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
——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王肖婧

(1.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多年来世界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减少贫困，但是至今贫困依然是全球范围内尚未攻克与消除的“毒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贫困问题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表现在贫困人口不仅仅能够脱贫，还能从脱贫状态再次返贫[1]。然而，传统的贫困研究中，贫困理论聚焦于静态的贫困状态或事实上，动态贫困问题往往被忽略。同时，贫困问题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展现，探讨的是家庭内部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数量不足以维持正常需求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研究框架下，默认的假设前提为，家庭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单位，家庭资源由内部成员共享。这个默认假设并不严密，它淡化了家庭内部个体成员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忽略了家庭内部的贫困问题，比如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他们往往通过分享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的劳动成果来满足生活需求，一旦家庭解体，家庭内部处于弱势的群体就会陷入严重的贫困状态。随着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以个体或特定群体为对象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关注，女性贫困问题首当其冲。 1978年，“女性贫困化”作为一个术语由Pearce正式提出，女性贫困问题也因此作为一门学问而引起广泛关注。女性贫困化研究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逐渐呈现出跨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与社会福利政策密切相联的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问题、女性身心健康问题、性别视角与微型金融反贫困问题等研究热点逐一涌现。而针对女性究竟为何更易陷入贫困，以往研究只是从家庭照料、劳动力市场、职业隔离与职业歧视、经济依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作用机理探讨。

二、女性贫困的重要解释途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与贫困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却联系紧密的概念，简单理解两者关系，可以认为收入差距是资源配置不均等的一种表现，它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极端、持续的收入不平等会引发贫困现象。贫困的内涵远大于收入不平等，致贫因素多种多样，收入不平等只能从经济视角解读贫困的发生机理，无法全面呈现贫困状态背后所蕴含的营养、健康、风险、教育、文化和政治权利等一系列因素。但不可否认，收入不平等所影响的经济状况的确是衡量贫困的重要指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对于女性贫困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Myrdal[2]与缪尔达尔[3]提出了著名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对贫困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来源于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和威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累积过程理论勾勒了一个经济上升的累积路径，通过“货币收入增加—消费品价格上涨—资本品价格上涨”的不断循环而达成。缪尔达尔继承了这一理论基础，并将其运用于分析整个社会发展过程。Myrdal[2]认为，社会及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由近代科学与工业技术进步引起的，还包括社会历史及文化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各种因素组合复杂、同时发生且相互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过程，需要对影响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在他看来，社会因素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某一社会因素改变会带动其他因素变化，这些被带动的变化因素会再一次对初始变化产生强化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就如此循环往复地沿着最初变化的方向变动。将这种观点应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则会更加明了，假设最初产生一个工人收入降低的变化，它引起工人生产能力降低、健康受损，低的生产能力和受损的健康状况又会进一步使工资水平降低，生活条件恶化，健康状况恶化程度加深，工人生产能力再次下降。反之，如果最初工人收入增加，整个循环过程则会呈现出相反的运动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先后的两次变化形成一个循环，且前后具有因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循环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具有累积效果，因而被称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循环积累效应同样适用于国家，正是由于存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原本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几乎无法产生累积上升的力量。缪尔达尔[3]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贫穷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传统经济研究中强调的自由贸易、自动均衡等都不适合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穷地区要改变落后局面，需要摆脱向下的恶性循环，借助向上发展的力量，扭转逐渐加大的差距。尽管缪尔达尔以国家或地区为分析视角，但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群体或个人，对于贫困群体而言，与非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使他们陷入恶性循环，只有缩小收入差距，遏制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贫困群体才能在动态演化的贫困过程中结束向下的循环力量，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恶性循环、打破贫困桎梏。

在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中，最初的变化因素及其变化方向非常关键，这几乎影响了之后一系列变化的发展路径。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差距来解读女性贫困这一现象，性别收入差距经过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扩大，不断强化女性弱势的经济地位，长期的弱势经济地位最终形成了女性相对贫困的状态。劳动力市场上女性与男性相比的收入差距可以视为最初的变化因素，较低的收入影响了女性为获得更高劳动力报酬的各种投入，进而产生了“低回报—低投入—更低回报”的恶性循环。劳动力市场上的较低收入，像一个魔咒牢牢将女性禁锢在弱势的经济地位上，使得女性相较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仅从经济角度衡量，收入差距是因，女性相对贫困是果，收入差距状态的积累，强化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事实，造成了女性的贫困循环。

