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渎望海

张凌云

在中国，名字带盐的地级以上城市只有一座，盐城。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盐文化，盐城是最佳的一幅缩影。

我的老家离盐城不远。对这座相距不到100公里的城市，向来却未见有多亲近，相反，有些近而远之，甚或近乎排斥，在我的印象里，盐，代表着苦咸，盐城，不过是一方地瘠民贫的土地罢了，小时候，听到有口音带侉的外乡人，大多以为是盐城人，有时候还会滋生某种莫名的优越感，不比我们鱼米之乡，盐城除了生计艰难，经常要离家讨生活外，大概只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盐碱滩了。

回头看来，那只是年少无知而已。现在，我要向这位曾被轻视的邻居致以深深的敬意。

一

自连云港以南，偌大的黄海之滨，竟没有一个真正的沿海城市，这是每个看过地图的人留下的遗憾。但是，倘若将时光上溯，却会发现，两千多年前海边就曾有一个响彻四方的名字，盐渎。

盐渎就是今天的盐城。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设置盐渎县，东晋时（411年）改名盐城县，从此这里一直是治邑所在，并于1983年升为地级市。于这个意义上说，盐城绝非自古是蛮荒之地，也并非因“苏北延安”的红色背景而声名鹊起，而是一座有历史、有内涵的古老城池。

盐城因盐命名，自然命运起伏离不开盐。比武帝设盐渎县更早，这里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与景帝时七国之乱的主角刘濞有关。《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依靠海盐，刘濞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有了反叛的资本，长达四年的七国之乱由此发端，也许他的作乱使朝廷认识到专管盐业的重要性，盐渎县应运而生。

其实黄海之滨这片广袤的土地，早就是适合煮盐制盐的土壤。同样是《史记》，《货殖列传》云：“东楚有海盐之饶”，这个“东楚”就是今天的盐城一带。盐城制盐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早在吴王阖闾时代，江苏沿海就开始煮盐，或者更早，只要有人类居住，这片昔日紧邻大海的土地就有煮盐的历史。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会发现这不是臆想，而是必然的论断。中国古代制盐有三大来源，池盐，井盐，海盐。池盐多见于华北西北，以山西运城的盐池著称，井盐多见西南，四川自贡的井盐闻名于世，海盐分布较广，自辽东至岭南皆有出产，而其中，又以盐城为中心的淮盐（淮河南北出产的盐，两淮即淮南淮北）冠绝天下。无论池盐井盐，既深处内陆，古人开采技法又简陋，产量有限，因此只能供应邻近地区，只有海水取之不竭，用之无虑，海盐也就当仁不让成为食盐的主流。

虽然，山东半岛的煮盐史要更早，春秋时期的齐国富甲一方即是明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淮盐的优势日显突出。这里是中国地势最为平坦辽阔的滨海地带，以泥质土壤为主，地理居中，气候适宜，加之人烟稀少，最适合朝廷进行大规模的盐业开发，特别是大运河开凿后，能够通河达江输往全国，所以，西汉以降，绵绵两千年间，淮盐一直在中国盐业史上占据着最为显赫的地位。正所谓“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两淮盐赋甲天下”。淮盐不仅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财源，而且彻底告别了“淡食”时代，滋养了整个中华民族。

二

与淮盐的辉煌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盐城在整个淮盐体系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盐城是产盐的中心，但长期以来孤悬海边，北距淮河尚有一段距离，南与长江更是隔得老远，无论北上南下，都没有直达河道，这在古代陆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无异于划地为牢，而黄海边多滩涂沙洲，盐城本身无法作为海运的集散地，那么，如此巨量的食盐，是如何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呢？

