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士宗学术思想

张 君，郑红斌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310053)

高士宗，明末清初名医，侣山堂代表人物之一，现存著作包括《黄帝内经素问直解》(下文简称《素问直解》)《医学真传》以及与张志聪合著的《本草崇原》《伤寒论集注》。张志聪病逝后，高士宗秉承师训，继承老师的讲学事业，在主持侣山堂事务的同时不忘撰著医书，诊病疗疾。在长期研习经典、讲学著书及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到的学术思想，其所论所注对现代中医药的科研、临床实践等诸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生平纪略

高士宗名世栻，浙江钱塘人，少时家境贫寒，因科举不中，在倪冲之门下学习岐黄之术，23岁开始行医，关于其生卒年代史志中未见记载[1]。《医学真传》中“先生自述”有云：“(康熙三年)甲辰岁，余年二十有八。[2]”据此推测，高士宗生于1636年。其一生为医，从记背方书寻方投药到重病不死有所感悟。时闻张志聪在侣山堂开讲论经，便与其参究医学经典，始窥门径，谓“医理如剥蕉心，剥至无可剥，方为至理”[3]。遂往从学，如是者10年而后医术大进。高士宗作为侣山堂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持书院的教学工作，讲学论医，集思广益，著述传道，坚持至终[4]，其学术思想在继承张志聪的学术思想的同时，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2 学术思想

2.1 推崇经典医籍，全解《黄帝内经》

高士宗对医学经典理论尤为重视，与张志聪的观念有一定关系。张志聪认为，《针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乃医学之本，医者当潜心研究经典医著，细心体会其中奥理。其思想影响着侣山堂书院中的门人等，高士宗亦是如此，十分重视医学经典，朝夕参究，传承医道。

高士宗认为，《素问》是一部不可分割的经典。《素问直解·凡例》有云：“轩岐《素问》谓之圣经，不容假借……后之业是道者，当知篇章字句，皆属珠玑，勿容稍为去取者也[5]”。学医之人若为走捷径而仅取片段经文，不仅有断章取义之弊，而且难以领悟经文的原旨。为恢复《素问》原貌，高士宗不仅遥承马莳补出《素问》遗缺的“刺法论”和“本病论”，且单列《素问补遗》篇对脱简之处进行考证并注释。并且将《内经》末卷七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完整录入书中。

高士宗不仅对《素问》进行了注解，对《灵枢》亦然。如《黄帝内经灵枢直解》《素问直解·凡例》云：“《素问直解》外，更有《灵枢直解》圣经贤论剞劂告竣。[5]”《灵枢直解》虽已亡佚，但高士宗仍然是全注《内经》的医家。

关于《素问》每篇名目，马莳、张志聪等医家只是部分注解，而高士宗对每篇名目一一注释并写道：“素问内经……后之注者，或割裂全文，或删改字句……然字句文义，有重复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经改正者，有以讹传讹而弗加详察者。余细为考校，确参订正，庶几上补圣经，下裨后学。[5]”可见其之注解力求完整、清晰，不仅重新注释《素问》81篇各篇名目，还对各篇重新分节分卷，使各卷内容前后条分缕析，主旨明确。

高士宗秉承师训和侣山堂讲学思想，重视经典，全解《内经》。其阅览多家《素问》注本去伪存真，用心注解至精至微之理，力求《素问直解》释文能更加接近经文原旨，所以对《素问》全文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2.2 重视五运六气，创立“药气理论”

“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代用来研究天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人体生命影响的理论，简称运气学说[6]。五运者，木运、火运、土运、金运、水运五运；六气者，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三阴三阳是也，分别为风木、君火、湿土、相火、燥金、寒水之化。中医理论以气为本，以气的运动作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五运代表一年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的气候变化以及全年气象的总体规律；六气用来说明时令节气的气化特征，中医运气学是研究自然气候变化规律、探讨气象运动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对临床预防、治疗疾患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本草崇原》另辟蹊径诠释药性，从五运六气理论的角度探索《神农本草经》药物性用之本。细辛载于《神农本草经》之上品，《本草崇原》曰：“细辛气味辛温，一茎直上，其色赤黑。禀少阴泉下之水阴，而上交于太阳之药也……水气相通行于皮毛，内合于肺。若循行失职，则病咳逆上气……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从巅络脑，若循行失职，则病头痛脑动……太阳之气主皮毛，少阴之气主骨髓，少阴之气不合太阳，则百节拘挛……而细辛皆能治之。久服则水精之气，濡于空窍，故明目，利九窍。九窍利，则轻身而长年。[7]”