性别收入不平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于其影响广泛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不少学者聚焦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断拉大的两性工资差距。起初，两性的工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性别工资收入差距才逐渐拉大，学界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收入不平等的产生主要从家庭责任、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来考察，近些年社会资本也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视角而备受关注。本文选择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两个视角，通过剖析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形成路径，进一步解读女性贫困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三、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

人力资本理论是解释男女两性之间收入差异的主要理论工具，也是用来解释贫困的重要理论工具。最早意识到人力资本作用的当属经济学界的鼻祖斯密，他将人力资本视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但推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发展为理论，并进行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力实证研究的则是舒尔茨和贝克尔。贝克尔[4]明确指出了在经济增长和增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角色。与此相类似，舒尔茨[5]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反贫困研究的新发现。在他看来，穷国贫穷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太低，而在现代经济中，附着知识、能力和健康等因素的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更加显著，人力资本提高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传统农业改造理论共同构成了其反贫困战略研究的重要解决方案。

人力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代表了更强的生产能力、企业更高的利润以及个人更可观的工资。这个框架默认了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将劳动者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视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促进工资增长的主要途径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而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用女性和雇主的双向理性选择进行解释。一方面，女性主动且“理性地”选择了人力资本投资比较小但能够兼顾家庭的职业，相比男性，女性需要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事务上，致使她们在工作方面做出的努力相应较少[6]；另一方面，雇主“理性地”选择女性从事对经验或技能的依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职位，以避免女性因为生育或家庭负担的缘故退出工作，进而减少培训投资的回报[7]。

1.照料家庭和生育责任造成女性人力资本竞争低下

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解释不同性别收入差距，女性承担更多照料家庭责任的事实，挤占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精力。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理性雇主往往遵循大数原则，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分配的精力预设较低，这种预设影响了女性人力资本估价，从而产生了性别收入差距。家庭结构中，受传统观念的禁锢，女性被赋予更多的照料责任。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程度越来越高，但惯有的家庭分工尚在延续，女性远远高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需要由夫妻双方共同参与的孩子教育和赡养老人等责任，女性承担与参与的程度也远远高于男性。相比已婚未育女性，子女照料使女性家务劳动投入时间更长，工作、休闲和休息时间均被挤占。

另外，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子嗣繁衍的观念影响深远，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回避生育行为，女性面对婚姻同时几乎就要面临生育问题。受生理因素的影响，女性是家庭生育活动的承担者，从孕期检查、生育到生育后对幼儿的哺育与抚养，女性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整个过程严重地影响了女性正常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出，许多女性不得不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趋势在流动人口中尤为明显，女性农民工因结婚生育中断打工生涯、退出劳动力市场，与相同年龄段的男性农民工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流动方向。照料家庭及生育责任侵占了女性大量的时间精力，影响了工作效率，造成了理性雇主眼中的女性人力资本积累有限、竞争力低下、质量不高的普遍判断[8]。另外，由于生育行为的生物特性，对于女性生育年龄比较敏感，大部分女性选择在适龄阶段进行生育行为，而生育的适龄阶段与女性就业期重合，生育行为与就业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严重冲突。过重的照料家庭责任和动辄近一年的生育、哺育责任，甚至导致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

