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国家化困境

张博伦

1913年，陶孟和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归国。[1]作为中国最早的本土社会学实践者之一，回国之后的陶孟和積极投身到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社会学的教学中，并于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在同一年，从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走出的塔哈·侯赛因（Taha Husayn）刚刚从巴黎索邦大学获得了自己的第二个博士学位，这位后来的埃及教育部长和开罗大学教授[2]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提出：社会学在阿拉伯世界中有着自己的古典理论资源。[3]

中国和埃及的本土社会学研究几乎起步于同一时期。与其他后进地区的国家一样，殖民体系也是埃及与现代社会科学相遇的起点。但是这种相遇并不像后殖民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单向的“霸权”关系。[4]后进国家本土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辩证。19世纪到20世纪，埃及开始从单纯的研究对象转向研究主体。阿拉伯世界并不仅仅是作为他者或者田野地，被动地参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它也主动地接纳吸收社会科学知识并生产不同于西方话语的、属于自身的对社会的认识。换句话说，尽管声音微弱，阿拉伯世界也在尝试言说自己。社会学在中东与它在中国一样，同样扮演了费孝通所言的 “文化自觉”的使命。[5]

但与其悠久历史相映衬，埃及社会学的成就就显得有些不成比例。[6]尽管到了上世纪末，埃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了社会学系，有超过6000名本科生，埃及社会学家却都对学科的发展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埃及社会学本可以更加成功。[7]社会学研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埃及社会，也没有能够作出足够的理论贡献。

换言之，埃及社会学的发展困境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乃至整个后发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参照系，本文将简要地回顾埃及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进而剖析后进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中最深层次的议题之一：国家化陷阱。埃及社会学完全将自身的发展臣服于民族国家建设，最终从外在制度上与国家机器纠缠在一起，从而被国家完全控制。除去常被讨论的专业性的因素之外，如何处理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了影响后进国家本土社会学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

阿拉伯社会主义与 “后革命社会学”

埃及社会学的建立同埃及与现代西方殖民体系的碰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浸润着法国和英国传统的影响。前者始于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埃及，[8]后者则与英国占领埃及后 ，功能主义人类学传统以埃及作为一个研究基地密切相关。[9]这些西方社会的学术传统通过学院体系（比如接受埃及的留学生和埃及公立大学的教学），以及独立的研究机构（如埃及皇家地理协会）进入埃及。[10]

但要注意的是，埃及社会学的建立并非完全被动。从一开始，埃及社会学也有自身明确的政治目的——推动埃及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着重于推进社会改良，他们对自身社会的认识构成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抗。[11]比如早年参与埃及皇家地理协会活动的奥诺弗里奥·阿巴特帕夏（Onofrio Abbate）突破了东方学对“埃及人生来不理性”的论断。他试图为埃及的国民性寻找经验基础。在他的研究中，埃及人看上去不理性的行为和信仰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本质，而是可以从社会和心理层次上得到解释。[12]在这一“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埃及社会学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国家化”进程。

然而，就在埃及社会学的发轫之际，以国族建设为己任的埃及社会学并没有获得当时埃及国王政府的信任。后者试图控制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13]从海外留学到埃及社会学本土研究都受到了影响。[14]在右翼的伊斯马仪·西德奇（Ismail Sidqi）于1932年上台担任总理后不久，当时埃及唯一的社会学系，开罗大学社会学系便经历了一轮调整。社会学不再被允许单独提供学位，而是作为哲学或者地理学的一个方向开设课程。当时在开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向教育部询问为何会有这样的调整。教育部“明确的回复，当前在这些学科对埃及年轻人影响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还不急于发展这些学科。社会学可能有颠覆性的作用”，[15]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每年毕业于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都在个位数左右，在40年代则彻底停招。[16]在学院体制之外，上文提及的诸多学院体制外的社会调查团体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其成员则进入了新设立的社会事务部。由此，这些团体的活动和经费也都被后者控制。[17]

这种情况在埃及国王政府被推翻后似乎有了反转。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和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终结了埃及国王政府，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政权对于社会学的态度为之一变，从对社会学的怀疑转为了对社会学的倚重。埃及社会学也迎来了自己的蜜月期。社会学在革命后看上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将其称之为社会学过度兜售（Oversell）自己的时期。[18]但在社会学欣欣向荣的背后，它的国家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策马狂飙。

