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自主道路

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容闳尝言：“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然而在其后的历史中，对西方知识的吸收却往往超出“改良”的范畴，作为外来者的西方知识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的思想本位，而中国素有的古老文脉则愈发显得遥远而陌生。中国与西方在知识场域中的主客关系被颠倒了。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语），这就是客体的命运。近年来，虽然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国际期刊中的发表量持续增长，但研究方法上大都是套用西方的理论话语。如李小云所说，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论的“资料员”和“研究助手”。在喧嚣的知识生产背后，实则是学术主体性的普遍缺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和自主性焦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探求社会科学的自主道路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瞿宛文指出，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界虽然较早引进了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但这套体系过于依赖西方准则，以在国际期刊上的发表量为指标，使得本地学者的问题意识往往被西方学界的潮流所引导。而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议题不一定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本土议题重叠，这使得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脫离对本土议题的关注，也难以为相关政策提供有效的支持与建议。

后发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中另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就是如何处理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张博伦以埃及社会学的发展历史说明，学术界如果过度卷入国家计划，就会受到政府意志的限制，丧失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的自主性，沦为给国家现代化工程背书的工具。只有突破国家化对于学科发展的限制，摆脱民族国家的制度和观念局限，后发国家的社会科学才有可能直面自己“文化自觉”的使命。

黄剑波和李静则以中国人类学为例，指出后发国家在被西方学术“他者化”的同时，往往也将这一套东方主义的视角沿用到其对自身文化的研究中。要避免这种“内部东方主义”，就要注意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尊重当地的具体情境，承认当地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是代表当地人说话。

无论是过于追随西方学术话语、过度卷入政府意志，还是对自身文化的他者化，都会阻碍后发国家社会科学对本土理论资源的发掘。中国社会科学在对自主道路的探寻中，不能不引以为鉴。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渐从边缘重返全球话语场域的中心。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的社会科学要重拾在知识场域中的主体性，就应努力从西方学界业已形成的一套知识再生产逻辑中突围，找到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中国特殊论与中国中心主义。这样才能使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有别于并超越于西方学术意义上的汉学、地区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以及单方面强调本土意识的国学，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