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世家的文献生成
——以通州范氏家族为例*

陈晓峰

文学世家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近年家族文学逐渐成为学界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向和范式。现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传统科举联翩、簪缨相继的主流形态家族，研究对象的高度相似导致重复阐释。明清作为古代文学家族发展的黄金时期，类型众多，形态多元，现有研究模式不能涵盖全部面貌，也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存在。虽然中古以后文学创作重心逐渐下移，然而长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大量生动的基层写作的现场被遮蔽了，其丰富的创作成果也被湮没”[1]。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文学家族已成为消逝的文化记忆，散布于大江南北的许多名不见经传者隐藏在历史的深处，虽地位不高，声名不著，却是古代文学和文化传承的根基所在，这些具有独特形态和文化精神的非主流家族、非大家文人期待学界关注。

通州(今江苏南通)范氏家族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绵延13代，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文学家20 余人，建构起丰富明晰的家族文学谱系。“科宦-文学世家”典型代表了“科举兴—家道兴—文学兴”的一般发展规律，如锡山秦氏、桐城方氏、新城王氏、海宁查氏，科举入仕是这些家族跻身望族和维持声誉的基本保障，代有高官显宦，文学显赫一时。对比之下，通州范氏独树一帜，潜文游艺，13 代仅明末范凤翼、清末范钟及第进士，余者多为诸生。家族没有持久显赫的政治地位，没有富足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布衣家族，显示了古代文学世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成为世家研究的一生动案例。通州范氏家族经历了朝代更替，450余年诗文不坠，延续至今，顽强的文化传承中表现出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能力。家族文献作为世家文化记忆的载体，记录了家族成员的生命历程，建构了家族文学发展的脉络，再现了我国文学基层写作的具体情境，是富有学术价值的新领域。随着通州范氏文献生成过程和细节的浮现、阐释，同时与其他家族对比辨析，可以不断完善目前对文学世家的整体研究。

1 家族文献生成过程

文章著述是家族文化传承和影响的见证，通州范氏各代成员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积极参与家族文化建构，著书立说，450余年间诗书相传，建构起庞大的家族文学谱系。漫长发展过程中既有彬彬之盛、著述盈门之时，也有衰落不振、命悬一线之刻，呈现出曲折推进的态势。由于年久时迁，加之遭遇兵燹虫蠹等不虞之祸，家族著述散佚亦夥。笔者根据各类文献记载，广泛搜集通州范氏各代著述信息，细致还原家族文献生成过程，择其要者叙述于下。

1.1 明代

范氏家族文学存世第一代是明代中叶范应龙(1544-1623)，字士见，号云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明经高第拜直隶庆云县令。随后因子任职吏部，引嫌辞膻，弃官归里，以诗趣颐养天年。范应龙导夫先路，是范氏由诗书科举步入仕途的起始，也是该家族诗文存世的第一人，奠定吟咏自适的取向和诗文传世的传统。杨廷撰辑通州地方诗文《五山耆旧集》卷9 录诗l 首，范氏家集《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丛稿》录诗13 首。第二代范凤翼(1575-1655)，字异羽，号泰蒙、太蒙，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耿介清贞，风骨凛然，是晚明清流士大夫的表率。万历三十八年(1610)辞官归隐是其一生分水岭，随后坚卧不出，结社赋诗，实现了家族由耕读向仕宦、文学并举的转变，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有《超逍遥草》一卷(刻本，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吴中吟》(见《真隐年谱》，已佚)、《湖上吟》(见《真隐年谱》，已佚)、《摄山游草》(见《真隐年谱》，已佚)、《适患草》(见《真隐年谱》，已佚)、《范玺卿诗集》二十一卷(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范勋卿文集》六卷(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藏)、《范玺卿诗集》一卷、《补遗》一卷(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法帖》二卷(见《五山耆旧集》卷十一，已佚)、《勋卿诗余》一卷(见《五山耆旧集》卷十一，已佚)、《历代诗选》(见光绪《通州志》，已佚)、《尺牍稿》一卷(稿本，范氏家藏)、《耕阳客问》(稿本，范氏家藏)、《山茨振响集》(见《真隐年谱》，已佚)、《桐余集》(见《真隐年谱》，已佚)。范凤彩(1612-？)，字稚羽，斋号存云堂，范应龙第四子，博学有文名，有《存云堂集》(见《五山耆旧集》，已佚)。

