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的误读

邓玉洁

一

中西比较诗学一直在追求互见互识，而文本是传播交流的媒介，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文论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论说方式上逻辑的暗含性特征[1]，使得理解和翻译中国文论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解读也极具启发性。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做出了新的尝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用直译的方法，即逐字翻译的方式翻译中国经典，力求使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与中文原文做到最大程度的贴合，“以便能让英文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2]。但也因此，他的翻译不太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显得笨拙、生硬甚至有些难以理解。虽然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理解和翻译中国文论的过程中，在语言、论说方式、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他也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受其影响，但还是出现了误读、误译的情况。

本文试从《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作者对中国文论的一些误读之处着眼，分析误读产生的原因，并对这种直译方式进行适当评价。

二

“字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翻译的原汁原味，但这种方法难以避免误读的产生。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的误读，基本属于无意识的误读，主要有以下四个层面。

1.套用现代汉语造成的误读

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很大差异，许多字词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往往全然不同。基于汉语的博大精深，西方汉学家虽然已经十分精通汉语，但也难以面面俱到，他们有时会用某字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意思来理解古文，从而造成误读。直接套用现代汉语造成的误读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约有三十处。

先来看《诗大序》中“诗言志”这一经典语段的翻译。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The affection（情）are stirred within and take on form（形）in words（言）.If words alone are inadequate,we speak them out in sighs.If sighing is inadequate,we sing them.If singing them is inadequate,unconsciously our hands dance them and our feet tap them.[3]

在此段中，作者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之”作代词处理，把“之”翻译成了them，代指前面的affection。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前文的“言之不足”“嗟叹之”“永歌之”的“之”作代词理解，指代“情”。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之”一般不作代词理解，而是看作一个无实意的助词。后来人们常省略“之”而直接使用“手舞足蹈”一词，亦可佐证。这句话最后的四个“之”作代词理解是不合适的。

刘若愚在翻译这段话时就没有将“之”作代词来处理：

When an emotion stirs inside,one expresses it in words;finding this inadequate,one sighs over it;not content with this,one sings it in poetry;still not satisfied,one unconsciously dances with one’s hands and feet.[4]

不知宇文所安在这里是因为误解了“之”的用法，还是为了刻意追求贴合原文句式的“字译”，才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虽然这样的翻译略显生硬，但不得不承认，从本段整体的形式上讲，宇文所安的翻译更符合中文原文的模样。

在对《典论·论文》一文的翻译中，也出现了一处明显的误读。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自骋骥騄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是指，七子各自的才能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足以并驾齐驱。“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指七子都只看到自己的长处，所以他们之间难以相互敬服。

作者对此句的翻译如下：

Yet they have found it most difficult to have all gallop together a thousand leagues,side by side with equal pace on their mighty steeds,and thus to pay one another due respect.[5]

可以看到，宇文所安将“骋骥騄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作为了“found it most difficult to”后面的两个分句。此句的译文大意为：他们难以一起驰骋千里，以相同的步伐骑马并驰，并互相给予适当的尊重。

在原文中，曹丕用马并驰来比喻七子的才能相当，并不是骑马并驰的意思。而从“咸”“自”二字中可以看出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是七子因才能相当而难以相互敬服，并没有译文中难以骑马并驰的含义，这里的翻译无疑是对原文的误解。并且在翻译中，“骋骥騄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意思不再是“才能并驾齐驱”，而含有了“相互敬服”的意思。[6]

“刘桢壮而不密”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刘桢写作风格的评论。宇文所安将“不密”译为“holds nothing concealed [密 ；i.e.，in reserve]”。他认为，“密”是隐秘或躲藏的意思，是一种“显示思想或性格的某种保留和藏在里面的丰富性”的特质。[7]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对“密”的理解比较接近于“含蓄”一词。

笔者认为“密”不是隐秘，而应理解为细密，理由有二。

其一，从其他人对刘桢作品风格的评论可以推知。壮气盛是刘桢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如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刘桢诗为“仗气爱奇……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8]；《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9]；刘熙载的《艺概·诗概》中有“公幹气胜，仲宣情胜”[10]的评价。且批评家们常把刘桢与王粲作比较，刘桢风格承自“风”，故诗文“雕润恨少”，清健质朴；王粲诗则文辞秀丽。[11]

