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到骨子里的高贵是没有身份感
——学术大师季羡林的故事

2019-01-16 03:12
保健与生活 2018年24期
关键词:中山装季羡林圣人

国 馆

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

因为日记,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难耐,都不错过,戒都戒不掉。

季羡林先生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原来大师也和我们一样,看美女、骂教授。

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这些边角料,有点刺眼,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

季羡林坚决不同意,“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那是真实的自己,又何须掩饰。他不是圣人,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他要将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

按理说,大师的童年都风光无限,天赋高,家教好,成绩优异,自有上天眷顾,人生就像开挂一样。但季羡林不是,季羡林不但普通,甚至还有点笨。

按季羡林的说法,他读书时,就从未考过第一名,只是中上水平,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还挨了板子。挨板子就算了,还上课偷偷看小说。

或许正是那种宽松的环境,不用为考试所累,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高中毕业后,季羡林考上了清华,他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也正是陈寅恪,让季羡林爱上了佛教史。

1935年,季羡林泪别清华,赶赴德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来到德国后,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四季绿草如茵。最开始,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当时的他根本听不懂,实在学不下去了,季羡林改学梵文,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

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全在于他独门武学,“多喝水”。

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明白,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踏实做事,认真为学的人,光辉自在,掌声自来。

在北大,流传着一件趣事,20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那情形很多人都经历过。加上初进北京,激动夹着惶恐。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恰巧一位老头经过,提着个塑料兜,神态从容,看上去不忙。新生以为是保安,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老头也不拒绝,欣然答应。

新生便自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新生突然想起: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他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竟然还在原地,天气很热,阳光很晒,老头竟坐在原地从容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差点吓晕: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一问,他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糖史》。”

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做研究,先得有史料,史料哪里来,找!问题在于,关于“糖”的资料,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季羡林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找出来。

这样的工作类似于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直到筛完这片沙滩,找出所有的绣花针。

此时,季羡林已经退休,80高龄,还患有白内障,有钱有名,啥也不缺,完全可以挂个名誉教授,写一写回忆,做一做讲座,拿着稿费,安享晚年,又何乐而不为。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每天天一亮,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往北大图书馆跑。一坐就是一天,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

哪怕能找到一条有用的史料,季羡林都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但有时候,连续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但又如何呢,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而这一翻,就足足翻了两年。季羡林说:“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1981年到1998年,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一本“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糖史》终于出版,前后三编,共计七十三万字。关于糖史,有无数的著作,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糖史》,唯季羡林一人而已,前无古人。

1999年,季羡林88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热,脸发红,心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贵重物品。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却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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