2.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期望偏差较大

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及教育的普及，各个阶层的人群都比较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男女两性在以教育为主要方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上也趋于平等，高校扩张政策的影响甚至使这种平等延伸到高等教育的投资上。因此，在这个阶段，女性男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差别不大。这也是部分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用来解释性别收入差别乏力的主要原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平等化应该导致性别收入的平等化，但这与现实中性别收入不断扩大的事实不相吻合。人力资本理论对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令人不甚满意。一个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干中学”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照料家庭、生育责任影响或中断了“干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女性在入职后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明显滞后于男性。在知识更迭加快的现阶段，入职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更多起到信号甄别的作用，成为获得某一就职机会的敲门砖或准入证。但相比通过学历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雇主更加看重入职后“干中学”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它意味着更贴近工作需要、持续的能力输出。由于企业利益驱使，雇主选择雇员时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会格外关注雇员入职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企业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期望，与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存在阶段上的差异，造成了雇主“理性地”倾向选择男性雇员。

企业作为“理性人”在选择雇员时会进行理性计算，即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在雇佣劳动力阶段，受传统观念及家庭分工影响，企业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预判程度较低，生育行为加大了对女性是否继续工作的判断难度，一旦女性选择生育后离开劳动力市场，企业会因人力资本流失面临巨大的投资沉没成本，即使女性生育后及时返回岗位，生育期间的工作中断也会加大企业经营负担。企业作为“理性人”，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成本更大，人力资本收益更少。为了避免这样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在其招聘时势必采取规避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会主动减少甚至不招育龄女性，从而将这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外化，而且这种个体行为通过信号传递理论放大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市场竞争会让所有企业实行规避育龄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单个企业的招聘歧视就演变成了统计性歧视，即社会性歧视[9]。

3.生育保险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加剧女性就业歧视

在以往的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中还忽略了一个问题，生育保险的本质是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作延续，但现实中则造成了雇主的目的性选择——就业歧视。一个旨在保护职业女性生育权益的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更大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力的削弱。

生育行为及养育行为从社会属性上看是为社会增加及培养劳动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行为，生育行为负担单纯由企业承担或由女性个人及家庭来承担，都不合理。而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由雇佣员工的企业缴纳生育保险，将企业视为女性生育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雇佣女性劳动力意味着需要额外承担一份生育成本，生育行为造成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自身没有逻辑依据来承担。对企业而言，生产成本是内在的，不得不承受的；但生育行为是外在的，与企业本身的经营过程没有必然关联。企业对成本的厌恶和对利润的天然偏好造成了对人力成本的转移与外化。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无法确切知道雇员享受生育保险、完成生育行为后回到原职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倾向于承担生育保险的雇主会面临女性雇员的逆向选择风险(企业雇佣的女性都享受到生育保险，生育期结束离职倾向大的)。而强制的、普遍的生育保险虽然保障了女性生育期的权利，防止了生育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但也可能强化了企业对于因提供生育保险而增加成本的不断外化、转移行为。对于原本就不愿意承担生育保险、增加经营成本的企业而言，要么减少女性工资，要么降低女性雇佣比重，而不论企业如何选择，都会进一步导致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4.收入不平等导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

人力资本积累首先是投资行为，涉及到理性计算，理性人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前不可避免会进行成本和回报的比较。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获得回报，对于个体而言，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为了未来能够获得理想预期，在理想回报的预期下，才可能产生前期人力资本投入行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个人的生产能力，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产出，因而企业愿意为更高的人力资本支付工资。然而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为这种“投资—收益”的转化设置了天然屏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就业歧视以及收入相对低下，造成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投入低产出，人力资本收益率低导致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不断增加，容易进一步引起女性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现阶段，在中低阶层中广泛流传、喧嚣日上的“读书无用论”就是由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引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迟疑的鲜明写照。根据马太效应，这种基于“投资—收益”的理性选择，会引发人力资本积累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女性收入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女性相对贫困的现象将会在这种“理性选择下”愈演愈烈。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

人力资本理论在现实中遭遇了许多难题，近年来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它的有力补充，也成为解释该问题的有力视角。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10]。以Granovetter[11]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派”更是明确地将经济回报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认为个体行动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影响他们的信息获得、人际信任、规范遵从、组织忠诚度和责任感；当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外的联系外生于他们的经济行为时，社会网络与其经济回报就是一种因果关系。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界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平等再生产和扩大化的重要微观机制，各个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及运用能力差异，导致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性别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性资源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获取及使用社会资本方面，女性常常处于“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双重困境[12]。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性别差异不仅造成了女性获取社会资源及其回报的能力较差，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同时还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及职业内“讨价还价”能力。