1.2 清代

第三代范国祐(1616-1658)，字汝申，号寒泉，斋号天庸，慷慨好客，见义必为，有《天庸斋集》(见《五山耆旧集》，已佚)、《塔山草堂诗约》(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已佚)等。范国禄(1624-1696)，字汝受，号十山。因屡试不第，功名无望，表现出继承父辈家业的巨大压力。范国禄《答同学诸子》曰：“某以谋生无术，弗克守先人之业，家计零落，不得不糊口四方，避人耳目。”[2]379陷入家族发展的巨大危机之中，紧张与焦虑可见一斑。因其才华横溢，喜好交游，在家族政治势力衰败、经济条件困窘之时以诗为业，极大地增加了范氏文学积累，有(康熙)《通州志》二十四卷(残本，范氏家藏)、《十山楼诗年》十二卷(残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纫香草》一卷(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漫烟》一卷(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扫雪》一卷(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秋深声》一卷(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十山楼诗》三十二卷(抄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十山联句稿》一卷(抄本，范氏家藏)、《十山楼文》二十卷(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十山楼尺牍》(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十山楼序稿》(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狼五诗存》(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十山楼诗抄》三卷(见《崇川各家诗抄汇存》，南通市图书馆藏)、《山茨社诗品》(见光绪《通州志》，已佚)、《山游草》(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听涛》(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浪游草》(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腴卮》(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簇锦》(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銮江游》(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步尘篇》(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知非集》(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离忧集》(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江湖游》(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波余草》(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古学一斑》(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咏梅》(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腻玉词》(见《十山书刻序言》，已佚)、《古字类正》(见《十山楼文》，已佚)、《词韵约》(刻本，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冬日游狼山诗一卷》(刻本，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诗余习孔》(刻本，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塔山草堂诗约》 (刻本，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广陵倡和词》(刻本，见《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等。紧随其后，第四代范遇(1650-？)、第五代范梦熊(生卒年代不详)为复兴家族，改弦更张，投笔从戎，表现了新变家风的尝试，诗文吟咏已成副业，故存世之作寥寥，这是家族文学创作的低谷。范遇有《一陶园存今文集选》(刻本，南京图书馆藏)、《一陶园存今诗集选》(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一陶园杂钞诗》(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廉夫词》(见光绪《通州志》，已佚)、《心印》(刻本，已佚)、《月因集》 (刻本，残，范氏家藏)、《东游草》(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史眼类评》(见范当世《戊寅日记》，已佚)等。第六代范兆虞(生卒年代不详)，字述揆，号韶亭，是范氏由衰而盛的关键人物。他立志接续前代文脉，表现出对家族文学传统的认同与重构。家族后人范当世深刻洞察到其振衰起弊之举的重要意义：“上承三世而下开我曾王父。设公之世复弃而之他，先泽殆将坠乎！然则是卷虽寥寥数篇，盖吾家中流砥柱云。”[3](《〈韶亭诗稿〉跋》)范兆虞致力于恢复家族文业，范氏终在短暂偏离文学之后又步入正轨，有《韶亭诗稿》(稿本，范氏家藏)等。第七代范崇简(1757-1840)，字完初，自号懒牛，性情恬淡，寄身文墨，不以科举萦怀，却具高度自觉的诗文传承意识，有《怀旧琐言》一卷(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懒牛诗抄》一卷(见《崇川各家诗抄汇存》，南通市图书馆藏)、《浮休集》(见光绪《通州志》，已佚)等。