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文人李奎报涉茶汉诗的儒释道蕴涵与艺术情趣

付春明

（宿迁学院中文系，江苏宿迁 223800）

朝鲜半岛较早地引入并接受了中国的茶文化，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时代已有茶，由此可知，最迟七世纪中叶饮茶习俗已传入朝鲜半岛，但那时茶仅供统治阶级上层及僧侣用来祭祀、礼佛。统一新罗时期（668—935），中国茶文化由朝鲜半岛的上层阶级、僧侣进一步向普通民众传播，种茶、制茶兴起，饮茶方法除了借鉴中国唐代的煎茶法，还兼用煮茶法。高丽时期（923—1392），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茶礼，茶道由高丽初期的煎茶道转为中后期的点茶道，茶礼流行于王室宫廷成员、僧侣、百姓中。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儒佛道三家茶文化盛行，佛家甚至将茶礼用于日常的修行。此外，高丽时期的茶文学也盛极一时，出现了郑梦周、李穑、李仁老、李奎报等具有代表性的茶人，他们创作了不少涉茶汉诗。特别是高丽中期的著名文人李奎报（1168—1241）留下了32首涉茶诗，这些茶诗体现了他对儒释道思想的理解及对茶文化的独特领悟，颇具研究价值。其后的朝鲜朝时期（1392—1910），茶文化由前中期的由盛转衰，再至末期的复兴，推动复兴的代表人物如丁若镛、金正喜、草衣大师等，尤其是着有《东茶颂》和《茶神传》的草衣大师被誉为韩国的茶圣。若将李奎报放置于整个茶文化、茶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地位不可小觑，可视为朝鲜高丽时期茶道精神的集大成者。因此，本文将以李奎报的32首涉茶汉诗作为研究对象，发掘其特有的儒释道蕴涵与艺术情趣，以及对古代朝鲜茶文化精神建构、中朝茶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

1 经世济民、心忧天下的儒家精神

李奎报被称为一代儒宗，他自己也以儒者自居，他一生恪守儒家言行规范，且一生怀抱经世济民之志。虽然李奎报一生遭遇颇为坎坷，但其济世忧民的心志与实践未曾改变，他的汉文学创作即以此为主旋律。李奎报涉茶汉诗虽不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主要思想，但也有两首借茶表达与民同忧的儒者情怀的诗歌。《苦雨歌（双韵下犯傍韵）》针对持续一整月的倾盆大雨而发，诗人慨叹：“可惜南亩漂嘉禾，其奈四海苍生何。瓮中美酒香已讹，讵可酣饮令人酏。箱底芳茶贸味多，不堪烹煮驱眠魔。掩被虽欲寐无吪，打窗喧溜可从他。凡百防人多跌蹉，久矣此雨伤天和”[1]398，由于忧虑百姓苍生的安危和疾苦，诗人夜不能寐，无须箱底芳茶来驱走睡魔。另有一首《孙翰长复和，次韵寄之》，诗人在诗中交代了创作缘由，因读朋友的茶诗，“见之忽忆花溪游（花溪，茶所产，君管记晋阳时往见，故来诗及之），怀旧凄然为酸鼻”[1]426-427。接着诗人由茶诗论及采茶人之艰辛：“品此云峰未嗅香，宛如南国曾尝味。因论花溪采茶时，官督家丁无老稚。瘴岭千重眩手收，玉京万里赪肩致。此是苍生膏与肉，脔割万人方得至。一篇一句皆寓意，诗之六义于此备”[1]426-427，李奎报认为茶叶乃百姓历尽千辛万苦所得的民膏民脂，实属不易，可谓曲尽民隐。在诗之结尾，诗人发出希冀：“知君异日到谏垣，记我诗中微有旨。焚山燎野禁税茶，唱作南民息肩始”[1]426-427，诗人渴望统治者能悟出诗中的讽喻之义，取消税茶的栽种，切实为百姓减税减负。以上两首涉茶诗均表现了李奎报作为一名儒者怜悯黎民百姓的疾苦，为民分忧的精神境界。

