝贡体系，谋取了巨额的财富，支撑着北击蒙古，南伐安南，修永乐大典，通大运河，迁都北京……所以说，当时的对外贸易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为了夺取这份大蛋糕，大明朝时期形成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开始组团忽悠皇帝，忽悠百姓，他们对永乐大帝的盛举歌功颂德，却不会告诉皇帝和百姓，做这些事是需要钱的，毕竟组建宝船船队下西洋，一开始是需要朝廷拨款的，只有等船队回国后，才能开始赚钱。说郑和下西洋要投入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是祸国殃民之举，是导致永乐朝晚期朝廷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甚至到崩溃边缘的最大原因。他们不继续投资，然后一些根本上看不到郑和下西洋所带来巨额暴利的鼠目之士，还以忠臣自居，烧了郑和下西洋的海图，绝了朝廷继续下西洋的决心。随后倭寇问题越来越严重，利益集团忽悠皇帝说必须海禁，阻止沿海豪强或百姓和倭寇勾结。海外贸易这份蛋糕就开始分给了利益集团，主要是南直隶党（后来称东林党）和浙党的手中。熟知明史的都知道最大的倭寇汪直，其实是中国人的事情，他曾是海上霸主，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朝廷开海禁，通过他的手及海外贸易，给明朝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还能整治倭寇，他当时就是日本的一个王，曾说有能力将日本甚至东南亚都变成为大明朝的“殖民地”。胡宗宪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被忽悠上岸的汪直却被杀了，胡宗宪也被将他捧上位的严嵩冤枉，最终自杀。汪直和胡宗宪的理想也随他们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利益集团就通过走私的方式和海外贸易，从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诸如以清流领袖自居的徐阶，他家族的财富比严嵩还多，单单土地就是几十万亩。后来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背礼”娶天下第一名妓柳如是并为她在虞山修了座壮观、华丽且颇有情调的“红豆馆”和“绛云楼”。[16]不仅有东林党和浙党利益集团，在北方还有晋党，嘉靖时的晋党领袖人杨博，是晋党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包庇他们和蒙古、女真人走私贸易，女真人强大背后有晋党一大功劳，所以到了清朝，晋商还成了皇商。明朝中后期，利益集团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权利斗争，各利益集团也开始形成了对朝廷的控制力。在嘉靖皇帝的有意引导下，“朋党”只要不是一家独大，不威胁到皇帝的位置，嘉靖帝就踩平衡，各利益集团斗争的同时也在妥协，通过手中的权利影响朝廷的施政方针，壮大自己的势力，明朝末年徐阶为首的东林党灭了严嵩为首的江西党，又打败了浙党，浙党投靠了阉党，导致了阉党魏忠贤的一家独大，于是崇祯帝又用东林党灭了阉党。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朝廷政策的倾斜壮大自己，所以在明末江南依然繁华如初，秦淮八艳就是江南依旧繁华的代表，且不顾晋党利益，要求朝廷对商人征低税，对农民却横征暴敛，对北境边防不重视，说辽东边防出问题是武将不给力，将士不用命，反正就是拿着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利益而弹骇压制其他势力，于是辽东将士和北方人民不满，晋党也不满，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晋党和辽东的吴三桂引清入关，明朝没了，东林党也被清人屠杀殆尽。

在明朝中期之前的中国，利益集团都是被朝廷控制的，他们能成为皇帝手里的一把刀，可以用来活跃商业，丰富百姓生活，也可以掌控他们的财富用于战争或其他需要。可是明朝中后期，利益集团掌控朝廷，为了自己的利益，建议朝廷海禁，中国外交及贸易开始弱后，但在境内，给了商人更多的政策倾斜，更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大明朝灭亡，造成中国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是利益集团的形成发展，最后让朝廷和利益集团的从属地位发生了转变而造成的。

清朝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一些大商人开始走上仕途，著名徽商胡雪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胡雪岩是晚清时期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他能够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暴发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人，而且还摇身一变，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书写了一段离奇缤纷的人生传奇。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他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雪岩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17]

明清时代，以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在中国兴起，中国的商业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商帮崛起的地方，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也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鸦片战争使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贸易之重要，中国出现了“绅商”阶层。它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体，有关学者称，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此后，“官督商办”、“合办”更加重了这个特点。

20世纪初，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成立，它是近代的产物，通过商会这一组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良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