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审美理念的韩国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 文/李秉俊 □ 编译/苑大勇，朱燕琪

一、背景

2015年，韩国国家课程修订后，“审美情感能力”被确定为学校教育转型所需的关键能力。如果说这种核心能力是一种“审美能力”，那么学校教育就引领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终身教育有哪些创新呢？《终身教育法》规定中有6项内容与“文化与艺术教育”领域相关，在实际的终身教育项目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凭借这些终身教育项目扩大和提高“审美能力”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审美”离不开“日常生活”，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并发展审美能力，我们需要一种“迂回”策略，以便在日常生活的空间、节奏和氛围中自然地形成这种能力，而不是只在教育计划中。[1]假如在学校教育和课堂之外的城市和地区，将审美教育与终身教育联系起来，会有怎样的效果呢？如果将美育置于城市或地方生活中，而不是课堂这样的实验室般的环境，那么所需要的美育应该是怎样的呢？城市或地方生活中的学习远远不同于课堂学习，它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和策略解决真正存在的问题。因此，审美学习型城市同样需要将其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念整合到建设中去。可持续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成为终身教育面临的任务。每天我们都能感受到可持续性与审美性共同运作，将自然和文化两大价值观念相结合。本文将深入了解在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价值下，基于审美理念建设学习型城市如何成为现实。

二、学习型城市：终身学习的理念与政策的价值实现

1.学习型城市的学术话语

学习型城市理念的学术话语在各个领域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第一，从城市政策方面探讨学习型城市，尤其创新型城市重点提到学习型城市是创新型城市未来应有的特征之一。第二，学习型城市可作为解决就业和产业等问题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型城市与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及产业政策密切相关。通过学习—就业—产业系统，呈现地方与城市相连接的模式，欧洲的学习型城市也具有这样的态势。第三，在更广范围内构建学习文化，解决社会性问题(不是上文提到的就业与产业问题，而是如老龄化社会等问题)。日本就有这样的探索，大力发展教育与学习，解决地方性社会问题。同时，社会问题、福利和教育可以进行很好的融合。学习型城市概念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发展成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宏观框架。

现代性的学习型城市理念，必须扩展到城市政策的所有领域。只有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才能使政策整合作用的发挥成为可能，包括社会问题、福利、就业、工业、文化和空间等。要达成目标，需要非常先进的跨学科策略，社会各个领域相互依存，需要综合性的探讨，也离不开对城市问题的综合考量。因此，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性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综合价值理念。虽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密切相关，但在教育领域，更多地强调世代之间的共存、沟通与平衡。在共享城市未来前景时，世代之间达成对话和共识是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状态。城市世代平衡意味着城市能提供空间，使不同世代的各种代码和记忆共存。

可持续性是当代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诠释世界的新视角。可持续性让我们思考遗产传承的影响，为世代公平的理念开辟道路。这意味着在不损害后代需求的情况下满足当前的需要，并且从根本上对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带来深远的影响。[2]88

创新型城市话语出现在包括学习型城市方面的各个领域。学习型城市让反思和学习成为城市的品质。[2]347-348对要创新发展的城市来说，学习型城市本身必须成为学习的场所。因为创新型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城市经过自身的反思，不会重蹈覆辙。学习型城市能够理解自身处境和更广泛的关系，能够寻找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型城市确实具有创新性。更重要的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学习型城市。未来“学习型城市”会比“创新型城市”成为更有力量的城市比喻。[2]386

学习型城市是城市创新保持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城市需要成为学习型城市，因为它反映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也面临种种障碍。只有进行反思和学习，城市才能保持其创新驱动力。[2]375并且，学习型城市是有意识的推进。一方面通过教育自身的发展，如一些教育计划，寻求改变和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借助文化领域等策略，采取迂回的做法也值得考虑。文化领域的策略是指通过文化实践让市民能够触摸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把握日常学习、无形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机会，以文化带动教育。