其曰：“念自高曾三世以来，累叶以诗名世，昔人所谓‘诗是吾家事’者，予即冥顽，何多让焉！”[4]199(《怀旧琐言》)诗文开始凸显出在家族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尽管生计维艰，谨记家风于心。“自昔先公遗书笈，文章气节家声立。盛极翻令后代悲，对此茫茫心愈急”。[4]124(《七歌》)勉力为之，延续书香，推动了家族文学的发展和复兴。第八代范持信(1793-1865)，字敬斋，是通州范氏文脉一线的重要节点。康熙十一年(1672)，通州知州王宜亨延请范国禄纂修地方志，三年后终成二十四卷。因直载陋习，语触狼山镇总兵诺迈，竟至获罪，离家避难长达十年之久。乾隆四十三年(1778)，通州近邻东台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发，遭难者数千人。基于家族前代以及身边因文得祸之鉴，为避免悲剧重演，父亲禁止范持信为诗，或小心从事，不以示人，导致创作锐减，家族文学传承岌岌可危，显示出清代文化高压下的世家普遍生存状况。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侵扰通州，范持信时73 岁，入乡团卫城，口占《不惊寇警》二绝。“七十老翁何所求？要将一死抵封侯。人间乱世飘零尽，赢得先庐作一邱。偃卧归来夜不惊，呻吟愁汝到天明。分明一夕城垂破，又听街头卖饼声”。[4]206才思敏捷，脱口成诵，方使文脉不坠。第九代范如松(1827-1898)，字荫堂，斋号未信堂，受学于父，吟咏自娱，表现出昌盛家族文事的强烈使命，有《荫堂诗稿》(稿本，范氏家藏)等。其《六十述怀七绝》曰：“亲老家贫愧旨甘，更无毫忽博亲欢。诗书未克承先志，一度思量一碎肝。”[4]221自此，家族文学渐渐走出低谷。时至晚清，通州范氏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初期的焦虑惶恐判然有别。第十代范当世(1854-1905)，字无错，号肯堂，对家族世代相承的文学遗产敬颂备至。“人莫不重其先世，贵者曰：‘吾欲继家声。’崛起者曰：‘吾欲表其先人之隐德。’寒家显于郡国者四百余年，而载在志书者六世有文集，不可谓崛起矣。”[5]35(范当世《与张幼樵论不应举书》)家族代有文人激发了莫大自信，遂专心文事，以振家业。其坚定的文化传承立场带来家族文学的繁荣，受到文坛名家注目，建构起诗文传家的鼎盛局面，有《隙鸿集》(见范当世《戊寅日记》)、《彦牖集》(见范当世《戊寅日记》)、《范伯子手稿》(稿本，范氏家藏)、《三百止遗》不分卷(稿本，南通市图书馆藏)、《范伯子诗集》十九卷(刻本，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通市图书馆藏)、《范伯子文集》十二卷(刻本，国家图书馆、南通市图书馆藏)、《＜范伯子联语> 注》(南通市图书馆藏)、《范伯子诗文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 辑)、《通州范氏家世遗文目录》(稿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通州范氏诗抄》(稿本，南京博物院藏)、《戊寅日记》(稿本，范氏家藏)等。光绪十五年(1889)，范当世迎娶桐城姚鼐第五世侄孙女姚倚云(1864-1944)，字蕴素，名门闺秀，能诗善书。她嫁入通州范氏不仅扩大了双方家族文会范围，并以女性文学独有的真挚、细腻，广为男性社会认同，成为通州范氏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蕴素轩诗稿》三卷(清末铅印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蕴素轩诗稿》五卷(附于《范伯子诗集》，民国二十二年浙江徐氏校刻，国家图书馆藏)、《蕴素轩诗集》十一卷词一卷(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沧海归来集》十一卷、《续集》一卷、《选余》二卷、《消愁吟》二卷、《文》一卷(民国铅印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蕴素轩集》十七卷(民国二十二年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榴花馆稿》二册(抄本，见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 附编)等。范钟(1856-1909)，字仲林，斋号蜂腰馆，以为介于伯、季之间，寓抑谦之意，有《蜂腰馆诗集》四卷附词一卷(刻本，南京图书馆藏)、《范中子外集》(稿本，范氏家藏)、《椎冰集》(稿本，范氏家藏)、《高秋集》(稿本，范氏家藏)、《范钟诗稿附文集》一卷(稿本，范氏家藏)、《范钟日记》(稿本，范氏家藏)、《庐山诗录》四册(刻本，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等。范铠(1861-1915)，字秋门，号酉君，善古文，工书法，有《范季子诗集》三卷(稿本，范氏家藏)、《范季子文集》五卷(稿本，范氏家藏)、《南通县图志》二十四卷(民国十四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南通市图书馆藏)、《通海垦牧乡志》一卷(民国十年铅印本，南通市图书馆藏)。范当世、范钟、范铠三兄弟驰誉晚清文坛，或“才气纵横，体格雄富”[6]30(吴汝纶《与范肯堂书》 )，或“闳肆瑰伟，不可端倪”[7]170(陈师曾《〈蜂腰馆诗集〉跋》)，或“豪健无敌，肯堂难乎为兄”[7]190(吴汝纶语)，同中有异，交相辉映。姚永朴《予交海内贤士甚寡偶怀逝者得五君泫然成咏诗》曰：“江南有三范，家在狼山麓。仲叔亦清才，文史各洽熟。”[6]249三范脱颖而出，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了通州范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1.3 近代以降