革命后的埃及政府对社会学的期待和优待自有其原因。政府希望能够借助社会学填补“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的意识形态空白。[19]尽管自由军官组织将“社会主义”纳入了自己的口号，但革命后的埃及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更像是一个由强人（特别是军队）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府。1952年革命之后，纳赛尔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埃及共产党和左派的工人运动。埃及政府也没有马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一关系要等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才初步确立。也是在同一年，埃及才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因为“阿拉伯社会主义”与当时人们认识的社会主义有不小的差距，它迫切地需要具体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使其与其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与埃及老牌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相区分开来。社会学恰巧为它们提供了资源。

自由军官组织用来区别自己与之前民族主义政权的方式很类似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high modernism）。[20]埃及国家希望通过更加有效的社会工程来改变埃及社会。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刚上台，纳赛尔就将阿斯旺新坝工程提上了议程。这一点与20世纪50年代埃及社会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说，在革命前，社会学仅仅从属服务于广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952年革命之后，埃及社会学部分拥有了国家的身体，甚至能成为国家的大脑。社会学的国家化在这个时期的埃及达到了顶峰。

当时很多的埃及社会学家认为，阿拉伯社会科学的重要职能是为阿拉伯社会主义提供正确的方向。[21]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上文提及的開罗大学第一届社会学毕业生之一的阿卜杜·阿齐兹·阿扎特，此时他已经成为了埃及社会学界中的领军人物。他告诉自己在开罗大学的学生，他们应该成为字面意义上的社会工程师。[22]阿扎特的这一态度直接体现在其作品上。他的一本著作的名称《统一，纪律，劳动》（Al-lthad wal Nizam wal A‘mal）实际上是1952年的一个革命口号。阿扎特还将自己的另一本关于工业社会学的作品献给了纳赛尔，感谢他实现了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奇迹。[23]

纳赛尔时期，在“社会工程”的旗帜下不同的理论流派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原有的涂尔干学派的法团主义，从亚历山大大学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和更晚近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新的革命议程并没有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充实了纳赛尔主义。法团主义和功能主义能够为国家的现代化工程背书，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被用来论证埃及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悖谬的是，由于忙于设计社会工程，忙于将西方概念移植到阿拉伯社会之中，忙于“创造一种激进的阿拉伯社会哲学”来改造阿拉伯社会，埃及的社会学家很少有时间来研究本国社会。这个时期在埃及并没有诞生让人印象深刻的经验作品。

埃及社会学的国家化同样体现在学院体制外的研究机构的进一步设立上。通过这些机构，国家不但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学研究中，还通过这些机构实现了对学院内研究的掌控。如犯罪学与社会研究国家中心（1956年）随后还设立了国家计划研究所（1960年）和开罗人口中心（1964年）。对埃及社会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机构莫过于1964年创建的中央公共动员和统计局（Central Agency fo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该机构除了负责产出和发布官方的统计数据之外，还负责批准社会学家的研究计划。任何想要在埃及从事社会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从该机构获得许可。每一个研究计划都只能获得50份资料或者访谈。同时，所有的问卷都会遭到事先审查。[24]如果研究者想要获得更多资料，就需要不停地重复这一过程。

埃及社会学同国家之间的蜜月关系在纳赛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走向了破裂。这个时期埃及社会学奠基在政策导向的研究之上：它试图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或者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也是它获得国家支持的基础。然而，埃及社会学没能够实现这两个任务。[25]最终，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正式为这段蜜月期画上了句号。在这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政府委托了数名社会学家研究埃及军队的现状。但当政府意识到研究的结论太具批判性时，他们销毁了所有的研究资料。[26]从此，关于军队的研究再也没有在埃及社会学中出现过。埃及政府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态度也逐渐从无动于衷转向了敌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彻底地受制于其国家化时期所建立的那些制度和机构了。

纳赛尔之后：扩张与限制并存

纳赛尔于1970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主导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调整，国家开始从诸多领域中撤出。但埃及社会学为路径依赖所困，并没有能够摆脱国家化的困境。悖谬的是，一方面，埃及社会学的学科规模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急速的扩张；另一方面，它的经验研究却被国家进一步限制。

从1970年到1990年，埃及社会学系的数目比原先扩大了两倍（从4所到12所）。[27]这种社会科学爆炸式的增长也出现在整个中东地区。20世纪70～90年代，中东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扩大了8倍。[28]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成为了国家扩张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与其说它的目的是研究本土社会，不如说是为了培养更多的毕业生。这种急速的扩张为社会学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师资的短缺和社会学系的地方化。很多埃及的社会学系从建系第四年便开始招收研究生，以便从自己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中招生。 [29]

