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与《软埋》新历史小说中的“水”与“火”

孔德玉

摘要：方方《软埋》的发表标志着新历史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软埋》与莫言小说《红高粱》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软埋》在新历史小说写作中独特的意义。一方面《红高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滥觞之作，在美学意义與精神内核上都与《软埋》有着鲜明的映照。立足于新历史主义文艺观探讨《红高粱》与《软埋》两部作品。《软埋》对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视历史反思，发掘人性以及注重民间视角和强调个人体验的方面有所继承。另一方面《软埋》丰富发展了新历史小说的内核，方方将自由，选择等更多具有启蒙思想的主题注入到历史题材写作中。《软埋》对新历史主义小说进行了超越，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软埋》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自由;选择;个人体验;美学

尽管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尚有争议的文学理论，但它提供了新的文学评述与文学实践的新方式给我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新历史小说的实践可以理解成在确立新的民族精神的话语领域和在对传统历史写作领域的消解中的振摆。就《红高粱》和《软埋》而言，我们可以说作家将历史语境与个人史写作进行穿插融合从而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文学魅力。方方的川东记事与莫言的高密野史成为历史新的补充。历史本身也因此更加丰富立体。

一、“如火般壮美”与“水性悲愁”

莫言笔下的高密乡历史是一种雄壮的，带有野火般的美学色彩和精神内核的，无论是“颠轿”“野合”“敬酒神”原始野蛮的充满民俗色彩的行为还是“十八坡”“酿酒坊”“火红的高粱地”“血红的太阳”这些极具诗意的意象都将这火焰一样燃烧的生命力抒写的淋漓尽致。展现出根植于土地的生命神圣的意味。而方方的《软埋》同为个人视角下的历史写作。

则显得更加隐忍克制，川东精巧的“且忍庐”“三知堂”变成历史无声的见证，软埋的墓碑。《软埋》的隐性叙事实现了情感与情节的间离，方方本人亦言只想作为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因此《软埋》相比《红高粱》则是带有水一般的文学气质，宁静无声冲刷过历史。使人的个体还原为“无染原罪者”。然而这种“水性”气质下铸就的文本并不平淡，通过小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方方于时间缓流下理性思辨的力量，如净水下满蕴力量的暗流。《红高粱》《软埋》两本气质迥异的小说却共同诉说了一个主题——怎样用文学表述历史。

《软埋》对当下历史环境中占优势的历史社会符码进行了修正，通过对川东土改的边缘历史叙述进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历史的侧面。一些评论者认为《软埋》是对新中国土改历史成果合理性的颠覆是为“地主乡绅”招魂。且不说这种论调是否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单就历史本身而言，新历史主义从不认为历史有对错之分，强调历史的正确恰好就落入了新历史主义所反对的“历史编撰论”陷阱。笔者认为《软埋》不是对土改运动及其成果的质疑，而是对这一段历史的补充。如果《红高粱》因其民间立场的异质化写作而受到承认和赞扬，那么对《软埋》的苛刻批评就无法成立。

二、“共时性”死亡叙事与消解历史的个人传奇

《红高粱》与《软埋》都在文本中显露出死亡与暴力的痕迹，以及作家潜在生死之后对生命本身的思索。《红高粱》最为人称道的“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死亡将《红高粱》作为一首悲壮的具有雄性气质的生命之歌推向高潮。“酒”和“血”这两个意象交融于文中。《红高粱》中的人物从不惧怕死亡甚至热爱暴力。余占鳌的暴力中带出蛮性的复仇精神、抗争意识。“我奶奶”的死亡实际上歌唱的是人应当怎样生，正如她弥留之际的“默祷”：“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我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种炽热的生命张力甚至可以点燃死亡。

诺丝鲁普·福莱认为历史与神话是对立的，《红高粱》作为一个修辞性极强的小说被理解为神话显然是不合适的，更准确的来说它应该是一个传奇。一个好坏兼有的复杂的普通人谱写的传奇。它通过一种“虚构的投射”消解了历史也补充了历史，消解了死亡也将死亡升华。通过暴力将“生”写的更鲜活，通过“死”将“生”无限放大。

与《红高粱》正相反《软埋》通过死亡的“共时性”刻写将“生”藏进了“死”的阴影里。“我奶奶”不惧下地狱而“丁子桃”则让“不在现世的灵魂”始终摆脱不了原罪的地狱。《软埋》中的死亡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阴冷与《软埋》的隐性主题相契合。《红高粱》用死亡放大“生”《软埋》通过死亡来将本来可以有的“生”软埋掉。《软埋》并不着意描写死亡的过程，在这里死亡变成一种界线将“丁子桃”的生割裂。生者或者说幸存者实际上一直在逃离“生”。