耳提面命、家风濡染之下，第十一代范罕(1874-1938)，字彦殊，自号蜗牛，有《蜗牛舍诗》四卷(民国十二年刊本)、《蜗牛舍诗别集》(民国二十四年刊本)、《蜗牛舍诗》二卷首一卷(民国二十五年南通翰墨林书局刊本)、《蜗牛舍说诗新语》一卷(民国二十五年南州国学专修院刊本)、《历史小说》四十篇(见《蜗牛舍诗》，已佚)等。范况(1880-1929)，字彦矧，有《中国诗学通论》(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彦矧诗》(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等。范毓(1891-1949)，字彦彬、彦份，有《范彦彬诗稿》一卷(稿本，范氏家藏)、《一字文》一卷(稿本，范氏家藏)等。三人雅好艺文，活跃于民国文坛，被视为“通州小三范”。“蜗牛之家，代有诗人，而一系至蜗牛父，实九世焉。蜗牛为九世诗人之裔，乃不勉为第十世之诗人，又乌可呼”？[8]146(范罕《〈蜗牛舍诗〉初印本自序》)是时国故式微，三人依然坚守古典文学阵地，以诗传家。第十二代范子愚(1899-1984)，酷好文艺，有《子愚诗抄》一卷、《伯子先生诗笺注》(未竟稿)等。其《题罾儿为我传神像赞》曰：“我有家珍，十代诗稿。上溯凤翼，《十山楼》高；伯子《蜗牛》，音徹云霄。我有佳儿，慰我娱老。艺文有传，猷谋有造。”[9]10俯吟仰哦，以不坠家风自励。当代范曾先后出版了《范曾吟草》《范曾诗稿》等6 部诗集，饶有家风。

通州范氏家族父继祖业、子承父业，共同参与了家族文学积累，虽有兴衰起落，文学却相伴始终，形成了以诗为业的传承方式。范氏各代诗书竞风雅，其一，人数众多，著述繁富。家族450余年间翰墨承继，共计21 位成员撰著、辑录了超过200 部著述，人均接近10 种，此外还有不少文献阙记、笔者尚未寓目之作，阵容庞大，数量可观。其二，内容丰富，涉猎广泛。范氏家族著述涵盖经、史、子、集诸多门类，在诗、词、文、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家族成员群体以丰富的文献建构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世家。

2 文献生成规律

通州范氏450余年间13 代经历朝代更替、兵燹动乱，持续不断地以诗文传家，形成了自在运行的文化衍生机制。聚焦这一家族，可见文学家族生成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揭示了我国文学基层写作的动力。对范氏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进行整体考察，同时联系明清时期其他文学世家，可以归纳出其中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规律。