因此，刘桢的诗赋之“壮”是壮气，指气势雄劲。曹丕所说的“密”作为与“壮”相对的一组词，指文辞的华美、细密，“不密”是指刘桢的作品语言质朴，在辞藻上不那么丰富华美，文理情感豪壮而不那么细密。

其二，从文言文的表述习惯上看，古文中一般用“隐”、“不露”等词来表示隐藏、隐秘，这是“密”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意义，在古汉语中一般表示周密、细密的意思。

因此，宇文所安将“密”理解为隐秘是不对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可能并不了解刘桢的作品，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此外，在《文心雕龙》的翻译中也多次出现此类误读。

《文心雕龙》主要为四字骈文，句子的含义常常无法直接从字面理解，也有许多句子有多种解读，因此比较难以逐字翻译。所以宇文所安是在参考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的基础上，按照周振甫的现代汉语释义进行翻译的。相比于《诗大序》和《典论·论文》的翻译，此篇在句法上、表达习惯上更符合英语表达一些。

但作者的翻译依然是在遵循“字译”的前提下进行的，此篇用“字译”的方法翻译时，出现了误读或让人较难理解的情况。

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作者将“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译为“Only then can the butcher,who cuts things apart mysteriously,set the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sound.”译文中，“玄解之宰”意为“玄妙地解剖东西的宰夫”。

周振甫对“玄解之宰”的解释为“深通事物奥秘者”，“宰”即主宰，指心。[12]“宰”作“心”理解是有依据的。“真宰”一词在《庄子》中多次出现，陈鼓应认为，“真宰”即真心（身体的主宰）[13]。周振甫此解与陈鼓应相同。不过，《文心雕龙义证》对“玄解之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用了《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宰”意为宰夫，指庖丁，以此比喻造诣极高的作家。[14]

这样看来，宇文所安像是用了“宰夫”的解释，但笔者认为他在这里不是因为将其作为庖丁解牛的故事理解才这样翻译的，而是误读。之所以这样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方面，宇文所安将“宰”译为the butcher（宰夫），但后半句中set the pattern（定墨）与宰夫的行为之间并无联系，整句话的语义是不连贯的。

另一方面，宇文所安没有为“宰”加注释。文本中化用典故的地方，作者均加有注释，并会在其中写明典故来源，但此处却没有。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将“宰”翻译为宰夫并不是因为将其看作是化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而是误读。

第三，在这两种释义中，笔者更认同周振甫的解释，“宰夫”这一理解有些牵强。如果这句话用庖丁解牛的故事作比喻，后半句的“声律”还可以理解为庖丁解牛时“奏刀騞然”之音，但“定墨”二字在句中则无法理解。在这句话中，“定墨”即落笔，“声律”指在音节方面的写作技巧，此二句的意思应为懂得玄妙道理的心，可以找到恰当技巧来写文章，郭绍虞也是将这句话作此理解的[15]。

因此，我们反观译文不难推测，宇文所安的翻译是因为将“玄解之宰”依照现代汉语的字意来理解，从而产生了误解。

2.表述方式的差异

古汉语的表述方式的不直白也是造成误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古汉语中，逻辑表述并不像西方那样直接，它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暗含的。宇文所安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在解读中国文论时偶尔也会出现逻辑理解上的错误。不过，他对古汉语的理解总体来说是非常到位的，因此在书中只有少数几处出现了此类误读。

在分析《二十四诗品》“含蓄”一品的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时，作者对“风流”与“含蓄”之间逻辑关系的把握与原文相悖。作者认为司空图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只有在不外露的时候，也就是处于‘含蓄’状态的时候，‘风流’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16]。简而言之，就是“只有含蓄（不用直白的语言），才能尽现风流”。

