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佛教讯息探论

(1.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29；2.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 新北 23741)

1 前言

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令成立“四库馆”，在此前后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官员收集图书，以便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规定四库馆臣用以判断收录书籍优劣高下的标准，就实质的功能而论，必须具备有关系或有益“世道人心”[1]2、4、15、“有裨实用”[1]2,[2]237、“可资考证”[1]37，且可“明体以达用”[1]38者。《总目》系以“儒家”的“经世”立场作为判别书籍高下价值的标准，在此为标准的前提下，对于被归入“外学”[3]2的佛教相关讯息，至少有四项必须探讨的内容：一是《总目》收录与记载佛教僧众与论著情况的了解；二是《总目》对佛教相关历史状况与判断的了解；三是《总目》运用佛教词汇表现情况的了解；四是《总目》有效区分佛教与儒家不同之处的了解。此处先讨论第一项涉及的内容，用以作为继续探讨其他三项议题内容的基础。

2 《四库全书总目》出现的佛教僧众

《总目》以儒家经世之学为标准收录的著作，但基于“全书”体裁的必要，因此也“兼收并蓄”地收录部分佛教僧徒著作，子部因此乃有释家类，总共收录25部书籍[3]1063-1073，其中有17部为僧徒之著作。除此之外，统括《总目》出现的僧徒，总共有275名。

释迦佛(又称“释迦牟尼佛”“释迦佛陀”“牟尼佛”)、定光佛、无量寿佛、儒童菩萨、普贤、文殊、观音(又有“观音大士”“千手观音”之称)、胁尊者、迦叶共9名是来自佛经中的“佛世”僧众，以今天的认知角度来看，除“定光佛”(燃灯佛)、“儒童菩萨”(孔子)、“胁尊者”之外，其他则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名讳，推想清朝时代士人,这方面的认知程度，应该和现代差不多，《总目》提供的讯息。应该也是当时一般性认知程度的讯息。

除“佛世”僧众之外，《总目》也出现许多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现世”僧众。《总目》全书出现的“现世”僧众除日本僧人1位外，从汉朝到清代乾隆朝之前总共有265名，其中汉代1名、晋代6名、南北朝15名、隋代3名、唐代46名、五代2名、宋代72名、辽代1名、金代2名、元代26名、明代62名、清代前期29名。就朝代而论，宋代出现的僧众最多，其次是明代，唐代居第三位，清代乾隆朝之前的清前期与元代大致接近。

不同朝代僧众出现多寡的情况，当然不是《总目》编纂官员刻意地安排，但这种无意之间呈现的情况，自然也跟朝代出家僧众人数的多寡无关，这些出现在《总目》的僧众，除收录的书籍僧众作者外，其他僧众主要是《总目》在讨论收录的书籍与作者的相关问题之际，僧众因为涉及才会出现在《总目》的讨论中，因此也就可以根据不同朝代僧众出现人数的多寡，了解《总目》讨论问题之际，涉及不同朝代佛教及僧众关系的密切度，从而可知前述朝代出现僧众人数的多寡，可用以了解《总目》对不同朝代佛教与僧众涉入程度的高低。根据前述的实质统计，可见《总目》讨论之际涉及宋代和明代佛教的情况，关注程度较其他朝代为高，这或者与《总目》以为“宋初承唐余俗，士大夫多究心于内典”[3]552及“明自万历以后，心学盛行，儒禅淆杂”(179/36)[4]916的认定相关，因此基于说明、批判的立场，不自觉征引较多僧众的论著为说。