2.1 坚持文学传世

学界普遍认为文学世家是指家族一代数人或者数代连续以文学著称于世者，政治势力、经济实力或许时有波动，文学生产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文学世家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自汉魏以来普遍存在，明清两代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通州一地也层出不穷，袁景星、刘长华撰《崇川书香录》列有钱、孙、李、周、吴等46 家，其中书香绵延十世者超过10 余家，范氏即是其中翘楚，呈现出旺盛的文学生命力。

范氏家族各代充分肯定了投身文事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意义：“勋业之彰施易殚，文章之洋溢无穷，就其洋溢者以想见其彰施，千秋百世莫可得而闭藏也。”[10]53群体通过寄身翰墨、笔耕不辍来实现自我价值和家族理想，一以贯之地守护家学传统。第七世范崇简颇具代表意义，其自述曰：“余年自三十以后，每至除夕，如遇大劫，傭保居然入座，而避债无台，自晨起至夜半，此心皇皇无所归。曾记一岁除日，二更后同大儿至质库家，将所衣羊皮袄脱质青蚨两贯，不知其有寒色。又一年索逋者坐堂中，而余不能措置，徘徊于西郭外，至四更方归。”[4]183又如，“雨雪缠绵，日过午未炊，出无雨具，强步至小市赊米二升。而厨下又乏薪，因思废窗可以代薪，移斧至茅檐下，及炊熟双弓，庭内雪深一尺矣！”[4]189(《怀旧琐言》)家境贫寒至此，令人唏嘘。当时士大夫以诗为畏途，数十年来周围吟咏歇绝。即便如此，范崇简安贫乐道，心无旁骛，毅然地以诗文担负兴家振族之责。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年(1894)，第十世范当世担任李鸿章西席。因兄弟三人久不获第，李鸿章以为范氏祖坟风水不佳，亟须改造。范当世当即驳斥曰：“不然。谓老坟风水不佳，则寒家十余世举秀才，五六代有文集，亦复差强人意。通州境内求如此风水亦不多。……假令风水一改，而忽然使孝友风微、文章减色，但出无数举人、进士，而勋业、福泽之际并不能及中堂之毫厘，徒然闹饥荒，丧廉耻，其为一日二日惊愚炫俗之计则善矣，其奈百年何哉？”[5]178(范当世《与父翁书》)言语之间可见对家学的无限自豪。即便颠沛流离，贫寒失意，安之若素，全力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力量营建家族声誉。“其精求德行于文字间有所绍述，父禅子，子禅孙，莫大乎此也。”[8]217(范毓《先府君集后序》)范氏家族400 多年各代坚定维护诗文传家的生存模式，锲而不舍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通州范氏主张文学随时以变，明末批判公安派以及步尘其后的竟陵派，肯定“七子”，以汉魏和盛唐为宗法对象。清初文学审美受到了王士禛“神韵说”的深刻影响，模山范水，诗歌呈现出清逸之美。晚清主要取法宋代，由苏、黄而上溯杜、韩，以文为诗。近代以来，出入中西，显示了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范氏家族文学史与文坛主流步调一致，成为明清以至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缩影。

与通州范氏相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地文学世家由于一代代的递相蝉联实现了家族文学的传承，如安丘曹氏、金坛于氏、长洲文氏、新城王氏延续12 代，吴江叶氏、麻溪姚氏、桐城方氏、长洲庄氏、锡山秦氏、常州恽氏延续15 代以上，或以诗学名世，或以古文传家，或以词曲擅长，或以制艺称名，或以小说见称，呈现出多元性、丰富性与生动性。这是因为家族制是封建社会的结构基础，上述世家普遍经历孕育、形成、发展、鼎盛、衰落的阶段，实现了文学的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强大和源远流长。他们或平凡或伟大的群体实践，均是民族史上富有意义的存在。

