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考据”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
——以《永乐大典》中的“文件”为例

张全海/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近年来随着古文献数字化和商业数据库建设的长足发展，检索的快捷性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文献挖掘能力已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同时也对海量材料的驾驭和分析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读研期间（2001—2004）开始接触这个领域。早期研究文献挖掘技术的网络论坛叫“网上读书园地”（www.readfree.net），一大批“发烧友”聚集于此，他们十几年来一直醉心于文献挖掘技术的研发、数据库的应用等。早期的中文文献数据库主要为“超星数字图书馆”，后来开发出“读秀学术搜索引擎”等一系列产品，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网上流传的各种扫描版电子书多源于此。后又有“中美百万”（www.cadal.zju.edu.cn）等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面世，丰富了数字化中文文献的来源。早期的数字化文献交流论坛有“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论坛”“先秦史论坛”“读书中文网”等，来自全世界的爱好者长期活跃在这些论坛上，现在很多单位购买的“爱如生”系列数据库资源就是来自这里。

笔者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就已经开始应用数据库挖掘史料，后不断将这种手段运用于诸多学科研究领域，如姓氏谱牒、武术史、戏曲史、档案史、史前文化、区域历史文化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如先后对“巫”字的起源[1]、架阁库[2]、史前八角纹[3]、兰台[4]、同安监[5]等多个重要问题做过探索性考证，都获得了突破性研究结果。

台湾的黄一农先生将这种研究手段方法总结叫作“E考据”，虽然学界对此还存在争议，甚至有人认为所谓“E考据”就是在数据库里“简单一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所接受。“E考据”绝不是“简单一搜”而已，它首先需要研究者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借助于文献数据库来挖掘所需材料，然后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而推进解决问题。这就像在碎片化阅读的当代，我们不能将碎片化阅读作为全部，而应该是首先要有某领域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然后在碎片化阅读中获取知识的补充，绝不能“反客为主”。

在文书学、秘书学、档案学及行政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中，“文件”都是其核心名词之一，但学界对于“文件”词源的考证较少，且目前多认为此词清晚期才出现[6]，虽然同行付出了较多努力，但长久没有得到明显的推进。虽然这种考证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穷尽文献，即使是存世文献也难以穷尽，但这种有限的考证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会使得我们更进一步接近真相。

就目前来说，“超星数字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书刊数据库，其“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以实现全文检索，但超星没有开发针对古文献检索的专门产品，所以当用普通关键词进行检索时，往往会得出数量惊人的结果。如用“文件”检索，结果高达1000万多条。除非是检索特殊的关键词，或者使用组合检索，否则太多的结果让人无法使用。爱如生数据库则主要是针对古文献开发的产品，其“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基本涵盖了传世中文典籍，如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文件”可得535条结果、“中国方志库”733条、“中国谱牒库”2874条，虽然从这些子库中检索所得的结果也不少，但爱如生提供了检索年代限定（不够完善），如经过进一步筛选，会发现以上检索结果均为明代以后的文献，也就是说以上数据库所收清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文件”一词。再检索“书同文”“瀚堂典藏”“鼎秀古籍”“中国金石总录”“中国地方历史文献”等更多数据库，结果也基本是这样。

由于爱如生开发的子库很多，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中国金石库”“敦煌文献库”“明清档案库”，而要么一般机构单位不会购买这么多产品，要么有些子库尚在建设中，暂时不能提供利用。所以要检索爱如生所有子库中的数据，存在一定的难度。

笔者在对爱如生“永乐大典”子库进行检索后得到1条结果，出自第一四五七五卷：“每上下半月，开具递过文件及各各日时。”在其他商业数据库中检索也可得到同样的结果。

《永乐大典》正本早已失踪，现今存世的真品皆为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其总量不及原书的4%，在失踪的1万多册副本中是否还有“文件”不得而知。此外，还有一些明代文献没有被爱如生收录，如《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万历邸钞》《万历起居注》《国朝典故》等。笔者粗略翻阅了101册《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没有发现线索，全文检索了《明实录》也没有查到“文件”。可见就笔者目力所及，《永乐大典》中的“文件”属于孤例。