2.韩国的学习型城市政策

从2000年开始，学习型城市的讨论以“学习型城市”为核心概念，开始在韩国推广和应用。在财政预算内，韩国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交的政策目标提供支持。最初，是以选拔参考的评估手册为根据来执行，包括地方政府终身教育部门的发展和独立运作，雇佣和保障终身教育工作人员，网络搭建，地方特殊项目运营和学习型俱乐部的支持业务推广。但是，这样的模式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韩国的学习型城市都是以一种类型的方式在运作。所以，现代化话语运用于终身教育政策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改进这样的态势，学习型城市需要发展特定的项目和服务。然而，学习型城市的政策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是，这仅仅是一个基于政策的教育项目，而缺少哲学性和价值导向性的相关讨论。如果学习型城市是以媒介为导向的智慧型城市，则需要采取涵盖城市日常生活、城市空间、节奏和氛围的文化策略，但实际并非如此。例如，在Landry提到的如何发展“反思型城市”的议题中，除采取以教育为中心的政策、通过教育项目来提升反思型居民之外，并没有其他相关策略。

3.可持续发展是城市价值

(1)可持续发展概念

人们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及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代价进行了各种哲学和科学讨论，这些讨论对教育领域对话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提倡推进绿色技术恢复环境的生态保护立场，到主张只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系统，才能解决问题根源的绿色主义，各种各样的讨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生态教育与生态学习的对话。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是谈判达成的共识，需要经过长期对话和辩论确定其可行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学批评可持续发展已被发展范式所征服，导致地球环境的破坏，因此悲观地预测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要素。市场经济学家批判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质，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本质上是不可通融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来解决。不管基于怎样的立场批评，一旦当前确立了防止环境破坏的紧迫性，对采取共同行动来说，引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十分理想，从而被环境和生态价值原旨主义者以及市场自由主义者所接受。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适用性如是写道：(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引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使两个从未一致过的社区结合起来——一边是绿色和其他“反增长”社区，另一边是市场支持者。[3]吉登斯在强调概念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可持续概念即使在当前项目没有体现具体收益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载子孙后代的利益。

(2)可持续发展的四个维度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满足现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迄今为止，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指环境、经济以及社会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引入文化维度，呈现认识上有相互关联的四个维度。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是制定政策时必须同时考虑的因素，这意味着每个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其他因素。可持续发展的多维性克服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维护了在多维语境中考量关系与循环的必要性。

环境维度：涉及生态的长期保护所需考虑的自然原则问题，主要关注自然系统的压力和社会的及时回应。环境维度从根本上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争论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生物中心主义倡导赋予生物实体权利。

社会维度：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关系构成的合理原则，研究社会内部各种资源利用中的公共利益和公平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社会资源方面的问题尤其关注，如忍耐力、团结一致、社区精神、正义感这样的价值观念，更不用说像健康和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住所)这样的基础资源。

经济维度：讨论在经济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同时又不危害环境，经营家庭经济、国民经济及企业的生产和消费等多种经济的过程。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有关产品服务的配置局限，薪酬的公平性和工作时间，及政治因素对经济法规的影响。在可持续经济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循环经济体系的讨论也是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文化维度：议题包括人类所倡导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态度和学习要素。虽然文化维度在社会可持续性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被认为没有那么重要，但近年来对它的关注也在日渐提升。由于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存在局限性，人们必须认真思考文化维度的问题，例如消费模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作为审美空间的学习型城市构建

1.审美与学习型城市理念结合

审美性与学习型城市两个理念应如何相互结合？最开始，通过为地方民众提供无障碍的、多样化的审美教育项目，这种结合是很有可能的。但这只是现在的教育专家们能够设计的简单途径而已。那么，有哪些途径是需要克服困难才能实现的呢？如果学习型城市能够提供并且推广学习网络，那么可利用的审美在线或离线教育及学习空间将更有意义。然而，通过文化途径实施这种迂回策略时，想象力却受到限制。如果我们不能集中精力“忘记教育和文化之间的联系”[1]，就不可能创造可利用的新渠道。它关注城市和地方的日常生活由“呈现”和“代表”构成，从教育的角度解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非常可行。