而笔者认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思为“含蓄是没有用直白的语言表达所思所想，但是字里行间风流尽现”[17]，即“只有不使用直白语言让风流尽显的，才是含蓄”。由此可见，宇文所安将“风流”与“含蓄”的关系弄颠倒了。

四字骈体文在表述上也用语简省，有时省略了一些重要的介词，从而使文句的逻辑关系变得不易把握。《文心雕龙·神思》中“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一句即是如此。

原文中“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意思是“要在没有形成的文思中孕育内容，要在没有定形的文思中刻镂形象”[18]，即在神思活动的过程中，内容还未形成，还是“虚位”“无形”的时候，需要加以“规矩”和“刻镂”[19]。若用较为完整的表述，即为“规矩于虚位，刻镂于无形”。“规矩”与“刻镂”在这句话中是指文学创作活动。

宇文所安将其译为“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still hollow positions;and the cutting or carving as yet has no form”（规矩是虚位，刻镂是无形）。从作者对这句话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将“规矩”“刻镂”误解成了某种文学形式[20]，神思是要被放入这种文学形式中的。笔者认为依照原文的意思，应将其译为“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set in hollow positions;and the cutting or carving is done in no form”。

3.意义无法完全契合

在翻译中，英文词的意思常与汉语无法完全契合对应，如一些比喻、读音相同具有双关或引申意义的字词、禅学用语等，从而造成了部分意义的缺失，此类情况在书中约有5处。

例如第一章中，作者选取了《孟子·公孙丑上》中“遁辞知其所穷”一句，译文为：

When someone’s words are evasive,I understand how the person has been pushed to his limit.

它的大意为当一个人说话闪烁其词时，我可以从中知道他是如何被推到极限的。在这里宇文所安将“穷”作穷尽理解，这样使翻译不是非常准确。“穷”在这句话中指理有所穷、理屈词穷，它不单指穷尽，而是因理亏而词穷的意思。因此原文的大意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辞闪烁知道他是理亏而无话可说。但译文中没有表达出闪烁其词是因为理亏的这层含义。

在这一章还有对《尚书·舜典》中“诗言志，歌咏言”这一经典话语的翻译。

The poem articulates what is on the mind intently;song makes language last long.

“歌咏言”原本指吟咏，后来被注疏家们引申出长久保存的意义，宇文所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汉字“詠”（咏）由“言”和“永”两部分组成，因而具有双重含义，是一个重言式的陈述。[21]但是在英语中没有一个同时具有“吟咏”和“长久保存”两种含义的单词，因此，宇文所安选择了保留这句话的引申义，而舍弃了“吟咏”这一原始意义。或者说，宇文所安将吟咏理解为拖长字词的音韵，翻译也有些许此意，但表现得不明显。

为了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减少因语义缺失造成的理解不到位，译者们采用了许多方法加以补救。宇文所安就在分析和评论中进行了解释，刘若愚则在翻译中直接进行了补充：

Poetry expresses in words the intent of the heart (or mind),songs prolong the words in chanting.[22]

其中，“prolong”一词指延长、长期保留（to make sth last longer），“chant”意为吟咏，这样即使没有解释说明，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理解到这两层含义。这两种翻译各有千秋，只是因为宇文所安主要为了说明“文”的“行远”特征才更加侧重于长久留存的意义。在译者理解了原文多重含义的时候，翻译时对意义的取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再如《沧浪诗话》与《原诗》的章节选译中都出现的“参”字。

须参活句，勿参死句。

One must practice vital lines,not dead lines.[23]

又如禅家之参死句，不参活句。

……like a Chan master's using dead lines and not lively lines.[24]

“参”也包含了是探究并领悟两层意义。宇文所安在这两处使用了practice和use两个完全不同词语翻译“参”，但都与“参”的意义相去甚远。

4.文化差异

上述误读主要是由于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之间的语言差异造成的。不过文化差异也是中西文论互释过程中的又一大不可忽视的障碍。文化差异会使译者对中国文论的理解不到位，从而造成误读。虽然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很深的了解，但也有没照顾到的地方。在书中最明显的一处在《诗大序》中“谲谏”一词的理解上。