在规模的扩张之余，国家减少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私立性质的研究机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易卜拉欣所主持的“伊本·赫勒敦发展研究中心”。但即使是公立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也需要大量地依靠海外基金会的资助展开。在一次法庭听证会上，埃及社会学家默罕默德·古海里（Mohamed Al-Gohary）作证说，埃及大学中80%的研究都是由海外资助的。很多埃及社会学家批评说，海外资金的介入，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埃及社会学的选题。[30]而且当研究的负责对象是海外机构时，研究成果常常需要使用英语而不是阿拉伯语。[31]除此之外，很多埃及社会学家的收入也来自海外。当时较为富裕的海湾原油出口国开始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去往这些国家兼职的埃及社会学家不在少数。[32]

在国家和社会学学科整体关系发生调整的同时，埃及社会学家也突破了原有的与纳赛尔主义结合的法团主义-功能主义框架。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得到了发展，不少其他国别传统（特别是德国民俗学和美国社会学）[33]也加入了学术对话。进入80年代，新一代的社会学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新近发展的社会学家汇聚在一起，重新探讨阿拉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并反思社会学学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34]

但是这些新一代的社会学家却没有能够改变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因为国家不再向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它对社会科学中的证据收集也愈加敏感，对社会学研究愈加敌视。上世纪80年代，埃及进一步加紧了中央公共动员和统计局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控制，[35]甚至认为这些数据的收集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危害。悖谬的是，这种对社会学研究的污名化影响着体制内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和国家权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同时也与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36]除此之外，埃及社会也对具有批判性色彩的研究容忍度不高，公众往往认为这些研究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侮辱。[37]即使是那些对社会学和权力关系有所反思的学者，也与威权政府精英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萨阿德·丁·易卜拉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在1986年，他组织召开了一次反思社会学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会议。另一方面，易卜拉欣长期与埃及的政治经济精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还利用这层关系，将自己的一名亲戚安排到埃及军事学院。这种暧昧的关系一直维持到2000年埃及政府以他非法接受欧盟资助进行研究危害了国家安全为由将其投入监狱。[38]

国家化的陷阱：中国与埃及的案例比较

尽管历史悠久，今天的阿拉伯社会学离成熟尚有距離。如果从学科化的角度来看，阿拉伯社会科学做得还远远不够。它还没有成熟的以阿拉伯语为写作语言的学术期刊，也没有阿拉伯语的论文数据库。这些都对阿拉伯社会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产生了障碍，也为阿拉伯社会学的欧美化提供了便利。但是，如果一边说阿拉伯社会科学不够规范，在学科化上做得不够是它发展的主要困境；一边又以学科化作为衡量它发展的主要指标，则无异于在同意反复。同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学科化仅仅是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议题。它并不能必然地保证高质量的学术作品。同样，规范化和学科化尚未完成，可能会给不同的范式和方法提供空间，让学者能够关注实质性的经验问题。项彪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就是极好的例子。[39]作为对比的是，学科化和规范化的滞后并没有为埃及社会学提供这样的空间。

埃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醒我们：社会科学发展的落后需要在制度化以外寻找原因。影响社会科学发展的不仅仅是制度化与否，同样也包括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式。在这一视野中，社会学的国家化是后发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埃及社会学之所以迟迟未能规范化，恰恰是因为它陷入了国家化的陷阱。

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的后发国家而言，社会科学都无法彻底地摆脱与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在西方国家，乃至更晚才成为殖民势力的日本，现代社会科学在初创时期无一不在为殖民工程服务。[40]同样作为后发国家，尽管中国社会学和埃及社会学主要受到了两种风格迥异的传统的影响，社会学在埃及和中国都是国族建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埃及现代社会科学同样诞生于反抗殖民体系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并试图提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41]尽管有着类似的出发点，两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差异在一开始就有所显现。与埃及相比，中国社会学的国家化进程可以说被相对地推迟了。在埃及这个例子中，20世纪早期英国殖民统治在埃及维护了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加之埃及国土面积并不大，政府能更有效地对社会学的发展施加压力，使得国家化问题变得尤其突出。相较之下，早年的中国社会学家同样倾向于国家主义，国民党政府也对持异议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政策，但中国更为广袤的疆域和破碎化的政权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自主的空间。[42]