2.城市文化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领域，包括从生活世界到系统区域。这种“历史上城市文化的特定印记”[4]被称为城市性，城市性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空间语境。空间提供了创造认知及知识的基础，知识是人类通过空间经验所理解的语境知识(或情境知识)。如果空间具有创造性，就能创造性地影响人的认知学习。因此，无形学习对城市空间和建设的影响是重大的，标准化和烦琐的空间结构很可能会统一人类的普通认知经验。空间本身就是教育反思的主体。[5-6]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规划从城市工程的角度来探讨。而在现实政策中，空间规划是基于功能、效率和经济的可行性。按计划开发的空间，不仅是一种中立媒介，而且是一种“媒体空间”，对长期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的认知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通过身体和运动重构了认知经验，这种个体及群体话语记忆成为创造文化及生产创新的审美源泉。

城市是一个文化审美空间，不是因为其中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事件和展览，而是因为空间本身提供了文化和艺术体验。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美学的角度来解读城市时，其关键是城市所给予的文化审美体验。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文化审美体验是什么样的？[7]由空间计划设计的空间创造了“气氛”。[8]这种聚集空间与当地居民感受并创造气氛的图像相关。“气氛”被物化为合成能量中产生的空间，是由个体和人造物体产生的，同时提供空间的特殊调和。[9]这些客观化的空间以审美投射的形式，在城市里围绕着居民。[10]因此，城市中的空间计划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能够构成居住在空间的人的主观性和非主观性。

审美学习型城市的理念，重要的是弄清楚学习型城市对美学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美学理论在城市的应用有哪些？其关键是美学话语必须超越课堂(或讲座)和艺术。如果学习型城市引导城市生活问题的解决与反思，审美学习型城市就必须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合适的美学基础。必须指出的是，美学与艺术并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美学、环境美学和装置美学开辟了美学的新的可能性，因为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将美学讨论与认知加以连接。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如果将目光集中于认识自然、生活在自然和文化中的人的审美体验上，则可以开阔审美学习型城市的视野。

3.学习型城市的哲学美学基础探索

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将哲学美学的探索目标从艺术领域扩展到社会和自然的各个领域。目前，柏林特美学通过日常美学和环境美学扩展为所谓的社会美学。简言之，柏林特美学是艺术、自然以及两者间的一切事物的美学。[11]他的美学实践被认为处于各种张力轴下，如艺术创作的生产轴，客观和客体轴，可接受的价值接受欣赏轴和表演轴。[12]柏林特叙述了审美参与及审美体验的概念，其中“参与”指的是“相关的”“作为一部分参与的”及“参加”。“参与”意味着一系列的欣赏性参与，从我们对古典艺术相对压抑而又强烈的参与式关注，浪漫派艺术中强烈的情感同理心，到许多民间和流行艺术所倡导的积极表演。这些重点参与的程度，与艺术、历史、文化实践，尤其与特定艺术品、个人欣赏者和特定场合有关。[13]9

比起规定性理论，审美参与更像是描述性理论，它反映了艺术家、表演者和欣赏者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审美经验中相互融合。这个理论反映在我们所参与活动的世界中。[13]19柏林特指出这样的审美参与不仅与艺术文化经验相关，也和自然的日常生活经历相关。这种立场可被看作反本质主义，其美学讨论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作为人类的生存空间。这种环境美学讨论与生态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感知对象和品质与人类的活动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生活环境。[14]城市生态系统由多个物理组成部分构成，包括同样重要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习俗和传统等非物质因素。[15]

四、审美学习型城市的实践案例：韩国大邱市

根据以上论述，学习型城市可以作为审美的空间，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提出“审美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在审美学习型城市这一称谓下，还没有城市政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实践案例。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没有刻意打造审美性的学习型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学习型城市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下面通过案例研究说明所认定的概念如何产生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进。

2001年开始，大邱市以“新太基”(Sintaekriji)[16]计划为载体推进实施审美学习型城市。新太基在英文中可被理解为“humanistic geography(人文地理)”或“cultural geography(文化地理)”的内涵。当许多大邱的毕业生去首尔等大城市发展时，另外一批毕业生则决定留下来守护这片区域。他们认为留下来是基于对当地的充分了解，因此对大邱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兴趣。2001年问世的《大邱文化地图》就是这个背景下的第一份计划，计划由NGO组织，在大邱老城中心挖掘城市的人文内涵，并且这个项目完全是由大邱市民自愿发起的。后来由于受到当地社会的关注，计划很快发展成公私合作的项目，现在已变成一个改变整个城市的关键项目。在城市人文内涵上，项目以胡同故事为主，同时也扩展到历史、建筑、饮食、生活故事等各种文化层面，经历了四次重要的演进过程。

