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他的良师益友们

胡适

胡适 （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与我外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外公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深受胡适的影响，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初三日（1918年3月15日） 作文未就。先后晤以亨、子清，赠吴近照一张。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晤吴、王二先生。归翻稿一张，十二时睡”。所记“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说的就是去听胡适的课。刚进学校的时候，外公在黄侃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周邦彦的“清真词”，他对词学研究深厚的功底，得益于黄侃先生的教诲。然而，1917年当胡适在 《新青年》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外公也像许多青年一样，把胡适当成仰慕的导师，就参加了“小说研究会”，把小说作为研究的课题。但他对小说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有 《花匠》 《炉景》 等，但都不如他后来写的新诗那么有影响。外公引起胡适的重视，应当是从他寄给 《新青年》 的文稿 《白话诗的三个条件》 那个时候开始的，胡适看到这个年仅19岁的大学生的文章后，十分高兴，立刻在 《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并附有他的信：“我对俞君所举的三条，都极赞成……俞君这信里我所最佩服的两句话是‘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近来我看见俞君自己做的诗，知道俞君是能实行这个道理的。”胡适对他的白话诗 《春水船》 所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真实的情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无论是他与傅斯年同去英国，还是他提前回国以后，都受到胡适的关注。这之中，傅斯年在外公提前回国后写给胡适的信，对我外公此后在胡适引导下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底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如果先生能常常对他有所劝勉，有所引导，他受益当不少的，否则不免可虑。”说本来是想通过让我外公出去留学，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带回国，但他既然已经回去了，“整理国故”也很重要，更何况他的旧文学功底是那么好，那就全靠先生引导了。字里行间体现了傅斯年对我外公的殷切期望与关怀。傅斯年的话当然会引起胡适的高度重视，于是邀请我外公到北京参与 《尝试集》 第四版的删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使他回到胡适的身边，更从此开始了他与顾颉刚对 《红楼梦》 的讨论，实现了傅斯年寄希望于他“整理国故”的愿望。他的 《红楼梦辨》 与胡适在1921年所著 《红楼梦考证》 无疑是“新红学”崛起的里程碑。

顾颉刚先生为 《红楼梦辨》 所作的序言，记述了这段历史经过：“1921年3月下旬，适之先生的 《红楼梦考证》 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北京的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的事罢课，使我常有工夫到图书馆里做考察的事。果然，曹寅的著作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喜欢读 《红楼梦》，这时又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所，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做谈话的材料。”

“我对于 《红楼梦》 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所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往来，各人见到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到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 《红楼梦》 的文本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外公在他的 《红楼梦辨》 的“引论”中也有记述：“欧游归来的明年—— 1921年—— 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表他底 《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 《红楼梦》 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顾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底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从他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他写 《红楼梦辨》 与胡适和顾颉刚有着密切的关联。

1958年2月，外公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当胡适在台湾看到这部著作后，曾有过如下的评价：

“我觉得俞平伯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你若没有细看，请你找来一校，便知此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

1962年，外公的 《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出版，此时胡适先生已经谢世，未得见。外公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这或可从他的1963年为 《别后日记》 所写的“后记”中找到一些线索：

记中诸师长，今犹在京者只知堂师，年将八十。余如遏先、申叔、季刚、玄同、瞿安诸师，仲甫、适之两先生俱久已谢世……所从受业诸先生皆学府前辈，文苑耆英也，同游诸君亦一时之隽也，今皆古人也……戊午年为“五四”运动之前一年，记中载晤陈独秀、胡适，又言阅读 《新青年》，盖新文学已在萌芽矣。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胡适先生以及其他师长的怀念。

当然，因他与胡适有着这一层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1954年掀起的对 《红楼梦研究》 的批判运动中，强加在他身上的诸多罪名中，又多了“胡适”这一笔，说他是“胡适幽灵”。这场运动，名为批俞，实为批胡，是显而易见的，他成了“批判胡适”的替罪羊。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由两个单位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在周扬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中，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 《紅楼梦研究》 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投降主义的斗争……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 《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和评价 《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何况他与胡适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身在海外的胡适，对这场运动的始末十分清楚，对我外公因他而受牵连，那更是心知肚明。1954年胡适在台北文艺学会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报告的时候，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前几年大陆上清算我，一九五一年就清算我，五二年、五四年、五五年大规模的清算我，先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清算起，俞平伯大家都知道是我的学生，北大的学生，好好先生一个。俞平伯绝对是最可怜的学者，绝对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他们是清楚的，俞平伯是最可怜啊！一清算就说俞平伯的东西都是从胡适来的，结果第二就变成清算胡适的幽灵—— 胡适的鬼。”

的确如此，“俞平伯是最可怜的啊！”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批判，他一无所知，待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已经是1967年5月27日 《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的时候。因此为什么要批判他，这批判是如何引起的，当年的他完全是“丈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多年后，我的外婆在与我的谈话中回忆说：“那时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往日的朋友都很少走动。我很为他担心。但总算还好，过去了。”当年的情景，用“门可罗雀”形容绝不过分。这场批判对于外公来说，真是太冤枉了。

“俞平伯是最可怜的”，从“敌伪”时期到1954年的“批红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大半生的时间他几乎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基本没踏实过。而等到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正式为他“平反”时，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他也因第一次中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在庆祝会上，胡绳先生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在祝词中说：“俞平伯先生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使自己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俞平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劳动态度会更广泛地影响我们学术界。”