2.2 具备中坚人物

文学家族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累代形成，其崛起、兴盛以及家族文学谱系的建立、推进，不仅需要连续生成、阵容可观的人才群体，而且还要拥有超越家族、地域、时代的中坚人物。这些引人瞩目的成员为数不多，通常相隔数代，不仅名噪一时，还是家族文脉绵延、走向昌盛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通州范氏400 多年发展中形成三座高峰。明末范凤翼是家族唯一一位立朝言政之人，以万历三十八年(1610)为界，前此居庙堂之高，竭忠尽智；后此处江湖之远，投身艺文。“在官未久，退主北山山茨社，提倡风雅，垂五十年，海内士夫多为之品目。”[11]范凤翼创立主持了山茨社，带来通州文人群体的崛起，且在数代文人努力下，横跨明清，绵延近二百年，时间之长，文人结社史上实属罕见。白门社是晚明金陵历时最长、影响甚大的文人社团，崇祯五年(1632)至崇祯十三年(1640)范凤翼寓居其间，为诗社关键人物。龚贤《寄范玺卿社长》追忆曰：“十五年前曾拜翁，发如好女朱颜童。秦淮大社坛坫上，百二十人诗独雄。”[12]文采风流，技压群雄，是东南文坛的风雅主持。范凤翼具有多元文化艺术修养，诗文以外，书法堪称一绝。崇祯十年(1637)，“开兰社于三义阁，振兴风雅。四方名人士赴先生者如归”[13]196。兰社是明代为数不多、规模最大、名流荟萃的画社，据现有资料，范凤翼是其中组织最多者。清初范国禄追求立言不朽，勤于著述，是家族文献著述最为宏富之人，其《十山楼诗文杂著》且逾百卷。是人名震一时，广泛参与各地文坛盛事。顺治六年(1649)冬月，范国禄与李长科、童点、陈瑨、陈关调等名满天下、气节凛然之人重修山茨社，诗成结集以纪一时风雅。康熙五年(1666)，他参与了声势浩大、备受瞩目的广陵诗坛风会，与冒襄、王士禄、陈维崧、宋琬等47人“红桥唱和”。此外，范国禄还远走湘、赣、鲁、冀等地，沿途遍访师友，诗文往还。王士禛赠其“品格文章”一额，叹曰：“翩翩浊世佳公子，只属扬州范十山。”[14]范国禄得到士林普遍赞誉，其篇目繁多的诗作详细记录了一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留下了解清代前期下层文人生存状态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晚清范当世诗震荡开阖，奇横恣肆，是同光体的杰出代表，“卓然为一代诗家宗主”[6]74。文恢谲怪玮，不可测量，是桐城派曾国藩、张裕钊的嫡传。“意境之超迈、笔力之健举，亦实有石润川辉、海涵地负之概，近世作者鲜能抗衡。”[6]98(孙师郑《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范伯子文集》)明清衡量家族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普遍以是否参与大型文化活动为重要参数，通州范氏范凤翼、范国禄、范当世在不同历史阶段以文会友，掀起了创作高潮，拥有了超越一家、一地的影响力，在家族发展中举足轻重，收获到各界对范氏整体的认可和赞誉。

同样如此，各个文学世家的传承谱系中都出现了这类关键人物。北方临朐冯氏中冯惟敏是明代散曲第一大家，新城王氏中王士禛深刻影响了明末清初的诗歌流变，吴江沈氏家族沈璟被誉为“词坛盟主”，麻溪姚氏姚鼐是桐城古文的集大成者。其他又如安丘曹贞吉、昆山归有光、太仓王世贞、归安茅坤、长洲文徵明、海宁查慎行、秀水朱彝尊等均是家族核心人物。这类文学家族中坚人物具有重要作用，一是以自身文学和事功树起一面旗帜，成为家族变迁和文学发展的关键部分；二是拓展了家族文人群体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交往范围，与时代精英和文坛主流发生密切关联，有效提升了家族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三是演变成家族的文化象征，成为风向标和动力源泉，对家族子弟人生道路的选择、创作热情的激发、文学水平的提高影响深刻。

