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胡风分子”的晚年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陈思和老师去贾植芳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会，神色庄重。

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

贾先生说，他们一些朋友，在50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會聚在一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获得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样一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

贾先生属龙，这个属相使我自然想到新文化英雄陈独秀的两句诗，是他多遭磨难、1937年出狱后所写：“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贾植芳：脱胎未换骨

1989年暑假，我带着贾先生推荐给我读的几本比较文学方面的书，回到老家。我坐在小板凳上读一本英文版的厚厚的比较文学早期论文集，母亲问，读得懂吗？其实是读不大懂的，我却含含糊糊地回答母亲。那时候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又有一种对即将展开的世界的宁静的渴望，就这样，在北方夏天凉爽的风中，把这本读不大懂的书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

过完暑假，我才正式成为贾先生的学生。

如果按照现在的讲课方式来说，在我全部的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就没有给我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个房间里常常爆发出笑声，那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这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里，称为“星期五聚餐会”，像节日一般。这个“我们”，由不同“辈分”的人组成，有老师，有师兄，我是最后的一个，直到又有比我后来的人加入进来。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9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经常碰见高晓声。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饭点儿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有一次中文系请高晓声住在复旦讲课，高晓声不愿吃安排好的公饭，总到贾先生家里喝酒。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口音，高晓声常州腔调，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

贾先生平易，风趣，就我所见，他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但我所说的特别的氛围，还不仅仅就是这些。有人赞美先生的达观，以为先生历经劫难之后，什么都“想开了”，其实是错的。先生的认真和坚持，是骨子里的东西，八十岁时先生写自寿联，上一句就是“脱胎未换骨”。

就说我们这些学生，在贾先生那里完全可以无拘无束，贾先生自己也不讲究形式，但其实，贾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学业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在那些随意的聊天中透露出来，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暗示出来。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条条框框，在精神上却不能不说是严格的;同时，又因为是在开阔的境界里，虽然严格，却不死板，反而能够激发和唤起人的潜能。

从南区到贾先生家的路太近了，我两三天去一次，有的时候天天去，甚至一天去两次。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向先生请教，但也可以说，那时的我也正经历着精神上的困惑和苦恼，这种困惑和苦恼说不清楚是什么，可它又确实在那里;我甚至想说，这样的困惑和苦恼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跟我差不多年龄和经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

大学毕业的夏天，火车站“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歌哭之后，同学们风流云散;和我一起读研究生的同学，到崇明岛农场去割稻子，要劳动一年以后才回来。我因为读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属于外语类，上面说是学外语的不能中断，中断就都忘了，所以不用去劳动。我住在南区空空荡荡的十四号楼里，每天自己读书，一个人吃饭，再就是，去贾先生家。坐在先生书房的沙发上，听先生讲历史和现实，讲他自己的传奇经历，讲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讲写书编书译书 （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讲社会新闻，讲潮流风尚，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在贾先生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下午，张新颖来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旧杂志，作了一些剔除，只保留一些有专业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东西，剔下来的东西预备作废纸卖掉。他晚饭后别去。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青年一代的历史参照。”（1990年12月26日） 最后这一句的郑重其事，在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仍然令我心里一凛。

就这样，去贾先生家成了习惯。最频繁的时期，是在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原定的工作突然没了，仓促间要找一个新单位。先生很着急，四处托人。去先生家，不仅是因为这件具体的事情，还因为，在受挫的时候，习惯更加强了。

后来，在 《文汇报》 工作那四年，离开了学校，却没有从先生身边离开。先生送我一本英文版的德国传记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 《人之子》，希望我把它翻译出来。这本书先生年轻的时候读过，对它很有感情。我就在工作的间隙，在一个近二十人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断断续续完成了翻译。我把这本书的翻译看成是我自己工作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更把它看成是受教于先生的一个纪念。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长期的监禁生活没有在贾先生身上留下什么阴影，这是人性光辉没有黯淡的标志和奇迹;而先生身上那种突出的乐观和通透，更容易强化这种印象。在1996年12月，我写过一篇 《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多少含有这个意思。但就在12月底，先生住进第一人民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却使我改变了看法。

那一天是我在陪先生。先生说，好了就赶快回家，医院这地方不能住，医院就像监狱。这样聊着，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每次住院，先生都是这样的态度，说差不多的话。但渐渐地，先生就越说越激动，不太像闲聊了。我请先生不要说话，休息休息，睡一会儿。可是先生顾自说下去，他说的还是医院，我听着，却越来越像监狱了。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说的是医院还是监狱，他高声骂起来。他骂医生，骂护士，骂同病房的人，骂来看望他的人，见谁骂谁。我手足无措，没有办法让先生安静下来，只好赶紧跑到住在近旁的陈思和老师家，把陈老师叫来。陈老师来了，又请来医生，吃了镇定药，先生才安稳下来。