虽然说“孤证不立”，但却不能排除孤证成立的可能性，所以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对这则孤例详加考据。《永乐大典》第一四五七四卷至第一四五七六卷为“铺”，前两卷专讲“急递铺”的历史情况。为研究之方便，现将其中涉及“文件”一节的内容迻录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兵部奉中书省劄付，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言，随处急递铺反匿损坏公文、有失设法等事送本部，议得置邮传命，古今良法，行之既久，不能无弊。盖其法每十里设置一铺，排列道次，凡递文字，止凭一铺司承受发遣，其铺司率皆村野愚民，不知利害，不通文理，一铺历尚然不整，岂能表率铺兵，使之依法走递？其铺兵人数，老幼充应，多不堪役，州县官司视同泛常，又不依期亲历整点，遂致文字稽迟损坏，至于沉匿，无从追究，为弊至此，岂宜坐视不加整治？其元立程式，非有可以更张者，但为别无专管之人，以致如斯。所据上项长引隔眼，固是可用，未能悉救其弊。又相离数千里去处，亦难每铺摽写，以此参详，拟合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一周岁交承，其拘该两州县去处，从铺多者差设，相等者递年轮差，使之专督其事，时常于所管铺分往来廵视，务要修置亭舍，什物完备，附写铺历明白，照依元立程式走递，但有老幼铺兵，随即申覆补换。凡入递文字从始发官司，约量地里远近，印帖长引隔眼于上，明白摽写件数、发行日时，至各各邮长去处，摽写发放转递。每上下半月，开具递过文件及各各日时，申覆提调官，依期亲历刷勘整点，署押文案，具报廉访司照刷。若各铺稽迟损坏文字，或附写不明不实，本管邮长就便治罪。其在别管铺分，亦须互相举呈，所属上司行移究治。若邮长不能尽职，致有稽迟者，提调官量事轻重议罪。三犯者替罢，仍出去州县籍记姓名。其于一岁之内，克尽乃役，略无稽迟者，即许从优先行补用。若提调官吏，不行依期用心刷勘整治者，廉访司严加究治，仍于年终将断过此等官吏，通类另行呈台，备呈都省验事，别议黜降。如此责委既专，自能尽心于事，前弊可得渐除。如蒙准呈，宜从都省移咨各处行省，劄付御史台，照会本部依上施行。今将再立到隔眼样式粘连在前，具呈照详都省，仰遍行合属依上施行。

“急递铺”在先秦时期已经起源，其主要功能是传递官方文书，因此《永乐大典》“急递铺”中大量涉及“公文”“文书”“文字”等名词，还较多涉及“文册”“文历”“文案”“文卷”“文簿”“文卷簿籍”“文檄”“文牒”“文解”“文状”“咨文”“文匣”等名词，而“文件”仅一见。

笔者在传世元代文献《元典章》《文献通考》《通制条格》等典籍中没有找到该段文字，仅在“四部丛刊”影印涵芬楼藏元至正本《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中发现其别本（标点为笔者所加）：“至治三年，以反匿损破公文有失设法，兵部议：每十铺设邮长一人，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一岁交承，两州县相接之处，铺多者差，相等者递年轮差，使之专督其事，于所管铺分往来廵视，务要修置亭舍，什物完备，附写铺历明白，依程式走递文字，从始官司，量地远近，印帖长引隔眼于上，明白标写件数、发行日时，至各各邮长去处，标写发放转递。上下半月，具递过文字及各各日时，申提调官，依期亲历刷勘整点，署押文案，报廉访司照刷。各铺稽滞损失文字，或附写不明不实，邮长罪之。罪在别铺，亦须互相举呈，上司行移究治。邮长不能尽职，提调官罪之。三犯替罢，仍去州县籍记姓名。一岁之内，克尽乃役，略无稽违者，即从优先补。”