1.性别社会资本差异下的收入不平等：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

从社会化过程开始的一刻，女性社会资本欠缺也随即开始，而且这种积累伴随着社会化过程逐步加深。在我国主流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从小在养育过程中就被教育要乖巧听话、对陌生人保持警惕、不轻易信任他人、规避人际交往中的风险。即使作为独生子女，对女孩的养育方式也与男孩不同。这种养育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女性被伤害，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进程中被内化，女性从小就学会了与不熟悉的人保持距离。进入漫长的求学阶段后，学校作为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以教育的名义为女性行为举止树立了标签与模板，进一步固化了女性的交往法则，女生被灌输要保持“女性形象”，行为方式、人际交往要与男生相区别，避免与男生主动接触。父权在教育过程中依然持续，女性被进一步影响着交往的空间。通过家庭养育和学校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女性在早期习得的交往模式使得女性习惯了被动交往，更加缺乏目标明确的、主动构建社会资源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观念浸润中，社会化会不断内化，即便脱离了早期教化，女性依然会受到父权的影响，社会舆论会以父权文化为判断标准，对女性的社会交往进行评价。在长期“家庭为重”的观念浸润下，女性会不断内化这一观点，并在成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将这种影响带入扩展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使得女性难以加强与职场的关联度，进一步阻碍女性扩展社会资本。

经由这些社会化教化，女性的社会资本不仅相比男性存量更少，而且呈现一些特殊之处：首先，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相对狭小。社会资本存量越多，往往意味着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意味着能够依靠社会网络动员更广泛的资源。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社会关系网络中更多的是由生活中密切接触的亲属、邻居等组成的强关系网络，空间分布较为密集，狭小的交往空间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而男性社会网络明显更多地是由交往半径较大的朋友、工作伙伴等组成的弱关系网络，空间分布广泛而疏离。其次，女性社会资本的网络位差较小。社会资本的网络位差简单理解是指网络顶端与底部的落差，具体指处于社会网络顶端的成员与处于社会网络底端成员之间的资源差别。网络位差通常与社会资本量呈正比，网络位差大则可更多地克服网络资源的重复性，获得更大跨度的社会资源。女性较少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呈现出的特点，在获取资源影响收入上明显逊色于男性。

除了社会资本欠缺以外，由于最初构建和获取社会资本的动机存在差异，女性还要面临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一方面，较少的社会资源存量带来了较低的资本回报；另一方面，性别差异作用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动机，带来了男女的极大差异。男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围绕利益关系，具有功利目的，而女性社会资本建构的出发点是情感世界，聚焦情感联系。女性的关系网络主要围绕家庭和亲密交往关系展开，主要由亲属、邻居、好友构成，而男性由于更多地参与工作、社会交往，他们的关系网络往往由同事、领导和客户构成。在传统文化、社会观念以及不同性别选择偏好差异的共同作用下，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工作这两类截然不同场域中的隔离越来越深，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社会资本回报也远远不及男性。在社会资本的性别结构差异作用下，即使女性与男性占有社会资本的数量相差无几，这种社会资本回报差距也依旧存在。

2.性别社会资本差异下的收入不平等：职业机会差异与职业内收入差距

除了社会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这一分析角度之外，社会资本影响女性与男性收入差异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距。这方面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内对于社会资本对特定群体(比如大学生)的求职影响研究较多，国外研究更多集中于探讨社会资本网络特征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资本差异对职业升迁的影响[13]。

在关系如何影响找工作这个研究话题上，Granovetter[11-14-15]的相关研究是无法绕开的经典。他的诸多理论中，“弱关系”理论和“弱嵌入假设”尤其值得我们关注。Granovetter在对“弱关系”理论的阐述中，鞭辟入里地区分了弱关系和强关系的差异，强调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弱关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奠定了其学术基础；将弱关系、强关系以及关系网络理论运用在求职研究中，造就了其学术影响；而其提出的镶嵌理论模型更是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一场革命性挑战，打破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权威，开辟了治理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并由此赋予了经济社会学的新内涵。

