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哲
(弗吉尼亚大学 达顿商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州 夏洛茨维尔市 22903)
我曾经对Andy Van de Ven说 ,他的大作Engaged Scholarship一书,书名中的“Engaged”一词在传统中国的情境下是多余的。在东方,学者需要深切关心实践和社会事务,以孔子在《论语》中的话来说,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Andy以他绅士和学者的风度问我,可否提供他这种观点的文献出处。我告诉他,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对中国学者而言,在过去几千年里,这一观点早已根深蒂固。
“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是管理学界一直以来所争论的议题(Daft和Lewin,2008;Mintzberg,2004)。因为学者们需要(或者渴望)同时服务于学术社群和企业社群(Hambrick,1994),从而投身于很多专业活动(Schuster和Finkelstein,2006),包括研究(基础发现与应用)、教学(本科生、MBA、EMBA和非学位项目)以及各种专业性的、制度性的、与社群相关的服务(Boyer,1990)。内容广泛的工作之间往往衍生出竞争性甚至是冲突性的需求。研究与教学的权衡取舍是“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反映(Gulati,2007)。这种紧张关系在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Healey,2005)。然而,中国(和其他亚洲转型经济体)的学者面临着独特的、矛盾的挑战。从传统哲学意义上而言,研究与教学息息相关,但若要取得两者的平衡,东方学者比西方学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Brew和Boud,1995),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当地制度的压力要求东方学者参与全球学术社群,因此他们必须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然而,语言能力和不兼容的学术基础架构等往往会构成不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