2 乐道任性、随缘自适的释道情怀

李奎报虽然一生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但其并不排斥释道，相反，他深受释道影响。李奎报所生活的高丽时代国教是佛教，他从青少年时代已接触佛教，广泛阅读佛家经典，对佛教思想感悟较深。而几乎在同时，李奎报涉猎《庄子》等道家经书，他所著的《白云居士传》、《白云居士语录》承继了庄子《逍遥游》、《齐物论》的思想。他常寻访古刹寺庙，与佛僧交游，所创作的2000多首汉诗中，与寺庙、僧侣相关的多达250多首，另有不少散文涉及佛禅、僧侣。晚年的李奎报尤其热衷参禅悟道，喜诵《楞严经》，他甚至将其儿子送入佛门参禅悟道。因此，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称李奎报“奉佛敬僧，称笃信者，其当时之代表人物也”[2]174似乎一点也不为过。李奎报欲将禅道、释理打通，正如他所言“若将释老融凫乙，莫斥吾家祖伯阳”（《是日宿普光寺，用故王书记仪留题诗韵，赠堂头》）[1]394，他的不少涉茶诗不仅反映了他对佛禅思想的感悟，也体现了佛禅的意趣。

道家之“玄”与佛家之“空”有共通之处，道家无为清净的隐逸与佛家不执着于俗世的思想相近。李奎报涉茶诗的主题之一即借助释道摆脱现世的纷扰，通过内心的修炼求得心灵的安适。而达到此种心境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从俗世抽身而出，寻访清幽寺庙，在山水的澄明中，在与佛僧的茶饮交谈中，悟道乐道，随缘任性。

李奎报的《宿双岭》一诗的颔联“孤村畏盗犹横戟，古院逢僧暂试茶”[1]384将人间的忧患与寺院的静谧对照，尾联的上句“此身会作江山主”[1]384明确表达诗人想归隐山林以求解脱。无独有偶，李奎报在《复和》一诗中又以儒道对比，表明心志：“多劫头燃难自救，片时目击总成空。厌闻韩子题双鸟，深喜庄生说二虫。活火香茶真道味，白云眀月是家风”[1]363。虽然诗人内心深处顾念国家危难，但又因现实的困境，似乎要摆脱儒家忠君爱国的伦理纲常的羁绊，与白云明月为伴。此诗最后两句“邂逅忘形聊得意，不惭当日老庞公”[1]363-364，其超然物外、归隐田园的心志可见一斑。李奎报有时会携全家人一起避居寺院，烹茶闲谈，暂时寻求一份悠然闲适：“肺渴更知村酒好，睡昏聊喜野茶香……三伏早休民讼少，不妨时复事空三”（《寓居天龙寺有作》）[1]389。另有《暂游感佛寺，赠堂头老比丘》一诗言道：“问道已忘流谪恨，楚臣胡奈浪沉湘……浮名总落心虚外，妙道犹存目击中。石鼎煎茶香乳白，砖炉拨火晚霞红。人间荣辱粗尝了，从此湖山作浪翁。”[1]471李奎报在与佛僧的饮茶论道中，对其昔日所遭受的贬谪之痛已释然，个人的名利荣辱都是身外之物，妙悟禅理才是喜悦之事。越是以佛禅之理关照外在的现实世界，关照自身，李奎报越是体悟出只有淡泊名利，消除荣辱的顾虑，过恬淡自在的归隐生活才是解脱之道，也只有如此，他在俗世饱经忧患的困顿的心才能找到最终的栖居之所。《与玄上人游寿量寺，记所见》一诗便是此种心态的最佳写照。诗人在诗中交待造访僧人的缘由“初为尝茶至，还因有酒留”[1]445，却未想到不仅纾解了内心的烦忧，还收获了对禅理的深刻领悟。“踯躅登危构，宽闲泻滞忧。一轩穷远眺，万像赴冥搜”、“物化观无限，诗篇拾未周。恍如来别界，旷若释幽囚。……赖有优哉地，方驱郁矣愁”[1]445-446，相较于解忧与观“物化”，自我反省与另谋出路更重要：“江山皆可意，薪水足充求。半世违兹乐，浮名是我雠”，“禄薄何须慕，官微尚可休。终身知有所，筑室早营谋。但恐归来晚，宁劳更相攸”[1]446。

李奎报以茶水的清香隐喻人的清心寡欲、清幽自适，他甚至从煎茶、饮茶中悟出随缘任运的“大道”。《游天磨山有作》有诗句云：“困卧松轩山月白，煎茶不问岩泉涸。我乐忘忧师大噱，本自无忧谁是乐”[1]460，诗人已领悟忧愁源自患得患失，驱除名利之心便是乐。《题黄骊井泉寺谊师野景楼》：“早占清幽君自适，晚逢佳胜我方惭。洗心投社如同隐，汲水煎茶尚可堪”[1]473，在诗人看来，洗却利欲熏心，如同过隐逸生活，这种汲水煎茶式的清幽自适是一直心仪的。《憩施厚馆》中，诗人由“试尝一瓯茗，冰雪入我喉。松轩复暂息，已觉浑身秋”[1]348，彻悟出：“我性本旷坦，所至任意留。得坎即可止，乘流即可浮。此留有何恶，彼去有何求。大哉乾坤内，吾生得休休”[1]348。诗人已看淡人生的浮尘与得失，认为去留随心所欲，随缘任运是生命大智慧，类似于道家的与世无争、不被物所役的旷达超脱的精神状态。