僧众在《总目》讨论中出现次数的多寡，当然跟受到关注程度的深浅相关，关注程度包括著作收录和讨论著作讨论受到征引的情况，那类出现次数较少的僧众，自然是因为关注度较浅，因此受限在直接相关的讨论之内，难以突破到间接相关的讨论之中，能够突破自身讨论范围的限制，扩散到其他间接相关讨论的僧众，不仅显示其受到关注度较高，同时还可以根据这些较被关注僧众的学问专长，用来观察《总目》重视这些僧众的是哪一方面的表现。就这275名僧众在《总目》中出现的次数而论，出现次数最多者为宋代的释惠洪(1071-1128)19次，其后依次是：唐代释皎然(约745-805)15次、唐代释一行(683-727)13次、宋代释文莹(1040-1070前后)11次、南北朝达摩(483-540)9次、宋代释赞宁(919-1001)8次、唐代齐己(863-937)和明代释宗泐(1318-1391)各7次。《总目》收录的这8位僧众出现次数所以居前的缘故，大致可以有如下的推测：(一)《总目》收录有惠洪《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天厨禁脔》和《僧宝传》《林间录》等书，这些书的内容属于诗作、诗评与禅宗僧录等方面，《总目》当是看中惠洪在诗学与僧传上的表现。(二)一行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历算专家，《总目》的注重当即在此。(三)《总目》收录有文莹的《湘山野录》《玉壶野史》《玉壶诗话》等书，根据这些书的内容，可知《总目》主要是重视文莹在记载故实考证功能上的成就。(四)达摩是“禅宗”的创始僧人，后代论及者较多，加上《总目》对“禅宗”的观点甚为反感，批判的状况特别多[注]例如针对“狂禅解经”[1]53“杂以禅”[1]65“持禅偈以诂经”[1]143等等的批判之类，这方面的议题，颇有值得探讨之处，似乎还没有受到研究者较为深入的关注，然需要另写专文探讨。，同时讨论禅宗僧众或故实之际，不免也会因为溯源而波及达摩，是以出现次数较多。(五)《总目》收录有赞宁《笋谱》《宋高僧传》等，重视的当是赞宁在记载僧众故实考证功能上的表现。(六)《总目》收录有齐己《白莲集》，当是要在其诗作上的表现。(七)《总目》收录了宗泐《全室外集》，除论及其引荐道衍姚广孝(1335-1418)一事外，主要恐怕还是重视宗泐的诗作表现。归纳《总目》对前述七名僧众重视的情况，可知《总目》重视僧众的表现，除一行的天文历算外，主要在于“诗作”相关的表现，“禅宗”僧徒传记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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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出现近三百名僧众的原因，以及僧众在《总目》讨论中的功能，大致如上述所言，但除此之外，由于《总目》官方地位的属性，在书籍与内容的全国性传播与被接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是一般私人著作所能比拟，基于这种传播与权威上的优势，当《总目》提到僧众，无论是讨论其著作，征引其书籍，或评论其表现，合理地推测，应该都会影响到读者对该僧徒的注意，于是某些原本仅在佛教界受到关注传述的人物，经由《总目》的批评或引介，进而扩充传播的层面，因而超出佛教界而成为《总目》读者普遍认知的对象。是以《总目》征引僧众，不仅有助于本身的讨论，同时也提供传达给读者，某些以往未曾受到注意的“新”佛教讯息，因而在无形中帮助某些僧众，获得更多学者的注意，这当然不是《总目》的本意，但应该无法完全排除此一“意外附带”的功能。

3 《四库全书总目》出现的佛教书籍

《总目》立基于“有益世道人心”及“考证”的实用立场，经由考察评定以确定书籍的收录与否。然则在此一“非常儒家”的前提立场下，《总目》收录有哪些与佛教相关的书籍？经由实际的搜寻考察，大致可以将出现在《总目》内直接与佛教相关的书籍，根据作者的身分与出现的情况分成三类：一是《总目》收录的僧众专著；二是《总目》收录非僧众的佛教相关内容的专著；三是《总目》在“提要”讨论过程中，征引或提到的涉及佛教的专著与篇章等文献。本文的研究接受《总目》“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基本态度，主要是基于“了解”而非“批判”的立场进行研究，研究关注的是《总目》提供的佛教直接讯息为重心，因此“著录”与“存目”之书，就本文的研究设计而论，两者完全处于等值等价的平等地位，下文即以此基本立场进行实际探讨。

首先，《总目》收录的僧众著作，除子部释家类之外，在其他部类也收录有僧众的专著。

《总目》总共收录僧众专著108种，若以朝代分：南北朝3部、唐代10部、宋代26部、辽代1部、元代10部、明代34部、清前期24部。《总目》收录的明代僧众书籍最多，其次是宋代与清前期。若就书籍的四部分类属性观之，经部5种、史部21种、子部32种、集部50种，经部收录的书籍，主要在小学类，解经之作仅有1部，很明显《总目》关注僧众专著的次序是：集、子、史、经，重心主要在集部。这与前一小节僧众出现次数分析的结果相同，关注的重点是僧众在诗作上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六代以来，僧能诗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4]373，因此僧众作者“大抵有诗而无文”[4]317，是以重心不得不在此范围内也。