高士宗从细辛的性味、形态取类比象并结合五运六气理论，阐述其禀少阴、太阳之性，内合于肺，若循行失常，少阴、太阳所过部位则出现相应病证，如咳逆上气、头痛脑动、百节拘挛等症状。少阴为水脏，太阳为水府，久服细辛可使水精之气濡养人身之九窍，起到轻身延年益寿的作用。

《本草崇原》从性味的角度推论药物归经，以五运六气理论阐释《神农本草经》，创立“药气理论”，在亲身考证的前提下，结合诊疗经验丰富了原著中所载药物的内容，明确地阐发了药物的性味、功用等方面。

2.3 重视人体阳气，崇尚温补之法

高士宗从事医学活动的年代，正是温病学说鼎盛之际，寒凉祛邪之法滥用形成了苦寒时弊，导致寒证患者因医者误开寒凉药物而延误病情，或久服苦寒之药损伤人体阳气。寒凉清泄的广泛运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寒病的治疗。

高士宗重视人身之阳气，认同温补学派之论，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其崇阳思想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他十分赞同书中观点“人身阳气，如天如日。盖运行通体之阳气，若天旋转；经脉之阳气，若日也。通体之气、经脉之气，各有其所，若失其所，则运行者不周于通体，旋转者不循于经脉。[5]”认为想要远离疾病，就要保持人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除阴阳方面，《内经》亦从“正气”论述发病机理。如《素问直解·素问补遗·本病论》所载：“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可得闻乎……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在其后注解：“藏不足，一虚也。天虚，二虚也。感邪，三虚也。[5]”以上经文体现了《内经》强调正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人气不足，精神不振，神明不聚，天气又异常才会感邪生病。综上，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重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正气所起的作用。“治病必求于本”提示医者临证当注意调护人体正气，前文所述的温阳思想与此重视人身正气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为纠正当时的苦寒时弊，高士宗晚年在书院坚持讲学，并致力于弘扬其崇阳温补的学术观点，《医学真传》即是其力主崇阳温补的集中体现。在人体生理、病机、辨证、诊断、治疗、用药等方面，《医学真传》均强调人体阳气的重要性，阴阳章节点明人身之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有阳则生，无阳则死。此外，该书亦强调正气虚弱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认识到不明《黄帝内经》之旨，不讲仲景之学，滥用寒凉祛邪是当时的主要流弊。为匡其正，崇阳重温的学术思想贯穿《医学真传》一书。虽不免过于偏颇，却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的寒凉之风。

2.4 倡导格物致知，创新用药思想[8]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是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源于《礼记·大学》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

格物致知蕴含的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整体观，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是相统一的。《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指气候、物候、病候等，“道”则指事物运动的规律。中医学所蕴含的“格物致知”思想，体现在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方面。明·李时珍把精研医药看作“格物穷理”的工夫，并在《本草纲目·凡例》中写道：“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9]”

《本草崇原》强调格物致知用药的重要意义，认为格物用药不仅是认识药物的方法，也是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只有探其原、知其性才能用其本。格物用药是先圣的用药原则，夫“万物各有自然之性，凡病自有当然之理，即物以穷其性，即病以求其理，豁然贯通，则天地所生之万物，人生所患之百病，皆曰一致矣。”《本草崇原》一书将本草、自然界、人联系为一个整体，以万物自然之理、格物致知和取类比象的理论方法，穷诸本草之性味功效，极大地丰富了药物理论学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高士宗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医药事业，在多年的研究、讲学和临床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推崇经典为基础，创“药气理论”、重视温补、倡导格物用药的独特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和医疗实践都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