李奎报的涉茶诗还体现了他以平常心观照和享用自然与生活，饱含禅意、禅趣。禅宗将人们从读经、拜佛、打坐、出家、念佛的繁琐单一中解放出来，主张煎茶洗钵、行走坐卧、挑水劈柴乃至吃喝拉撒皆为神圣，将佛教信仰世俗化、日常化。李奎报对此深有体会，他以在家修道者的身份，将佛教观照的世界生活化。诗人《又次新赁草屋诗韵五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佛教世界的日常生活化的现实图景，“杜门无客到，煮茗与僧期。荷耒且学圃，归田当有时”（其一）、“坐石吟移日，开窗卧送云。尘喧即咫尺，闭户不曾闻”（其二）[1]398，林深园静，门无杂客，种田吟诗，煮茶与僧人期会。诗人对此赏心悦目：“默笑观时变，闲吟感物华。在家堪作佛，灵运已忘家”（其四）、“深藏玉自贵，不采兰何伤。独喜童乌辈，蹁跹绕我床”（其五）[1]398，静观自然万象，乐享儿孙绕床，平常心即为道的禅趣尽显。《宿濒江村舍》一诗中的诗人在江边过着放浪形骸、闲云野鹤般生活，特别是“散尽旧书留药谱，捡来馀畜有茶经”[1]358让漂泊不定的羁旅多了惬意，少了忧伤。即使蜗居在城东一角，又赶上冬日大雪，诗人却“来打禅扉声剥剥，警咳一声虚谷答。入门眩恍见台阁，似见小空随善觉。隔林吹火栖鸟落，渴汉求茶泉欲涸”（《又分韵得岳字》）[1]366，最后，“一夕忘怀这里乐，大胜三笑游卢岳”[1]366，诗人引用虎溪三笑的典故作结，与佛僧饮茶论道的喜悦溢于言表。李奎报的《又次绝句（六首）韵》也颇能体现其将禅趣融入山水日常的倾向，细雨、疏林、巢雀、乱蜂、园圃、残霞、肥菌、香蔬、曲坞、弱柳等田园意象一一入诗。诗中通过细腻的铺陈描写，“人闲如老衲，地僻似山村”（其三）、“乞茶凭岳叟，看竹懒邻家”（其六）[1]397-398，这种在家为佛式的闲适自在怎不让诗人沉醉呢！

3 煎茶论道、品茶赋诗的艺术情趣

虽然李奎报自称诗、酒、琴乃其人生三大嗜好，但他对饮茶、茶道的钟爱丝毫不亚于其余三者。而他对茶的喜好以儒释道思想为基础，与中国文人一样，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的悟道参禅、儒家的修身养性，都被融入到文人的茶道中。因此，文人的煎茶论道、品茶赋诗格调清雅，境界高远，其艺术品味远非一般品茶人所比。

李奎报所处的高丽中后期已讲究流行于两宋时期的点茶法，所用茶具、饮法均仿效中国，品茗的方式较之唐代更加精致。诗人在《谢人赠茶磨》中提到用茶磨“研出绿香尘”[1]438，即绿色的茶粉，而茶粉正是宋代点茶所用。李奎报的《游九品寺迫晚》、《游天和寺饮茶，用东坡诗韵》两诗也提到点茶。此外，文人饮茶讲究茶叶的品种、煎茶的水源的意蕴，追求色香味俱全，更看重环境之清幽、格调之高雅，精神之愉悦。李奎报的《云峰住老圭禅师，得早芽茶示之，予目为孺茶，师请诗为赋之》一诗专门为答谢禅师所得的珍贵孺茶所作，因为这种早芽茶在溪水边的残雪里抽芽，采摘、焙成团都颇费功夫，富贵人家都很少见，而诗人却有幸品尝到禅师用惠山水煎的孺茶。“砖炉活火试自煎，手点花瓷夸色味。黏黏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儿与稚”[1]425，诗人不仅大赞孺茶的涩味、口感，更是感慨：“吃茶饮酒遣一生，来往风流从此始”[1]426。诗人还力赞居士友人所送的新芽为“仙茶”（《谢逸庵居士郑君奋寄茶》）[1]485。《得南人所饷铁瓶试茶》一诗则为茶具“铁瓶”而作，取建溪茗，再加上寒冰水装入此瓶煎茶，“初如喉声哽，渐作笙韵永。三昧手已熟，七勒味何并。持此足为乐，胡用日酩酊”[1]322，为此茶饮，诗人愿放弃饮酒的嗜好。《题璨首座方丈》也云：“山室茶谈足，何须索酒杯”[1]380，足见品茶论道的魅力。难怪李奎报自言：“评茶品水是家风”（《腹用前韵赠之》）[1]380。