其次，《总目》除收录僧众的著作之外，同时也收录涉及佛教人物、故实或诗文等编辑讨论的专著，这类专著的作者包括佛教的信仰者，以及对佛教相关议题有兴趣的一般学者。这类非僧众编撰的有关佛教思想观点、故实或僧众著作的书籍，应该也就是《总目》所谓“为二氏作者”与“可资考证”的著作。《总目》收录的非僧众类的专著，总共22部。若以时代区分：南北朝1部、宋代5部、元代2部、明代8部、清前期6部。若以四部的归属而论，则史部6部、子部12部、集部4部。相对于前述僧众的专著，大致侧重在僧众与佛寺等相关的故实上，这自然是属于“可资考证”的范围。

其三，《总目》“提要”在讨论著作内容与作者等相关信息之际，不仅僧众会有征引佛教相关文献的可能，即使一般作者也可能涉及佛教相关的讯息，尤其是身处在“宋初承唐余俗，士大夫多究心于内典”[3]552的著作，或者“自万历以后，心学盛行，儒禅淆杂”[4]916；“士大夫流于禅者十之九”[4]802的明代时段著作，很可能就会有涉及佛教的内容，《总目》居于“儒家”的立场，对于其中与佛教内涵相关者，或者征引以说明，或者征引以批判，这也就是“提要”不免会出现某些佛教相关文献的原因。这类出现在《总目》“提要”之内涉及佛教内涵的相关论著，指的是僧众的作品或涉及佛教内容的文献，这类文献包括有专著和单篇文章两类。

《总目》“提要”内征引的佛教相关专著总共55部，指明作者的36部专著，来自晋代1部、南北朝4部、隋朝3部、唐朝6部、宋朝13部、金朝1部、元朝1部、明朝5部、清前期2部。这55部专著被《总目》征引进入62部收录的书籍“提要”内，其中经部12部、史部4部、子部38部、集部8部。出现在经部的专著，主要是“小学”方面的著作，这或者与《总目》承认“声音之学，西域实为专门，儒之胜于释者，别自有在”[1]838的基本认知有关，讨论之际因而乃征引源自西域之学的佛教僧众之作的缘故。

出现在《总目》“提要”内与佛教相关内容的论著共有72笔，出现在《总目》经部12部书、史部8部书、子部43部书和集部19部书等的“提要”内。经部的征引，主要是承认僧众在“音韵”方面有优于儒家之处的缘故。子部则是《总目》收录僧众专著的大本营；集部则因为《总目》多注意僧众在诗作上的优劣表现之故。这当然也同时显示《总目》面对僧众之际的一种评价态度，经学与史学非僧众之长，固非《总目》刻意关注者；诗作表现与思想影响，方是《总目》较为关注的对象。

《总目》总共收录僧众及非僧众涉及佛教内容的专著130部，就诸书作者所处的时代而论，南北朝有4部、唐朝有10部、宋朝有31部、辽代有1部、元代有12部、明代有42部、清前期有30部。《总目》收录与佛教直接相关的专书，以明代的著作最多，宋代与清前期居次，这种实际的表现，似乎可以证实《总目》一再强调的“宋初”和“明季”两个时段佛教相对流行的观察。若从四部分类的角度观察，则经部有5部、史部有27部、子部有44部、集部有54部。佛教本就归属子部，故且排除不计，可知《总目》对佛教直接相关的专著，最为关注的重心实在集部，亦即前文提及的诗作的表现。

纯就本文探讨《总目》提供佛教讯息的基本研究立场而论，《总目》提供给读者与佛教直接相关论著的讯息，包括僧众与非僧众的著作是：185部专著和17篇文章。这项经由实际阅读归纳《总目》全书而取得的成果，应该可以提供相关研究者有效的参考信息。