后来先生说，那一刻出现了幻觉，觉得就是在监狱里。

这件事给了我持久的震惊。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先生的幽默、风趣、闲话、笑声底下，是怎样的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

但先生还就是一个风趣和有爽朗笑声的人。后来谈起他骂人的事，先生问我，新颖，我当时骂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先生又问，我骂你们陈老师了没有？我说，没有。

先生是明知故问，脸上带着“狡猾”的表情。问完，我回答完，这个时候，先生就笑了起来。

在贾先生家里听他谈话，师母常常坐在一旁，插几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师母开始持续地写东西，从卧室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她伏在靠窗的桌子前，听到人来了，就放下笔，走到书房里招呼。先生就说，老太太在写回忆录呢。师母话不多，等我抄写这部回忆录时，才完整地了解了师母流放青海和山西二十余年的情形。这就是后来发表的 《流放手记》。

每想到师母，就一定同时想起先生叫师母的声音，那是在各种不同情形中的声音。譬如一起出去散步，如果还有其他的人分别陪着先生和师母，先生走着走着就到前头去了，他走路快，慢不下来，却会突然停住，转过身来喊，任敏，任敏;譬如在书房里坐着，喝了一口茶，就说，任敏，任敏，喝茶;同时把杯子递过去。1997年10月之后，先生叫“任敏、任敏”的声音，就只能在师母的病床前了。

2002年那一年，我在韩国。11月的一天，突然收到师母去世的消息。我想象不出贾先生会怎样承受这一打击，虽然我知道先生的坚毅，但我也同样知道先生和师母相濡以沫、相敬相爱的感情。

我给先生打电话，直到电话拨通，我仍然没有想出什么话来安慰先生。先生听到是我，就说，老太太昨天去了。先生跟我讲师母去世时的情况，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先生又跟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当心身体，要吃好饭。先生还特意說，今天的 《文汇报》 上有你一篇文章。

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呆呆地在房间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暮色四起，窗外的灯光亮起来。

胡风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想念友人，写 《百花赞》—— 因为没有纸笔，其实不能叫做“写”，只能是“吟”，储存在记忆里。其中 《酒醉花赞—— 怀贾植芳》 后来凭记忆写出，共十首，开题句是“酒醉花无忌，常披急义心”。第一首是总括，后面九首从贾先生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追求刻画他的壮气豪情和丹心赤胆。第一首，贾先生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就跃然而出：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

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

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

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就从这篇 《酒醉花赞》，也可见出有着生死情谊的两个人之间的深刻理解。胡风诗中的贾先生的形象，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动联系在一起，突出了一个人大义凛然、能生敢死的勇者气概。我在这些年的平常日子里听贾先生谈话，看他做事，表面上似乎这样的年代没有那种危机时刻的选择和行为了，我却依然感受到胡风诗的真切：贾先生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我更多地从细小的事情上感受着一个丰富的人格。

两年前的一天晚上，和贾先生一起在外面吃饭，贾先生见了我三岁的儿子，称他为“张先生”，晚饭后要给“张先生”买糖吃。这个小家伙本来谁都领不走，一听要买好吃的好玩的，就乖乖地跟着老公公走了。但不巧，因为太晚了，没有买到小家伙想要的那种又好玩又好吃的糖。

第二天，贾先生让家里人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先生买好了给“张先生”的东西。

我说，小孩子没记性，早就忘了有这回事。

先生很认真地说，不，不，答应小孩子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路翎的“心脏”

路翎于1955年5月16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公布后的第三天被隔离审查，入狱羁押了18年，直至1973年才被宣判20年徒刑 （从1955年算起）。这种“不告诉时间的囚禁”对路翎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相当巨大，中间曾有一段时间被移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保外就医”。1975年6月刑满释放后，在北京做了四年半扫地工，直至1979年11月为其在“保外就医”期间“上书攻击党中央”的个人“反革命罪”平反;1980年11月他的另一项“反革命罪”即胡风集团案初步平反。

从1978年起，路翎过去的朋友们，如牛汉、曾卓、绿原、贾植芳、冀坊、罗飞等，差不多都是怀着劫后再逢的不平静心情来看望过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惊异于路翎的冷漠、迟钝、寡言少语、没有交谈的欲望。他甚至跟家人都极少说话。友人和亲人都对他的生活和精神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他能否恢复创作能力耿耿于怀。

然而，奇异的是，灾难过后的路翎并不怎么直接叙说个人身经的灾难和创伤，从 《路翎晚年作品集》 来考察，他的很多作品都给人一种罕见的宁静、明亮之感。他恢复创作后写的一些散文，“清新、细腻，用一种难得的平静，描述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市井生活的观察”。特别是写得最多的做扫地工的生活的篇章，散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诗意”。（李辉：《灵魂在飞翔》，《路翎晚年作品集》）

暮春，/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吸一支烟，/坐在石头上，/或者，/靠在大树上;/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震响，/传得很远。/宁静中弥满/整个胡同。