答案还在于水道。邗沟始凿于春秋，沟通长江淮河，是大运河的前身。相传吴濞曾开邗沟支道通向海边各个盐场，但方向未明，难以考证。较为可信的是古盐河的开凿。该运盐河从广陵茱萸湾开始，向东经海陵，最终抵达今如皋北部，此段地势西高东低，引长江水或邗沟水自然贯通不成问题，但盐城至如皋尚有相当距离，时两地均在海滨，是直接海船运输还是内陆支河驳运，不得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线路图逐渐清晰起来。唐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沿海滨筑一条长约140公里的堤堰，史称常丰堰，堰内取土后挖成的河流，由北向南串接盐城境内各大盐场，这就是最早的串场河。至北宋，因常丰堰年久失修，范仲淹主持重修了著名的范公堤，在其基础上，历代多有延拓加固，最后演变成一条北至阜宁，南到启东，长达近300公里的拦海大坝，而大坝内，串场河也多加拓宽，成为串连盐城10多个盐场，并连接古盐河一路向西的黄金水道，直达大运河畔的重镇扬州。

沿古盐河一线，多座城市由此繁荣。扬州自不必说，唐时的“一扬二益”说法，肯定离不开盐业的支撑，至清代，更是因盐业而富甲天下，扬州留下的著名景点，如个园、何园等皆是盐商的私家花园，据估计极盛时盐商花园达200多处。再如海陵，本是与盐城资历相当的县城，也因盐业的持续勃兴几度升为州府，而盐务的重要性，似乎更凌驾于盐城之上。

南梁時，海陵县升格为海陵郡，唐武德年间设吴州，旋废，南唐置泰州，从此泰州广为人知。回到盐务上，唐代全国设10个盐监管盐，其中两淮有海陵、盐城二监。海陵监为全国第一大监，年产盐60万石。盐城监次之，年产盐45万石。盐监是管理盐务的专业机构，海陵县产盐少，海陵监地位却反在盐城监之上，再如盐仓，有名的有如皋仓，西溪仓等，盐城周围的知之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盐城监废为仓），更不消说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两淮盐务总栈这些只会设在扬州一带的大衙门大机构。

如此看来，盐城很大程度上只充当了一个“奶牛”甚至苦力角色，风光地位与它无关，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风吹浪打，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辛劳付出，就像热力递减，关于盐文化的所有荣耀精彩和风流故事以扬州为中心，向东至泰州、东台、如皋依次递减，而到了盐城已消失迨尽，只留下无数熬盐制盐的苦涩艰辛。

三

翻开一部中国盐业史，大部分时间内，古人制作海盐以煮盐为主，晒盐只是近代以来的事。而煮盐决不像我们想象的轻松浪漫，就像张生煮海一样，只要舀上一大锅海水，在沙滩上使劲煮呀煮，就能把盐煮出来，而且能煮得日月无光，龙王讨饶。那样做是有盐，但所得相当有限，真正的煮盐，比这要复杂得多，辛苦得多。

这从繁体的“鹽”比简体的盐要繁复许多可见一斑。《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从卤，监声。”煮盐的关键正在于卤。古人制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刮土淋卤和晒灰淋卤。

所谓刮土淋卤，目的在于“刮壤聚土，漏窍沥卤”。简单地说，是指刮取海边咸土，再用海水浇灌其上，得到卤水。通常是将经风吹日晒的咸土堆成堆，置于席上，席子四周用土围挡成坝，然后海水倒入其中，席下有竹筒将渗漏的水引到旁边挖掘的池井里，这就是盐卤。

晒灰淋卤相对先进些，逐渐代替了刮土淋卤。将草木烧成灰后，掘一大坑存放草灰，然后浇灌海水浸泡，待到日暖天晴，取出拿到地上摊晒，等灰上出现白光，接着同样浇注海水，滤渗卤水，过程大致相当。

无论刮土淋卤和晒灰淋卤，获得的卤水都要剪烧才能成盐。这时就离不开一种沿用上千年的工具，盘铁。

盘铁自汉代就有，又称“牢盆”。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固定拼成一盘，盘铁体量巨大，合计有一两万斤重，一块就有上百斤，我在博物馆见过盘铁实物，那家伙一寸多厚，形状不太规则，身上长满铁绣，看上去既沧桑又沉重。说白了，盘铁就是一口巨大的铁锅，之所以做得这样大，既能容纳更多卤水，更重要的是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