4 结论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当然有其既定的立场，只要读过《总目》的《圣谕》[1]1-16与《凡例》[1]34-40，应该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总目》在学术归属上坚持“阐圣学，明王道”而归于“明体以达用”即“体用兼备”[3]43的“儒学”；在实际操作上“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在态度上重视“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的基本立场。《总目》这些宣称是否确实执行，尤其是在面对与“儒学”基本主张大不相同的“佛教”之际，是否确实能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尊重佛教思想观点。观察《总目》在“提要”内的某些发言，可以发现《总目》确实有执行此一要求的自觉。如曰：“佛法初兴，惟明因果。……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与儒不相乱。”[3]1064-1065又说：“佛之为患，在于以心性微妙之词，汨乱圣贤之学问，故不可不辨。至其经典荒诞之说，支离矛盾，妄谬灼然，皆所谓不足与辨者。”[3]81又以为“二氏之书，往往阴取儒理而变其说，儒者说经明道，不可不辨别毫厘，剖析疑似，以杜学者之歧趋。若为二氏之学而注二氏之书，则为二氏立言，不为儒者立言矣。”[3]1079甚至认为焦竑(1540-1620)“于二氏之学本深于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3]1080可见《总目》确实有“各取所长”的认知，所以特别推崇于成龙(1617-1684)“不佞佛亦不辟佛”自守儒学立场的观点，以为“其言明白正大”[3]135，《总目》虽没明说，但显然同意儒佛应该“各行其是”，因为“学术各有源流”[3]1121，不应该“混杂”故也。这也就是《总目》会有将“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3]2规范的缘故；以及会出现“佛氏之说，儒者所不道”[2]620、“解说轮回，尤非儒者立言之道”[3]683等之类发言的缘故。《总目》即基于此一“各行其是”的基本立场，承认佛教存在的地位，但又基于“儒学”的基本立场，进行“考订异同，别白得失”的“辩驳”，这也就是《总目》既对佛教不假辞色，但也在无形中提供许多佛教讯息的原因。

考察《总目》提供的佛教讯息，可以大致归为四项，这四项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难以一时全部探讨，本文因此首先探讨其中最基本的第一项：一则作为尔后继续探讨其他三项内容的研究基础；再则经由实际阅读后的归纳统计，可以获得较具实证性的有效资料与讨论，提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经由前述的实际考察，本文大致可以获得下述几点结果：

首先，《总目》收录的专著与“提要”内出现的僧众，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的“现世僧众”；一类是与中国历史无关，仅出现在佛书而传入中国的“佛世僧众”。根据考察统计，出现在《总目》的“佛世僧众”有9位；“现世僧众”有265位，总共274位。就265位“现世僧众”而论，宋代的72位最多，其次是明代的62位，唐代的46位居三，这三个朝代出现的僧众，占《总目》全部僧众的六成八，自是《总目》较为关注的对象。

其次，考察275名僧众在《总目》“提要”中出现的次数，以宋代释惠洪的19次最高，接着依次是：唐代释皎然15次、唐代释一行13次、宋代释文莹11次、南北朝达摩9次、宋代释赞宁8次、唐代齐己和明代释宗泐各7次。出现的次数即是出现在《总目》收录的几部书籍“提要”内，这同时表示该名僧众学术或地位涉及层面广狭。释一行在天文历算成就甚高，达摩为禅宗创始者，释惠洪等在诗作表现与历史故实的记载上，都有较高的成就，这也就是会在《总目》较多书籍“提要”出现的原因。

其三，统计《总目》收录的僧众专著，以及非僧众而涉及佛教讯息的专著，总共有130部，收录书籍的朝代，以明代42部最多，其次是宋代的31部和清前期的30部，这或者与“明季”和“宋初”佛教在士人间较为流行相关，但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究。其中属于经部者5部、史部者27部、子部者44部、集部者54部。明显可以看出在《总目》佛教僧众与涉及佛教的专著，主要还是在集部和子部。属于这两部的书籍较多的现象，或者与佛家本就归属在子部，以及僧众在诗作方面有较佳表现等原因相关。

其四，《总目》“提要”内征引佛教相关的专书55部、单篇文章17篇，这些佛教僧众与涉及佛教讯息的论著，出现在82部书籍的“提要”内，其中属于经部者12部、史部者8部、子部者43部、集部者19部。经部征引的原因，乃因《总目》承认僧众在“音韵学”优于儒者之故。子部特多，或许是僧众专著本就属于子部，讨论之际征引讨论的相关文献较多之故。

其五，本文考察《总目》提供的涉及佛教书籍与僧众讯息，经由实际的阅读考察，以及网络数据库及计算机搜寻技术的协助，因而获得具有实证性质的成果，不仅有助于《总目》提供的佛教讯息的彻底了解，同时也证明《总目》即使基于“儒学”的立场，批驳佛教的某些观念，但其实是抱持“各行其是”的立场，因此特别反对“混杂”儒释。研究取得的成果，除可以做为尔后更深入探讨《总目》佛教讯息的基础外，同时对于四库学、宗教学、清代学术等的研究者，应该也具备有提供有效数据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