到了革命时期，两者的差异也进一步显现。新中国成立早期，政府对于社会学的怀疑打断了中国社会学国家化进程，甚至使社会学作为学科被整体取消。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路径大相径庭的是，埃及社会科学在埃及1952年革命后马上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成为了国家由上而下现代化所依赖的工具。这甚至给了埃及社会学家某种幻觉：他们可以作为大脑来控制国家这具身体，对新涌现的落后“社会”进行改造。这种国家化构成了埃及社会科学研究的陷阱，限制了埃及社会学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发展。理论上，这种幻觉使得埃及社会学不知不觉站到了同殖民者同一的位置上——自上而下地改造落后的国家。革命后的埃及社会学长期重复法团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命题，放弃了继续发展自己本土的理论资源。在经验研究上，埃及社会学被严重地限制。因为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埃及社会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它不但没有成为国家的大脑，它与国家合作建立的一系列机构反过来成为了国家掌控社会学的手段。当国家不再信任社会学时，这些机构便成为了经验研究的牢笼。这两者的结果是，埃及社会学的国家化使得埃及社会学愈发悬浮在社会之上。研究埃及的历史学家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哀叹道，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埃及知识分子本应该作为埃及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桥梁，然而他们却全然为国家服务。当他们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裂痕已经没有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了。[43]

因此，尽管埃及社会学从来都不缺少对于理论的反思，但与中国早期社会学相比，它鲜有关于本土社会的出色的经验研究。本土化在埃及则成为了学科地方化极佳的掩饰。[44]缺少经验研究和理论发展使得埃及社会学很难同其他传统的社会学进行对话，更难抵抗在发表体制下日渐趋同的国际社会学。这也是为何尽管埃及社会学拥有漫长的历史，但它在国际和国内依旧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社会学家一直在尝试突破这一框架，从更广阔的文明的视野重新审视自身的学科。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阿拉伯社会学，一条通向伊斯兰社会学；一条以语言为纽带，一条以宗教为纽带。纳赛尔主义的失败标志泛阿拉伯主义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载体。新的阿拉伯社会学要能够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想象，接受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多样性。相比之下，伊斯兰社会学的发展在伊朗、马来西亚等非阿拉伯国家取得了更多的进展。[45]正如埃及社会学发展史所揭示的，对于埃及社会学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能够突破现有的加诸于它身上的对经验研究的限制。埃及社会学并不缺少构建与发展自身的理论资源和经验议题。包括本土化议题在内，其发展困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问题。如本文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现实的知识社会学/专家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rts）的问题。只有突破国家化对于学科发展的限制，摆脱民族国家的制度和观念局限，埃及社会学才有可能再次直面自己“文化自觉”的使命。

同样，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这也是项飚所描述的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开始。社会科学逐渐制度化则标志着这一“知青时代”的结束。这二十余年间，国家能力的急剧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学重回国际舞台，使得“知青时代”并不是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简单重演，而是数种不同的进程混杂在了一起：国家化、规范化乃至市场化都潜藏在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在“知青时代”结束时一同释放了出来。走出“知青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能不能在规范化的同时不再重复埃及社会学的国家化陷阱，能不能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保留自己独立批判的立场，能不能继续就迫切的议题进行经验研究，已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注释：

限于版面，本文注释有删节，完整版注释请参见《文化纵横》官方网站。

[1] 在英国期间，除了师从社会学家威斯特玛克（E.A. Westermarck）和霍伯浩斯（L.T. Houbhouse），陶孟和还受到费边社的影响。参见阎明：《一门学科和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在侯赛因回到埃及之前，开罗大学便已经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并在1925年正式成立了埃及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系。依托于教育机构之外的人类学调查在埃及则开展得更早。

[3] 侯赛因的博士指导老师正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伊本·赫勒敦的社会哲学》（La philosophie sociale dIbn Khaldun）。侯赛因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提出：14世纪的北非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是第一个将“社会”作为特别的研究对象的学者，社会学在阿拉伯世界有着自己的古典理论资源。侯赛因两年后回到了开罗。他先是在后来更名为开罗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后在50年代短暂地担任了教育部长一职（1950～1952）。参见O. El Shakry， The Great Social Laboratory： Subjects of Knowledg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gyp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

[4] 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 关于国家化和文化自觉之间的张力，参见王铭铭：《学科国家化—— 反思中国人类学》，载《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

[6]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接触社会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最早的地区之一，对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7][22][24][26][30] M. Abaza， “Social sciences in Egypt： The swinging pendulum between commodific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In M. Burawoy， et al.，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rom Sociology， Vol. II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2010， pp.187～212.