《诗大序》在论述“风”的作用时说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宇文所安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翻译：

When an admonition is given that is governed by patterning（文）,the one who speaks it has no culpability,yet it remains adequate to warn those who hear it.In this we have feng.[25]

我们将其与刘若愚的翻译作对比很容易发现问题。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这句话的翻译为：

When the main intent is set to music and the admonition is indirect,then the one who speaks does not commit any offense,while it is enough for the one who listens to take warning.Therefore,it is called feng(airs/moral influence/admonition).[26]

可以看出，在“谲谏”一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二者有很大不同。“谲谏”指用隐约的言词谏劝而不直言过失[27]。它包含了这样一个关键信息——用于讽谏的话语是不直白的、隐约的、委婉的。宇文所安采用的翻译“an admonition is given”只有“谏”的含义，而没有表达出隐约、不直白的意思；刘若愚则用了indirect（间接的）一词点明了这层含义。因此，在“谲谏”一词的翻译上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对它的理解还不到位，这使他下文对这句话的分析出现了误读。

作者在对其进行分析解读时认为，“风”是在非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说话人自然没有考虑到，如何尊重对方，应当注意礼貌”[28]。在作者看来，用“风”这一类诗对他人进行讽谏时，言辞没有表现出礼貌和对听者的尊重。

出现这一误读正是因为宇文所安没有准确理解“谲谏”的含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用隐约的、间接的、不直白的语言讽谏正是出于一种礼貌，是为了不伤害到对方，体现出说话者对听者的尊重。这是中国非常鲜明的语言艺术，在记载论辩的作品中很常见，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五十步笑百步”等。可能由于西方文化比较讲求语言的清晰直白，不崇尚这种“兜圈子说话”、“话中有话”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宇文所安才没有理解“谲谏”这种语言行为的文化内涵。

三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跨越两层障碍：一层是英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一层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这两层障碍是造成误读的根源。

正如宇文所安所说，传统中国诗学的术语“处在一个随历史而不断沿革的结构之中”[29]。它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以及人们对其的不断阐发中逐渐被定义和再定义的。这些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积淀的术语拥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加之其概念不如西方术语的概念那样精确，因此在英文中很难找一个固定词语到与之在意义上完全对应。针对这一层障碍，西方学者通常采用汉语拼音[30]或加注释[31]的方法对术语进行翻译。

而第二层障碍是对翻译者语言功力的又一大考验。有许多字词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相去甚远，西方学者有时会因为对古代汉语的掌握不够娴熟而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对中国文论的误读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中西语言表述方式及文化上的差异也是造成误读的重要原因。这些误读有可能会给西方学界和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

中西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中西文论的通约困难重重，文本意义的改变或丧失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宇文所安也深知这一障碍，因此他说：“其实有什么最佳的翻译，只有好的解说。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32]所以，中国文论不可能被翻译得尽善尽美，只能在形式和意义上尽量贴合。

宇文所安在本书中一反汉学家们常用的“优雅的翻译”，更多地考虑了翻译与原文形式上的契合，追求译文与原文字句上的对应，因此在译文中有许多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之处，显得有些笨拙、生硬，比如 literary man（文人）、shallow person（浅者）、spirit thought（神思）、literary works（文章）、human pattern（人文）、Patterned Language（文言）等词汇。不仅词汇，在语段上也是如此，如前文《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段，宇文所安的翻译保持了中文表达的顶针形式，但读之略有拖沓之感；而刘若愚的翻译则更符合英语表达，读起来比较顺畅，但却无法让读者从中窥见中文原貌。

直译与意译各有千秋，我们无法断言到底哪种翻译方式更好。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宇文所安的翻译是可取的。虽然在有些地方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和翻译方式等原因导致了误读，但瑕不掩瑜。作者基本上同时兼顾了文本的意义与形式两方面，这对于想要深入学习中国文论的西方读者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不过，这样的翻译可能更适合于有一定中国文论基础的西方读者而非初学者[33]，它更像一部学习中国文论的进阶篇，因为直译的方式使得本书的翻译对西方读者而言有些过于晦涩。