1.大邱文化地图(2001年)

2001年，通过大学生的参与和活动，大邱基督教青年会出版了《大邱文化地图》。本书成为大邱的小巷文化指南，由大学生从大邱中部地区搜集资料，历时6个月。学生的活动目标是发掘忙碌的活动空间中的共同记忆，并整理有关场所的数据。他们参观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并不熟悉，也不发达，是作为记忆、衰落而且陌生的地方，他们打算把这些地方介绍给大邱居民或游客。《大邱文化地图》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地图，而是一本集合当地文化资源的图书。该书出版以来，需求量一直很大，大邱基督教青年会的电话常常是忙音。这是NGO解决地方人文信息需求问题的首次尝试，改变了大邱人对当地资源的隔离感，而这些问题行政部门很难解决。当大邱人需要新的人文内涵时，《大邱文化地图》成为重要载体。

2.小巷文化指南(2002年)

基于2001年的《大邱文化地图》，大邱市2002年10月联合出版了《小巷文化指南》。《小巷文化指南》比《大邱文化地图》更先进，它不仅提供信息，而且因为可视“地图”的产生，还能够代表现实城市。通过多方面的访问和访谈，完成测绘过程；手动绘制地图后，将地图整合起来以发现各地点的意义，然后进行绘图工作。《小巷文化指南》介绍了4个探索性的课程，学校教师将它作为课外经验学习的重要内容，与课堂联系起来。

3.大邱“新太基”(2007年)

大邱文化市民联盟于2007年出版了《大邱“新太基”》，认为城市的未来取决于世代、群体、空间、场所等人文内容构成。共有约1 000人、1 500公里步行、1 600次市民采访、1.5亿韩元自筹经费和1 000万韩元城市捐赠资金，捐献给《大邱“新太基”》图书项目，这展现了一个新的城市人文开启的希望。“新太基”不同于现存的历史书，虽然《大邱“新太基”》是以历史和人类学为基础，但它包含了历史上从未讲述过的故事和记忆，以及超越时间的地图标记。它关注的不是基于精确时间的历史资源，而是人。也就是说，它复原了充满记忆的过往地点，以讲故事的方式，与当代居民分享它们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共开发了10个市民步行旅游和旅游/教育项目。所有这些都是从市民理解当地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访谈和讲故事的方式来展现的。《大邱“新太基”》将熟悉而陌生的地方转变为欢乐而有趣的文化空间。它的目标是保留因忽视城市发展而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并从此开始新的旅程。例如，作为大邱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玄冲洞成为孤立街区达20年之久，为了保留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人们重拾记忆，现在这些街区又开始有了人文的味道。

4.大邱“新太基”升级版(2010年)

2010年，《大邱“新太基”》的步行旅游列表中新增了三个项目：“午餐人文”“大邱现代建筑开放式住宅”和“大邱美食”。首先是“午餐人文”，本着人文学习的宗旨，以“午餐+讲故事”的模式，在“大邱打造魅力型城市生活支持中心”的组织下，大邱政府从2010年12月8日至2010年12月17日，举办了6场市民参与性活动。其中包括针对市民的自由讨论及解释，以建立共存意识，寻找大邱城市中心的共性和差异性，与大众进行沟通。午餐人文项目旨在与地方社会共享人文精神内涵，这就像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所强调的城市精神文化的复原。[17]第二是“大邱现代建筑住宅开放工程”，旨在以“房主直接介绍建筑历史”的形式向大众介绍大邱现代建筑。[18]虽然这些都是现代建筑，但都是个性化的空间。“开放”大门并不简单，“开放式住宅计划”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打开长期关闭的大门，展示地方和历史。第三是“大邱美食项目”，“大邱美食”项目介绍了大邱著名的食品小巷，和以《大邱食品文化史》《大邱十大口味》为基础的现代美食。美食与美景相互碰撞，这也是人文地理学的特征之一，旨在将当地的风景与美食联系起来。