有了盘铁，接下来需要燃料，还需要相对密封的环境。“以卤池为本，以草荡为资，以铁盘为器，以灶房为所，有一未备，煎盐有妨。”煮盐需要大量柴草，盐城处于滩涂地带，有茂密的芦苇荒草可供资用，这是它的优越条件。最后，将盐民们聚在灶房里，大火剪烧，日夜不息。

关于盐民的艰苦，很难用几句话可以概括。古代盐民，又称灶民、灶户、盐丁，社会地位极低。有的是流亡的灾民，有的是流放的罪犯，有的是被政府奴役的对象，即使他们的后代，也终生不得翻身。洪武赶散时，朱元璋从苏南迁移4万多居民来到两淮地区从事煎盐劳役。宋、元、明、清几代，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并且不能改变，盐民在行动上也受限制，若出灶区需经官方批准，且不能持器械或三五人结伴同行，类似奴隶生活。这种近乎残酷的管理激起过民变，如元末农民起义的首领张士诚就出身盐民。

虽然，到宋代时，煮盐的技术已相对成熟，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的工序也相对科学，但日复一日终年煮海的辛劳，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寒冬腊月，潮打风吹，要犁地翻耘，刈草烧灰，尤其是炎炎长夏，钻在灶房里剪煮卤水的酷烈，非常人能够忍受。因盘铁厚大难烧，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需要连续生产半月左右，在这半个月里，盐民们举家上阵，轮流操作，辛苦一夜，所得不過几百公斤，即使明代后期实行改革，改粗笨的盘铁为铁锅，煮盐的效率提升了，但劳动强度并没有减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六七十度的灶房内，红炉火光冲天，几口大锅成阶梯排列，一锅卤水烧滚了，被迅速传递到下一口，盐工们几乎赤身裸体，他们挥汗如雨而浑然不觉，等到往滚开的锅里投入盐母，等到那弥漫的蒸汽里白色的海盐终于出炉，竟不知脸上是笑容还是泪水。

因此，两千年来盐民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他们世世代代“海陆取卤，日晒火煎，煮海熬波，卤水成盐”的结果，换来的是蓬头垢面，食不充饥，换来的是官差的虎狼相逼和盐商的一掷千金，那些诗人笔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的盛赞，就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的讽刺，那晶莹透亮的白盐，在变成达官贵人们手里沉甸甸的白银同时，身后，留下无数盐民的累累白骨。

四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盐民的苦难会有终结的一天。盐城，也在潮来潮往中从高潮慢慢跌落，直至变得风平浪静。

从明代开始，黄河夺淮入海流量大大增加，范公堤以东的泥沙淤积开始加快，至万历年间，盐城离海直线距离已有约20公里，不再是海滨城市，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向北，盐城离海岸线已有50多公里，从而彻底与大海绝缘。

随着海岸线的持续向东，盐城境内的盐场也走向衰退，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且产量迅速减少。以东台为例，富安、安丰等五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产量达到最高峰225.8万担，嘉庆七年（1802年）亦有225.6万担，而道光六年（1826年）已降为69.84万担。由于成陆速度越来越快，许多盐场不是撤并，就是干脆废灶兴垦，种植棉花等作物，并发展养殖业、捕捞业，在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整个淮盐辉煌史走向终结，曾经广袤的盐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

时至今日，江苏沿海依然在产盐，盐城依然有盐场，但生产的效率远非昔日可比。现代化的晒盐加工替代了传统的煮海为盐，光一个灌东盐场年产盐就达五六十万吨，是过去的数十倍。不过规模虽大，盐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不足3%，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盐城，是一个和共和国其他地方一样，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