[8]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Mansoor Moaddel， Islamic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Episode and Discour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76；Sa?d A. Arjomand，“Multiple Modernities and the Promise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in Sa?d A. Arjomand and Elisa P. Reis， Worlds of Difference， SAGE Publications， 2013. pp.17～20.

[9] S.E.Ibrahim， “Cross-Eyed Sociology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1997）；Ahmed Zayed， “Sev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Egy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Egypt：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Fifth Annual Symposiu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pp.50；56.

[10] O. El Shakry， The Great Social Laboratory： Subjects of Knowledg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gyp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关于这些新的知识精英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对改革对象——“底层民众”的想象，参见Z·Lockman， “Imagining the Working Class： Culture， Nationalism， and Class Formation in Egypt， 1899-1914”， Poetics Today， Vol. 15 （1994）。

[12] 例如，在社會学领域，伊本·赫勒敦则被埃及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树立为本土社会科学的古典理论资源。这种“文化自觉”的过程极易被后现代主义对于知识/权力的分析所遮蔽。参见O. El Shakry， The Great Social Laboratory： Subjects of Knowledg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gyp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1，72.

[13] 详见Donald M. Reid， Cairo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5.

[14] Donald M. Reid， Cairo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5.

[15] Donald M. Reid， Cairo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4.

[16] 參见Donald M. Reid， Cairo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2。

[17] Alain Roussillon， “Sociology in Egypt and Morocco”， in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57.

[18] S.E.Ibrahim， “Cross-Eyed Sociology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1997）.

[19]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N. N. Ayubi， “Withered Socialism or Whether Socialism？ the Radical Arab States as Populist‐Corporatist Regim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3 （1992）.

[20]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High Modernism也有译为高度现代主义，这里选择同斯科特的中译本保持一致。

[21] S.E.Ibrahim， “Cross-Eyed Sociology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1997）。

[23] Ahmed Zayed， “Sev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Egy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Egypt：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Fifth Annual Symposiu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S.E. Ibrahim， “Cross-Eyed Sociology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1997）.

[25] 详见Ahmed Zayed， “Sev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Egy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Egypt：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Fifth Annual Symposiu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p.49。

[27] 到了1995年，几乎所有的埃及公立大学都设立了社会学专业。不算埃及的私立大学，1995年埃及社会学本科生有超过6000人。20世纪30年代，当时唯一的开罗大学社会学系仅拥有6名本科生。

[28] Eglal Rached and Dina Craissati， ed.，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0， p.129.

[29] 明亚大学（Minya Universit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大量招收本地的学生作为博士生，目的就是将明亚大学社会学系本地化。参见Ahmed Zayed， “Sev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Egy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Egypt：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Fifth Annual Symposiu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p. 46.

[31] Sari Hanafi， “Writing Sociology in the Arab World：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Idafat， the Arab Journal of Sociology”，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6 （2013）.

[32] Ahmed Zayed， “Sev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Egy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Egypt： Econom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Fifth Annual Symposiu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33] 首先，德国民俗学的影响和接受过美国训练的社会学家的影响，使得埃及社会学在经验研究和理论视野上有了第一次扩展。从美国受训的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具体的经验研究。

[34] Georges Sabagh and Iman Ghazalla，“Arab Sociology Today： a View From With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2 （1986）； S.E.Ibrahim， “Cross-Eyed Sociology in Egypt and the Arab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1997）.

[35] 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p.336～337.

[36] 前者的例子在古海里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参见M. Abaza， “Social sciences in Egypt： The swinging pendulum between commodific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In M. Burawoy， et al.，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rom Sociology， Vol. II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2010， p. 204。

[37] 参见M. Abaza，“Social sciences in Egypt： The swinging pendulum between commodific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In M. Burawoy， et al.，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rom Sociology， Vol. II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2010， pp.187～212.这种民族主义的情感恰恰是早先社会学想要培养的。

[38] Georges Sabagh and Iman Ghazalla，“Arab Sociology Today： a View From With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2 （1986）；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150.

[39] 项飚：《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载《文化纵横》2015年12月号。

[40]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兴起》，朱莉丽、刘丽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1] 在不同的学派的影响下，两者的发展路径还是有所差别。早年的中国社会学比埃及社会学更有经验感，也更好地在经验研究和本土理论构建上取得了平衡。

[42] 阎明：《一门学科和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章。

[43] 阿菲芙·魯特菲·赛义德·马索特：《埃及史》，邹冬心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40页。

[44] 参见前文提及的明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例子。

[45] Mona Abaza，“Some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Islam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Contemporary Muslim World”， Social Compass， Vol.40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