五、审美学习型城市的构建与反思

1.“隐形文化记忆”的重建

许多城市基于现有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财富，来设计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战略。首尔作为朝鲜王朝中心城市长达500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的历史资源，使其成为构建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的组成部分。京畿道的仁川市以城市的长期特性——陶器为依托，开发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规划，全州道的全州市将韩式传统美食作为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的关键元素，这两个城市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新城市名录。这些创新城市的战略目标都是文化资产、陶器、韩餐等有形物品。然而，比这更有价值的事情是，寻求将无形转化为有形，这是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的首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邱市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邱城市工程的第一步是青年人自愿创造本地人的生活史。居民的口述历史成为大邱新文化艺术输出“大邱新太基”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城市知识”[19]是通过人们的生活史形成的，主要文化内容来源于市民的口头话语。事实上，他们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实验记忆作为大邱居民模仿工作的结果，转变成了“新太基”的“文化记忆”[20]，成为第二部输出的模拟作品。这样的构成、创造和改变过程可以说是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Ricoeur)术语中的“模仿过程”。[21]

2.“城市记忆碎片”的寻找

创新城市和学习型城市的第二个条件是通过“拼图”[22]来表现“碎片化的城市记忆”[23]。自从人们的生活通过话语表现以来，各种形式的拼图组成了城市的各种特征。基于人文主义思想的考量，该拼图是多样的，重要的是拼图未被过度扭曲。相反，预测是通过想象拼图的整体形状，来完成小片拼图。这是一个综合视角，是创新城市及学习型城市规划者与实践者最重要的品质。在时间和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建设，许多城市容易放弃整体视角，这绝不是对城市文化记忆的恢复。而且，拼图需要符号映射和新的合作伙伴。大邱的“新太基”工程较好地满足了这些需求，项目通过合作，在重建各代人群和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创造出小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情节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在多个层次上系统性相互关联而建构的，能够很好地还原现代大邱市民集体记忆的空间。城市中世代相传的记忆共存，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中推动代际学习的条件。

3.审美学习型城市的反思

对今后“审美学习型城市”方向进行研究和政策制定，有关“审美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和案例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过度使用学习教育手段，当代社会包括韩国和东亚，在学习和生活之间产生了隔阂，导致学习的疲劳感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审美学习型城市”议题极具可持续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理论(rhizome)(即一个复杂的根系体系，彼此之间平行地交错与联结)，它指引了可持续性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尤其就东亚的教育与学习现状而言，教育与生活、学习与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因此，发展基于人文价值的终身教育政策刻不容缓。随着教育与生活、学习与生活的距离不断扩大，疲劳社会[24]话语需要终身教育话语和政策的文化性转变。

终身教育/成人教育话语最初虽然是“教育和文化，二者联系中被遗忘的部分”[1]，但也逐渐趋向于以教育和学习为中心。国际上的许多终身教育话语都宣称“为生存而学习”，而亚洲各国的终身教育话语则侧重于“为幸福而学习”。然而，在政策制定和实践中，教育焦点和学习焦点的固定范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相反，这类话语的方向即生存和幸福，可以借助教育领域之外的案例去发展，这既有趣又讽刺。本文提到的一些文化和城市案例也很好地证明这种趋势。这些实践是随着文化城市、创新城市、村落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关键词产生和不断改变的。

大邱的“新太基”项目可以说是“审美学习型城市”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他们自下而上15年的活动，将“审美学习型城市”概念化。最初，项目执行者没有尝试去将理论知识运用起来。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情感进行了各种尝试，并试图以马赛克形式完成这个计划。这些运动在理论阐释和批评上又有了一次飞跃，实践和理论、政策与批评、文化城市与教育开始结合在一起。

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对社会公认的专业领域之间的划分，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政策。这种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加深了当代社会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创新革新。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城市的话语、实践和政策中，关键词“整合”有些铤而走险。现在，审美话语和审美学习话语不仅仅适用于有组织的课堂和教育情境，当审美学习讨论扩展到城市及全体居民时，新审美话语的必要性就需提上议事日程。在学习型城市话语中，这些都是最本质的审美话语，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节奏研究和氛围研究，去深化拓展这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