《永乐大典》《国朝文类》所辑该内容都是出自元《经世大典》，但篇幅长短及文字内容均有所不同，《永乐大典》中的“开具递过文件”在《国朝文类》中却是“具递过文字”。虽然《经世大典》原书已佚失，很难判定谁更接近原文，但综合考之，似当以《国朝文类》的“文字”为是。不过要弄清《经世大典》原文到底是哪个，还需进一步考证。

然而如果中华书局与台湾大化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确为明嘉靖时所抄副本的话，那么可以说最晚在明嘉靖时已有“文件”（如果副本此处文字与《永乐大典》正本一致的话，时间则要提前到明初），虽然有误写的可能性（也有“文字件数”简写的可能性），但毕竟已经存在事实。且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后世“文件”一词的出现存在影响，如乾隆朝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就极为重视《永乐大典》的校勘与辑佚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及以前的文献中有较多“文字名件”“公文件数”“文书物件”等复合词（这类词可以同时在“读秀”中检索）。名词的产生往往有其演变过程，如笔者在兰台考中研究“佩兰”词源时就发现其是从“佩戴兰草”简写发展而成。“文件”是不是由以上复合词（及“文字件数”）演变而来值得关注，再者曾被广泛使用的文书学名词“文字”“名件”后来失传，而“文件”一词的出现与勃兴又是否与之有关也值得思考。

在明代及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更多的“文件”线索，进一步研究则需要考察清初是否出现了这个名词。通过检索“爱如生”“书同文”等诸家数据库，没有发现清雍正朝及之前的文献中有“文件”一词，但同时发现“文报”“报匣”等词使用频率很高。在乾隆朝文献中发现有三条“文件”记录：《皇清奏议》卷六十七的鄂辉、成德《议西藏善后事宜疏（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条中有“所安各塘不过以备驰递文件之用”；乾隆五十七年《八旬万寿盛典》卷八十四有“近以各直省咨部文件往复稽延，命分别设立月限，以清庶务”；乾隆三十九年《琼州府志》卷三“钞课”中有“附知府于霈详请豁免杂税文件”。另外在《高宗纯皇帝实录》中找到两条记录：乾隆十八年六月己酉，“军机大臣议覆，盛京兵部侍郎卞塔海奏称，来岁巡幸盛京，凡经由程站，驿马、车辆俱应豫行饬备……往来驰送文件，请饬盛京将军，于八旗骁骑校内挑十二员，兵二十四名，分拨各站备。”；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辛亥，“谕军机大臣等，巴尔品奏，近日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来文，殊欠明晰，且有交付字样，业经所呈文件，分别申饬等语，所办甚是”。

对于以上检索结果，须再加考证。关于《琼州府志》，经查超星数字图书馆，收有故宫所藏刻本的影印本，经比对发现，爱如生等数据库里该卷次为抄配本，年代不详，而刻本中无相应内容。因此这条记录存疑，可结合康熙、道光两朝府志进行综合考订，这两种府志在“超星数字图书馆”里均有资源，经初步比对，发现康熙府志中有“钞课”一节但无相应内容，道光府志中无相关节目及内容，所以对于此抄配本的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关键任务，因此从略。

关于《议西藏善后事宜疏》，通过使用“鄂辉”“驰送文件”等多个关键词在“读秀”中进行全文检索发现，此奏疏有多种别本存世，除《皇清奏议》外，《钦定巴勒布纪略》《明清史料·庚编》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稿抄本中均有辑录。但《钦定巴勒布纪略》为节录本，无“所安各塘不过以备驰递文件之用”一句。社科院所藏抄本原件笔者未寓目，据鲁波点校《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续）》（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显示，该句内容与《皇清奏议》一致，但因该抄本的出处及年代均未详，故不能遽下定论。