当然，国内学者对他的翻译也有一些批评之声，如刘蓓蓓认为，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苍白的西式话语”，没有保留原文的风格和特色，比如宇文所安对《典论·论文》的翻译没有了原文的气度和工整的对仗[34]；伍凌批评宇文所安对一些核心术语的翻译有故弄玄虚之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等[35]。

虽然宇文所安的翻译并不完美，学者们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但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汉学家而言，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他在中国文学、文化上的深厚积淀。由于语言的差异性，要做到翻译与原文的完全契合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诗学语言幽古深奥，有时中国学者理解起来都是有难度的，即使将这些作品译成现代汉语，也会感觉到译文破坏了原文的丰富内涵，再由现代汉语译成英文便又隔一层。因此，我们不应要求太过苛刻。

并且为了弥补翻译的不足，宇文所安用注释对翻译作了补充，以关照中国文论所在的历史语境与特殊性，尽可能地减小了因翻译可能造成的意义流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误读。任何一部文论经典都不孤立的，它的内涵与当时的历史、文化都切实相关。在此意义上，宇文所安通过对诗学经典的翻译，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了巨大贡献。

因此，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采用的翻译方法，是中西诗学交流的一种新尝试，它可以帮助更多西方学者大致了解中国文论的原貌，也对中国文论及中国文化在西方更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有重要意义。同时，他独特的视角和见解也为国内学者打开了理解中国诗学的新的窗户。

注 释

[1]中国传统与西方相比不重视概念的准确性，在论说方式上，逻辑术语少，确定的因果次序往往是暗含的，因此原本清晰的论述一经翻译就变得支离破碎，让人难以理解。（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42页.

[4]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5]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63页.

[6]作者在对此句做分析时写到“他们不能‘仰齐足而并驰’”，可见作者将此句作“相互敬服”理解.

[7]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第65页.

[8][南朝梁]钟嵘：《诗品笺注》，曹旭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9][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义证》，詹锳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25页.

[10][清]刘熙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11][南朝梁]钟嵘：《诗品笺注》，曹旭笺注，第65页.

[1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98页。周振甫在《文心雕龙今译》中对“玄解之宰”的解释与前者相同：懂得玄妙道理的主宰，“宰”指心。（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第249页）.

[13]陈鼓应注：《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16年，第52-53页.

[14][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义证》，詹锳义证，第582页.

[1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16]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

[17]参见郭绍虞的注释：“不著一字于纸上，已尽得风流之致。”（司空图，《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1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 年，第250页.

[19][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义证》，詹锳义证，第984页.

[20]作者在本书第五章的注解[77]中，说自己采纳了周振甫在《文心雕龙注释》中的解释。作者将其理解为“在神思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念头尚未确定，还没有被选择和放入文学形式中”。（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318页）而周振甫在《文心雕龙注释》中的解释是“开始萌生的许多念头……还是虚位、无形。对于这些念头要依照写作的规矩来衡量，再加修饰刻镂”，这与他在《文心雕龙今译》中的解释是相通的。可见，宇文所安在这里误解了周振甫的意思.

[21]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28页.

[22]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第101页.

[2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457页.

[24]同上，第588页.

[25]同上，第47页.

[26]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2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28]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47页.

[29]同上，第15页.

[30]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他在译文中用汉语拼音对核心术语进行了标注，例如“wen”（文）、“tao”（道）、“ch’i”（气）。（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31]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术语集释》部分对中国诗学中的一些核心术语的含义进行了系统梳理.

[3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15页.

[33]在本书的《导言》部分，宇文所安认为，此书针对的读者有两类，一是希望理解一点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学者；二是初学传统中国文学的学生。（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11页）.

[34]刘蓓蓓：《以〈典论·论文〉为例看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的翻译局限》，《商业文化》，2007年07期，第136页.

[35]伍凌：《论典籍翻译中的过度诠释——以宇文所安所译〈文心雕龙〉的3个核心术语为例》，《外语学刊》，2014年第6期，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