莫言笔下的生与死都是扎根在高密的土壤里。而方方笔下的丁子桃逃避她的来处，甚至她的儿子青林坚定的拒绝来处。方方作为一个记录者并无意追问历史的缘由。造成丁子桃一生悲剧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一方面固然复杂的历史环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丁子桃父辈作为乡绅的清高固执和主观选择同样起到了作用。选择“软埋”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历史“共时性”的意味。

《红高粱》通过大写个人传奇消解“官方历史”，《软埋》通过“共时性”历史的强调来重新引发对历史的思考。尽管这两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方式书写生死，值得欣喜的是我们从这两部优秀的作品中能看到对维护人性尊严的殊途同归。这也体现出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发展过程中“文学本文的自主性”坚守。

三、《红高粱》的创造矛盾与《软埋》的继承发展

新历史主义指导下的文学实践有继承与发展自然也有不足与缺点，《软埋》与《红高粱》恰巧就是很好的例证。《红高粱》发表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带有浓重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西方文艺理论密集传入中国，大量作家开始新的文学实验都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生发的温床。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思潮兴起，这一阶段莫言的创作难免带有寻根的余韵。尽管其主体性更加强烈。但由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内生原因”稍强于外来影响。中国新历史主义写作没有在深化理解形式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创作者过于执着于“文化之根”本身而忽略了“寻根”这种形式导致这一时期的新历史主义接受只是一种囫囵吞枣式的。写作于这一时期的《红高粱》也没能逃离这一弊病。

《红高粱》过于强调“文本的历史性”过于追求这种满溢而出的蛮性高密文化，实际上这对历史本身构成了一种伤害。莫言将其意欲表达的火一般的生命力置放在高密乡的抗战历史中，虚构了历史亲历者“我父亲”，过多的强调主体色彩，纵然彰显了文本的审美色彩，但同时个人化历史使历史本身陷入虚无。我们将《红高粱》的精神内核进行抽离，将其装入其他作家同样具有民俗色彩的情节与个人历史中，也许也能成为不逊色《红高粱》的佳酿。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新历史主义本身存在的矛盾——如何在“本文的历史”与“历史的本文”之间获取平衡。探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因此这并不妨碍《红高粱》成为一部优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

方方的《软埋》从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源头而来，经历了寻根文学的没落与新写实小说的积累，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新作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又展现出它的魅力。《软埋》对新历史主义“书写边缘史”“个人化写作”“民间视角”等创作理论的继承已毋庸置疑，可贵之处是《软埋》对新历史主义有了新的探索与实验。葛林伯雷将新历史主义的阐释语境分为“写作语境”“接受语境”“批评语境”。他认为新历史主义学者要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去解释作品与社會相互推动的过程。这里抛却“写作语境”与“批评语境”不谈。方方似乎有意识的将“接受语境”直接呈现在小说文本里。方方将川东土改这一历史事件可能得接受态度全部都作为“细节”和“闲笔”编织进故事里。历史的亲历者“丁子桃”、历史的优势方“刘晋源”、缺席者“青林”、旁观者“刘小川、刘小安”、记录者“龙忠勇”这些人物对历史的态度被收集在小说里。作者将选择权交还给读者，从而深化历史。这方面《软埋》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做了积极的发展。

综上，莫言《红高粱》更加注重作品精神主旨的体现，历史成为作家展示如火一般蓬勃生命力量的背景板，《软埋》中作家有意冷却主体色彩，强调记录者身份刻意隐藏在叙事之后制造不在场的证明，为的是将历史主体显现。

《红高粱》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写作有开创之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新历史主义范畴内意义重大的文学实践。如火一般悲壮热烈的主体色彩，通过民间立场下野史性叙事充分显现了文化诗性特色。《软埋》作为新时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从历史中汲取养料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历史的阴暗角落。《软埋》作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将历史侧切，用文学的方式将人们的目光重新引回历史本身。虽然争议极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软埋》的发表将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我们的反思与检视。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软埋》也将迎来更加多样的评价。这便是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积极的意义。虽然新历史主义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其本身的具有开放性与实践性。立足新历史主义文艺观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来体会生命之火的炽热与时间之水的厚重。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

[2]马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