Granovetter[14]明确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两者在不同的个体、组织和系统间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一般而言，强关系包括了群体或者组织的核心网络关系，维持并稳定群体的联系；而弱关系则是在核心网络关系之外的，人们在组织和群体间建立的广泛但相对松散的纽带联系。Granovetter以社会关系和工作流动机会为关注点在美国波士顿郊区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交往最为密切的关系，劳动者更容易通过联系及互动不太密切的关系中获得工作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从交往密切的途径得到工作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远远不及通过相识途径得到信息的人，后者往往更容易获得地位、收入较高的职位。Granovetter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而后发展为“弱关系假设”。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指出了弱关系在提供非重复信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Granovetter[14]看来，强关系作为群体内部沟通的纽带，在获得群体内部的信息时处于“天然的弱势”，因为强关系群体内个体的相似程度较高，可以传递的信息往往重复性较高；而弱关系在群体和群体间起链接作用，信息获得范围大且松散、重复性低，在职业流动中更容易帮助个体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以往研究过于强调强关系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弱关系的作用，强关系固然可以使封闭群体内的人们产生信任、降低不确定性，但在更广范围内实现信息传递方面却远远不及弱关系。弱关系连接着不同的异质性群体，信息传递往往能够穿越更大的社会距离，利用弱关系寻找职业流动机会，获得的非重复信息更多，求职效果也更佳。

Marsden和Lin[16]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扩展和修正了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该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体系天然存在分层状态，人们因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等资源差异而处于不同阶层，同一阶层的人拥有类似的社会资源，往往表现为强关系；而不同阶层间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较大，表现为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链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在寻找高声望工作时，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帮助[15]。而Granovetter[11]提出的“嵌入性”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在人们行动和决策过程中社会关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人们无法摆脱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所有的行动和决策都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具体到就业求职领域，拥有适宜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顺利找到理想工作，而对个人和职位进行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事实。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背景条件下的社会资本作用机制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性。社会资本在西方国家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实现工作匹配主要靠弱关系达成；而在东亚国家，强关系才是提供劳动信息的主要推力。

无论在职业获得和晋升机会中弱关系和强关系的作用孰强孰弱，所有的争论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或者扩展潜在的发展机会。社会资本在获取有关求职信息及机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增加求职者的社会资本存量，能够扩展社会资源，显著促进就业的机会及质量，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环境中尤为如此。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有助于获取就业信息和机会。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对称的供求信息，社会资本对于获取就业信息和信息传递都具有特殊意义，可以大大节省信息成本、加速信息的流动。二是有助于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资本的网络特性从某种程度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我国是个人情关系浓郁的社会，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机会流动中不可忽视，拥有高质量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五、结论与展望

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对女性的相对和动态贫困有重要的解释力，而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收入差距的有力视角。以往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中忽视了生育保险引发的就业歧视及收入不平等现象，由企业负担的生育保险内化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出于“理性人”追求利润的考量，企业招聘时的理性行为会加剧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影响女性收入。同时，照料家庭和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造成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低下、投资回报率低，两者的负面影响转而加剧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则从不同性别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性资源的差异性入手，根据男性和女性在获取及使用社会资本方面的不同路径，指出不同性别社会资本差异不仅造成了女性获取资源及其回报的能力较差，同时还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及职业内“讨价还价”能力。

扭转女性收入不平等、缓解女性相对贫困，需要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视角分别加力。人力资本视角下需要通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养老方式和加强幼儿照料支持等制度建设，补偿女性角色负担，释放女性人力资本潜力；重视女性人力资本价值，通过发展灵活就业市场，挖掘女性人力资本潜力；加强意识引导，强调男性生育和家庭责任，提高公民两性平等意识，将女性从家庭责任中部分解脱。而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当务之急是增强女性自我意识，改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培育女性社会资本，增加女性社会资本存量，不拘泥于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努力以业缘为纽带拓宽女性的弱关系社会支持网络，扩展社会网络位差，加强获取异质性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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