（《槐树落花》）

牛汉特别注意到，路翎重新回到家里那几年，“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这种对平常日子的“阳光”的非同寻常的“固执”和“焦渴”，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的隐喻。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路翎，如同一棵“黑绿色”的“老枣树”，“有着狰狞的外貌/度过峥嵘的岁月”，只是“静静地”“站立着”（《老枣树》），近乎呆滞地面对一切，无感无应;可是他的心灵世界却异常的活跃、丰富，并且相当奇特，他的灵魂“像是要飞翔起来”;在沉静的夜晚，“星斗闪烁像是要飞翔起来”，“刺目的亮光像是要飞翔起来”，“顶端的窗户亮着像是要飞翔起来”，“夜的寂静像是要飞翔起来”，“婴儿的笑像是要飞翔起来”，“深沉的夜像是要飞翔起来”（《像是要飞翔起来》）。

路翎有长达20年的徒刑，可是写这种生活的诗只有两首，一首写拉车，一首写种葡萄。

塞上寒冷/荒凉的黄土里扒出去年的葡萄/冷风和白云一同飞翔/夜晚有寒月和监狱的探照灯照耀/冤案错案里的犯人们种植葡萄/冤案错案的犯人们夜间谛听着/从荒凉的黄土里出来的葡萄/在风里轻微地响着的声音/伸出来的柔嫩的枝/嫩绿的叶子

（《葡萄》）

路翎内心世界的奇迹在于，他把个人这样恐怖、惨烈的经验承担了起来而没有被压倒，没有让这样黑暗的经验把心灵占满、把思路阻塞、把精神的不断生成能力扼杀。他的灵魂还有能力、还有空间飞翔，“劫灰深处拨寒灰”，晚年竟然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造就出巨大的诗性存在。

我们在使用诸如“内心”“心灵世界”这一类的词汇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浮泛、模糊、无力，特别是当我试图以它们来描述和揭示路翎埋藏极深的那一面时，更觉得词不达意。就在这时，路翎诗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词突然灼疼了我的眼睛，这个词就是——“心脏”。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心脏”就是很难抓住的路翎内心世界的核心，而且也就是路翎晚年诗的核心。路翎晚年超过5000行的诗，因此而融会贯通。

长达600行的长诗 《旅行者》 无疑是路翎晚年诗歌中的重要作品，他反复修改，“可能直至临终都不认为自己已将它改定了”。这首诗以“旅行者”第一人称写道：

我于是从心脏里极深地和黑暗的地狱结成仇恨，/仇恨——刀子是总在我的身边/而有对于黑暗的知识。

诗里醒目地重复道：

我的心脏是，/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的心脏。

这是一颗“越过”了“综合的炼狱”仍然有“极强的火焰”与“闪光”的心脏，只不过别人看不见—— 这也不要紧，“它自己看见”。

这颗“越过”了“炼狱”的心脏的坚强性、凝聚力、爆发度实在是罕见的，它的诗性表达创造出了几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实。从1990年3月1日到12日，是路翎晚年诗歌创作的巅峰期，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这位老人写下了两千多行诗，其中包括篇幅巨大的组诗 《阳台上》 和异常优秀的短诗 《落雪》 《雨中的青蛙》 《马》 《蜻蜓》 《失败者》 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路翎的诗作。仿佛路翎积聚了全部的心力，在这一个巅峰期辉煌地消耗光了。

事业失败，生活挫败者沿着朦胧、似乎变异的路归来，来到阳台上凝望命运了。

（《失败者》）

长期受到深重摧残和伤害的人在身体上、在精神上留下伤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路翎没有本领脱胎换骨，却凭借着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救治能力，开始了晚年的创作。他的晚年创作既可以说是他自我救治的结果，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他进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别是诗歌创作。

那么，在路翎的诗中，时常跳出一些刺眼的词汇、句子，表露创伤尚未完全恢复时的意识和思想形态，乃至于呈现已经结了口、定了形的伤疤，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所以对此是一点儿也用不着讳饰的。不但不需要讳饰，而且应该睁大眼睛，看个清楚。要求一个人饱受摧残和伤害却不允许留下伤疤，即使留下伤疤也不允许伤疤太难看，谁有这样的权力？

路翎从1981年到去世，创作了不下于550万言的作品，占总量90%的中长篇小说至今未能发表和出版，《路翎晚年作品集》 尽可能全面地囊括了此外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歌。本文所论，基本限于诗歌。钱理群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如果我们真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 （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而晚年路翎为了留下这份遗产，他全部的“魂魄”进行了怎样的“挣扎”，他“火焰”般的“心脏”穿越了怎样的“炼狱”：他“死前几天竟然还在服用—— 冬眠灵。知道吗，这种药为了抑制病人的狂躁，宁可让他变得痴呆”。（绿原：《路翎走了》）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