李奎报的涉茶诗注重营造空品茶时空灵清幽的环境，不仅与澄明宁静的心境相呼应，还充溢着高雅脱俗的情趣。如《聆公见和，复次韵答之》一诗，“占断岩根结小庵，薜萝缘壁挂茅檐。晚凉新月偏窥户，夜静清风自卷帘”[1]306，清风明月、薜萝岩根等疏落的精致营造出淡泊的意境，因此，自然引出结尾“茶谈未罢还浮白，箫洒中间阑熳兼”[1]306-307，所透露出的恬淡若水的心境颇得饮茶之真趣。《访安和寺幢禅师，师请赋一篇》中，诗人在夏末秋初与禅师品茶，即使残暑未退，但诗人通过“青山”、“岩前水”、“晚凉”、“青瓜”、“冰液寒”[1]441-442等意象勾勒出一幅夏日清景，在如此清幽的环境饮茶，诗人不禁由衷地发出“衲僧手煎茶，夸我香色备。我言老渴汉，茶品何暇议”[1]441的感叹。李奎报不仅借鉴了陆羽《茶经》看重饮茶者品德的茶道精神，也追求品茗时心灵的净化与悟道怡情的风流高雅。诗人认同禅茶一味，茶品即人品，《腹用前韵赠之》云：“吾帅也是僧中龙，梵行无亏禅德备。山堆金帛尚欲施，谁秘新香忍不寄。收藏慎勿轻与人，除却灵台澄似水”[1]426，诗人称颂禅师德行兼备，而能与禅师一起品茗者也必为气味相投、志同道合者。又《访严师（此师稀置酒，见我必置，故以诗止之）》一诗为止禅师以酒招待诗人而作，因为比之饮酒，诗人更醉心与德高之人品茗论道：“僧格所自高，唯是茗饮耳。好将蒙顶芽，煎却惠山水。一瓯辄一话，渐入玄玄旨。此乐信清澹，何必昏昏醉”[1]138，与其喝得酩酊大醉，不如共同探讨人生之道、万物之道，而此种论道之乐岂非俗世之一般品茶人能体会！

在李奎报看来，不仅茶、道一体，茶、诗也一体，清淡的茶味、空寂的禅境、诗歌境界的清空具有相通之处，那么，文人的品茶赋诗别具一番高雅的艺术情调。李奎报有数首涉茶诗抒写与禅师品茶、论诗赋诗，写得超然飘逸，文采盎然。如“食罢禅房暂啜茶，半山红日已西斜”“万柳影中南北路。一溪声外两三家。卒然得句聊题壁。寄语阇梨莫羃纱”（《八月二日》）[1]351、“野水摇苍石，村畦绕翠巅。晚来山更好，诗思涌如泉”“爱凉凭水槛，眺远上云巅。老衲浑多事，评茶复品泉”（《和宿德渊院（二首）》）[1]370。再如“静中得句堪呈佛”“石鼎烹茶代酒卮”（《访严禅老，用壁上书簇诗韵（二首）》）[1]379。而《房状元衍宝见和，次韵答之》一诗中“此茶品绝可无诗，况复平生素酷嗜”“寓心独待识茶人，不是风斤谁斲鼻。碎铛扑火久不煎，正怯儿曹轻品味”“评人余论移于茶，说脉论源聊见寄。读了冷冷洗烦闷，恰如醉面洒寒水”[1]427诗句可谓是诗人将茶品、人品、诗品合一的最佳写照。

4 结语

总之，茶如同酒、琴、自然山水等一样，作为审美对象进入高丽文人李奎报的视野，成为其体道、悟道的物质与精神载体。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还是品茶体悟佛释之理、品茶赋诗，都是在追求心灵的自由，生命的充实，这无疑是文人在茶道中应有的审美情趣与生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