那么，盐城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这正是我为之探寻的问题。虽然，盐城依然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乃至全国最大的滩涂面积，有濒海的丹顶鹤、麋鹿等自然保护区，但毕竟市区已经远离海洋了，站在这里，哪怕站在曾经的范公堤上，也无法登高望远，凭海临风，感受大海的澎湃激情和壮丽辽阔，一句话，那个孤独地立在海边，向大海展示着汉唐气象的骄傲代表退隐江湖，而曾经的江湖，现在已消散得没有一丝涟漪。

能够寄托怀古幽情的似乎只有中国海盐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全面反映古代海盐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取址也极富意味，就坐落在串场河与范公堤之间。博物馆不高而外观奇特，顶上斜矗着几个巨大的带网格线的方块，远远望去略呈灰色，不知是否象征着那凝聚着太多艰难的煮盐结晶。

我去的时候是春节假期，人并不多。或许盐城不是旅游城市，偌大的展厅里稀稀落落。应该说，博物馆内容很丰富，除了翔实的图文资料，还有各种立体模型和实物工具，有的还进行了声光电演示，倘是耐得下性子，对海盐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完全可以补上生动一课。

而我感到意犹未尽。诚然，博物馆已经做得够好，周围还有连成一片的中国海盐历史文化风貌区，虽是仿古街坊，多少能体验一下当年酒肆商旅因盐而市的繁荣，但这还不够。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博物馆只能提供定格的历史，曲终的安宁，而我需要的，却是那些一直呼呼作响的，咆哮的，夹带盐民呜咽声的海风和浪涛。

这里当然听不见。要听到当年的声音，就必须去看真正的海。我决定向海边盐场进发。

五

但我还是失望了。离盐城最近的是射阳盐场，向东北方向也要50多公里，至于规模更大的灌东盐场，则在160公里开外。出于时间考虑，打算去看射阳盐场。去之前担心盐场不让参观，特地打过电话。未料回答和不开放差不多。原因一是正逢假期，工人还未全部上班，二是冬天本来是盐场的淡季，即使开放，也看不到多少东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用地矛盾日显突出，不少沿海盐场用于其他开发，地盘萎缩得厉害，很难再现原来的气势了。

尽管盐场方面委婉劝阻，但不甘心，还是决定驱车前往。到了盐场附近，果然安静得很，不像工作的模样。向门卫说明来意后，对方迟疑了片刻，答应让我们进去看看，但时间不能太久。

我终于站在了盐场的土地上。就像电视里见到的那样，一块块盐田整齐排列，连延远方。遗憾的是天气不太好，没有蓝天白云的映照，盐田看上去没有那么晶莹，虽然有的附有标识，还是看不太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如含卤量的不同，颜色的差异，哪些是不同阶段的蒸发池，哪些又是结晶区。远远地看去，竟有些像家乡的水田，或是一块块巨大的玻璃，只不过，不管是水田还是玻璃，都无法做到这么宽广，并且反射不同色彩的光。

因为风大，又没有工人作业，看门人催着我们快走。出了盐场，犹觉不尽兴，忽然想起要打一个朋友电话，但是电话不通。于是决定，再向海滨深处走走。

这里是路的尽头。再前面是大片的芦苇和荒草，有一人多高，海岸线就藏在它们里面，我看不见。但能听见海的声音。海风从远处传来，发出低沉的吼叫声，吹得身边的萋草枯叶簌簌作响。这是我能够到达的被称为盐城海滨的极点，我在这里望海，不，准确的是说是听海，闻海。

迷濛的天空下，无边的荒草在眼里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了昔日的盐民结庐而居，大大小小的草舍工棚占据了这片广袤的滩涂，他们日出而作，日夜操劳，脸庞被海风吹得黧黑，佝偻的身形有的收割茂密的芦草，有的耙耕海边的场地，有的烧烤火红的灶膛，有的推着沉重的盐车，场面不可谓不热闹，生产加工也井然有序，可一边是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的盐民，一边是趾高气扬、肥头大耳的官差，对比极为强烈。这样的场景在大海之滨反复上演，起伏着两千年的人间潮汐，海浪也一浪高过一浪的向上翻涌，回馈世人以晶莹的白盐，直到有一天，巨大的浪头冲上海滩，将所有的一切吞噬。