然而这一切已经引不起他的激动，实际上那时他的心早已“死”了。

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2岁。

周作人

周作人 （1885—1967），字星杓，号启明、知堂等。书房名“苦雨斋”。鲁迅的二弟。现代散文家、翻译家、诗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影响我外公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人物。

九月十三日九时进城谒苦雨斋……

九月廿七日朝霞，九时，偕环进城，余至苦雨斋，废名继至……

十月五日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来也……

十月九日陈来。知堂、废名、静希来，启无后到……

十月十一日十时到苦雨斋，午，启师命餐于西安门外之香积园，同座废名、启无、静希及傅君。饭罢仍至斋小坐……

仅从 《秋荔亭日记 （二）》 的文字记载中，便不难看出，外公与周作人先生往来之密切，这也是有原因的。

周作人“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并参加了 《新青年》 的编辑工作。参与成立“文学研究会”，曾发表过 《平民文学》 《人的文学》 《思想革命》 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翻译和推荐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 《语丝》 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幽雅。“他的散文风格，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俞平伯、废名，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也是很有威望的流派”。

191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外公是他的学生，也是周作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得意门生”之一。很多评论将他与废名并列为周作人的“传人”，大多是从他们的散文受到周作人的影响而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传人”的评价并不过分。但周作人自己只承认他们之间是朋友，而非师生的关系，他说：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此后，外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同事，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们更加亲近。

除日常交往之外，外公与周作人的通信更为频繁，1996年6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收录他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往来信件就有353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信札193封，俞平伯致周作人信札160封。更为可贵的是，这些信札皆为二人手迹，实在是太珍贵了。外公对这些信件非常重视，他将之装裱成3册，并请周作人作跋语，以便于永久保存。也正因如此，方才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史料。

岂明师所赐书翰出没其间殆五年，虽缺脱未免，而犹裒然可以成帙。盖有大幸焉欤？今春偶尔涉念，知其久而必失也，遂检理而付装池。

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平伯又要裱成一册，随手涂抹，殃及装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书，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亦旧债也，无可抵赖。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牘之整理，盖亦不可缓矣。

他们最早的通信，当是在1920年10月间。周作人虽是他的老师，但在他们的通信中，并不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他们的书信往来涉及到方方面面，或评论诗文，或赏析书画，或互赠诗词，谈出游、约会、赴宴……情趣盎然。在学术的探讨上，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留在信纸上的文字，极具学术价值，于今日的研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平伯兄：

读 《野有死麇》 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 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开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但是死鹿白茅究竟什么意思，与这私情诗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能臆说，只是觉得旧说都不很对而已。匆匆，不尽。

作人 十八日

知堂师：

许久未修笺候，春来维起居康宴。顷奉赐书，谈及 《红楼》，如得晤对，欣慰欣慰。官版 《石头记》殊未惬人望，诚如尊言。事实上且未规规矩矩照录程乙本，实用的亚东本而涂上一些程乙的色彩耳。做工作者为湖畔诗人汪静之，渠对北地言语风俗毫不了解，自属难怪，唯有些注本来不错的却改错了，未免说不下去。其说明中关于作者卒年及族籍采用“华宗”汝昌之说，亦系错误的。在《光明日报》 明日始刊的“文学遗产”周刊，平及所中敝同寅王佩璋女士均将有文论列，未知能邀鉴否。“旧时真本”《红楼》 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续阅微笔记》 殆非纪氏手书，所示甚是。汝昌君亦好奇之过耳。平前作 《红楼梦辨》 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于五〇年友人绍介改名“研究”出版后，忽销行至两万许，诚非始愿所及。其中论证强半陈旧，殊不敢以尘尊览。蒙扰反愧甚。近作 《红楼梦随笔》多则，即应 《大公报》 潘君之属。如他年汇成小册，当以呈正。

匆覆，敬候

著安

学生平伯启上 二月廿八日

翻阅周作人与我外公往来书信，不难看出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谈话更是不拘一格，随意且亲切，严谨之中又不乏幽默和情趣。

到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周作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这是周作人一生很不光彩的一页。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师生殊途。外公反日的态度是十分堅决的，这可从他给胡适的信中得到一些线索：“今日之事，人人皆毅然以救国自在，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令人利用，即惭惭冷却终于驰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征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真欲荷戈出塞”便是他的态度，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对胡适的信任和推崇。

尽管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当周作人因“汉奸案”被捕，面临审判的时候，我外公又致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周作人说情：“……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之知最深，固无待平言矣……平此书拟作多日期矣，以身微言轻，无益于事，辄用徘徊。徐而思之，知知堂者莫如先生，知之而敢于民言、可与之言者尤奠如先生。若夫深知旧交之中，可望其肯为、能为政府人民公言之者，九州纵大，先生一人而已。此平所始欲言，中徘徊，而终乃上书于先生也，乞垂清听焉。”

从这封“说情信”能看出外公为人坦诚，或者说是天真吧。两层意思他说得明白：“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是前提，“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九州纵大，先生一人而已”，这里面就有着一份我外公对周作人先生的尊重与敬仰的情谊了。到底要不要写这封信给胡适，他也是想了又想徘徊着，但最终还是写了。照说他的胆子也真是够大，但他就是他个直来直去，从来不会掩盖喜怒哀乐的性情中人。

周作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罪上加罪，让他吃尽苦头，胃本来就不好，“造反派”却只给他吃玉米面粗粮，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他被人发现死在屋里时，他是趴在床上，一条腿耷在地下。想要爬起来干什么去呢？也就这样地去了。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逝世，享年82岁。

（选自《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韦柰 著/海天出版社/ 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