而《明清史料·庚编》所录该文情况比较复杂，其文为“□安各塘不过以备持备（疑误）递文□之用”，在关键处竟是表示不可释读的“□”。该书所给的题名是“内阁抄出鄂辉等奏折（移会抄件）”，其文首句为“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内阁抄出”，这些内容均为别本所无。又因鄂辉奏折第一条中还有“所驻官兵不过防范地方、接送文报之用”一句，诸本皆同，所以此处“文□”是否也应为“文报”？《明清史料》虽然是依据档案转录而成，但因其编辑加工比较粗糙，内容杂乱、错讹较多，况且其关键文字处阙如，所以也不能轻易作为实据。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查检台湾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大型丛书，其中或许影印了这件奏折。

另外通过检索“读秀”还发现，对于学界称之为“鄂辉章程”的这件奏疏，已有相当多的关注和研究，如邓锐龄《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赜》、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等论著或史料汇编中都有相关内容的收录或研究，但都没有涉及本文关注的这个细节问题。虽然他们注意到了版本的不同，但均未予深究。

《八旬万寿盛典》有武英殿活字本和四库全书本传世，为乾隆时期原文献无疑，所以本书中的“文件”是为确证。且从文句语意上看，此处“文件”一词的运用相当娴熟，说明当时此词已经通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宗纯皇帝实录》并非乾隆时期形成的文献，而是修于嘉庆朝，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乾隆时期的原文献。但其文字内容形成于乾隆时期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乾隆实录中的两条“文件”记录，可做参考佐证之用，如有条件，还可查阅相关档案文献加以核实确定。

由于清代文献存世量巨大，尤其是与“文件”关系密切的历史档案还有大量原件没有公开，已经影印出版的奏折、谕旨等也多无商业数据库提供专业检索（“读秀”全文检索可能会指向这类文献，但仍因结果太多而无法利用），所以目前如要进一步弄清乾隆朝之前“文件”是否已出现的问题，可能仍需采用古老的手工查检方法。

另外目前各种文献数据库较多，除少数提供全文检索的外，还有大量目录库、提要库和影像库等，甚至是很多个人和项目建设的内部文献数据库，中国港台地区及美国、日本等区域也都有建设，研究者很难做到逐一尝试，但这其中肯定还有更多的线索待查。

通过检索部分数据库还可以发现，乾隆朝之后“文件”已较多出现，到晚清时普遍使用，同时还发现“文件”一词的使用似与军机处有着较大的关联[7]，另外与公文有关的名词在古代驿递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8]，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对于从数据库检索所得的记录，一定要核对原文，有的数据库是文字和影像对照可以查证，有的数据库只提供文本内容，这就需要另找原文核对，可以是扫描的影像，也可以是纸质影印本，甚至找古籍原本。这里试举一例，在“国学大师”网络数据库中用关键词“文件”进行全文检索可得899条结果，经粗略浏览发现，其《全辽备考》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标点为笔者所加）：“牌档：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文件故也……”其中赫然出现了“文件”一词！《全辽备考》一名《金辽备考》，为《柳边纪略》的别本，内容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筠石山房本《柳边纪略》[9]对应内容为：“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另查“辽海丛书”所辑《全辽备考》中相应段落也是“若档故也”。另外“国学大师”中《柳边纪略》的相应段落中两处“档”字亦为“文件”，不知是录入致误还是其数据来源的问题。

以上是笔者用“以案说法”的形式来讨论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如何应用“E考据”的问题，囿于篇幅的限制、数据库权限的不足及纸质文献借阅的不易等因，本探讨无法实现更为全面的铺陈，仅为有限示例而已。但仅此足以说明“E考据”并非“简单一搜”而已，更不是“伪考据”[10]，要想将“E考据”更好地应用于学术研究，除了要有相应的学术积累外，还要有一定的材料驾驭能力和分析能力，有时候还要结合运用其他的方法手段[11]。“E考据”是“立体性”的，绝不是单纯仰赖于数据库，切不可把数据库检索当作攻无不克的利器，而在有限的数据库中检索到有限的信息后就急于下断语。

在本文撰写完成后，笔者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新文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12]，其中引用马费成教授的一段话：“当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全新研究场景，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整个文科的研究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过去许多不能开展的人文社会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手段。”可见“E考据”被主动引入人文社科研究中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