沉思良久，天色更加阴沉，咸涩的风中似乎裹挟着雨点。我决定回头，找个地方吃饭。刚刚坐定，手机响起，一看，是刚才没打通电话的朋友回话了。

那位朋友正是盐场人，从小在灌东盐场长大。刚才因觉得参观时不甚明白，所以想到打电话问他。朋友告诉我，由于淮安等地发现了大盐矿，而盐矿综合成本低，特别是占地面积小，所以逐渐取代了海盐的地位。原来的盐场的确很大，像灌东盐场，从海边往西将近二十公里，南北也有七八公里，方圆就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因为太大，盐场下面分工区，工区下面又分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从引潮纳池到成品出盐的全过程，全年能产盐五六千吨，而小组不过十七八个人。不过，前面晒盐的工序主要靠自然蒸发，时间也得个把月以上，只有起盐搬运时才运用到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你看到的图片里那些长长的吊臂，通常那时才能发揮作用。盐场平时也是挺安静的，只有到收获的时节，你来才正是时候，可以看到一派热闹的场面。

听朋友这么说，我似乎看到了吊机林立，车来车往的场面。工人们用耙具把盐推到池边，机械臂伸出铲斗，很快在场外堆出一个个巨大的盐山，接着，那些原盐被运出盐场，经过再加工，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

有了这样的解释和想象，多少弥补了现场留下的遗憾。吃完饭后，准备返程。

六

回程走的是沈海高速。这是一条与204国道，即原范公堤大抵平行的公路，相距不到10公里，只是向东更远些，离海相对更近些。汽车疾驰在高速公路上，两边是连绵不断的原野、村镇，虽说是冬天，但冬小麦透着绿色，路边的树木叶子也没有全部凋零，不时有常绿树种在眼前掠过，各种各样的桥梁、匝道、涵洞、铁轨与高速公路相互交错，构成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图，赐予这片土地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涌动着强劲的生机活力。

而这些与我离开的那座城市没有必然关联。坐在副驾的我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迅速掠过的路牌标识，并看着手机导航里经过的地方，默念着它们的名字。

我发现叫堰、团、灶的名字很多，特别是灶，如东灶，南灶，四灶等，都是公路下面的村庄，直到看到一个叫南沈灶的名字在前方反复出现时，终于明白，那个曾经的盐渎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所谓堰、团、灶，包括垛、冈、场、仓、墩、圩、滩等等，都是淮盐兴盛时代留下的地名。其中场、仓、团、灶是盐民组织，而堰、垛、圩、滩等是依地势取名。时至今日，当年的一些大盐场，如东台场、安丰场、小海场等都演化为繁荣的市镇，场字也去掉了，只留下前面两个字，仓字亦然，团是较小的组织，一副盘铁团煎共煮得有十多户人家，因此带团的地名较为常见，最普遍的就是灶了，到后来，几户人家，甚至一户人家都可举灶煮盐，他们的后代由此繁衍生息，所聚居的地方就称为灶，为示区别，以姓冠之，再加区分，又冠以一二三四、东西南北等等。

即使经过漫漫时光的演变，许多地名进行了裁撤更改，但她们的根还在，她们的魂还在，有人说，人就是大地上的盐花，那么，作为承载我们的母体，那些村庄都是古老的盐渎母亲留下的后代，洁白晶莹，星星点点闪烁在整个黄海之滨，某种意义上，她们就是我们的故乡，她们永远静静地听着海的声音，并给我们讲着海的故事。

我一直向南，直到某个出口停下，而这里，过去正是一片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