2.3 重视文献积累

家族文献是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性文化工程，除宗谱家谱外，还有文学文献，对其整理编撰是家族文化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这是一项整个家族的集体文化活动，以辑录族人文学作品表彰家族文学成就，表现出群体参与和跨越数代的特点，增强了自豪感和凝聚力，寄寓了家族传承书香风雅的愿景。

通州范氏各代普遍重视家集整理，以完成对前代诗文创作的保存，建构起井然有序的家族文学谱系。范凤翼顺治八年(1651)刻《范勋卿诗集》《范勋卿文集》二种，由其子范国禄负责校订。纂订精详，不失体要，可谓不负父之重托。范遇承继父志，康熙四十五年(1706)辞官归里，与友共同整理家族三代别集。虽吉光片羽，搜采无遗，同里邵幹、李堂是其中的重要参订者。“书装玳瑁遗编在，目触琳琅盖代惊。”[15](邵幹《＜范十山楼诗集> 告成》)“诗草随年积，荒园每夜留。”[15](李堂《编＜十山楼诗年> 因弔范丈》)范国禄著述宏富，由于家境贫寒，无力刊刻，其诗文现多以稿本、抄本流传至今，这多得益于其子对遗文及时全面的整理。范崇简珍藏家族世代与各界名流的邮筒尺牍，虽零缣断素，精心守护。乡人徐宗幹叹曰：“呜呼，五山耆旧有仅存者，文献足徵，赖有贤子孙耳！”[4]203(《〈怀旧琐言〉序》)后代因此得以领略家族繁荣兴盛的艺文格局与风雅多姿的才情面貌。同治十二年(1873)，范如松以辑选《通州范氏诗抄》委命于长子范当世，以追述祖德，激励后人。随后的二十余年中，范当世怀揣诚敬之心，矢志不渝地投入到整个家族文学的辑选之中，孜孜不倦，表彰先贤。光绪三年(1877)，范当世发读并整理家藏历代先人诗稿，封页皆有题签，注为“山茨藏本”，扉页标“光绪丁丑 世孙铸订”字样。现存经由其整理的山茨藏本尚有《真隐先生年谱》《十山楼诗》《十山楼序稿》《十山楼尺牍》《东游草》《法会因由集》《月因集》《韶亭公未定稿》等十数种。范当世还根据此次家集整理，撰写《家世遗文目录》，叙曰：“馨遗乔砚，涕泣宝贵，诒孙念祖，盖世风矣，矧非区区之故也。吾先人之泽，略如吾父《自序》篇。郡有明诸巨家，零落几尽。吾家十世一氈，恒温幸矣哉！然代都文苑，著作山积，荜门圭窦，光辉烂然。造物者忌之，遂一再厄。于吾大父之世，散亡其什之七。悲夫！数百年手泽，一旦非所，闻者动心。若为人子孙，而尚有残缺之可守，厥亦未尝非福。编而藏之，以待范氏乘之作。”[16]家族文献传承由于天灾人祸，散佚甚多。有鉴于此，遂全面搜索，编纂目录，详加罗列。其中家世著作曰《内篇》，外人赠答曰《外篇》，始自范应龙，终于范如松，附以简要描述，十代遗文历历在目。光绪十七年(1891)北上，范当世将编选家集视为日常授课之余的首要任务。光绪二十年(1894)张裕钊卒于关中，范当世闻此大惧，感于生死无常、时不我待，连六旬日，暂停各项事务专力为之。前后四月，光绪二十年(1894)4月16日辑成。诗抄辑录范凤翼诗123 首，范国禄诗272 首，范遇诗29 首，范崇简诗59 首，加之《丛稿》中杂收其他先祖所为，不以分属，录诗31 首，合为《通州范氏诗抄》514 首，生动呈现了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和风雅传承。

放眼文学世家，重视文献积累是数见不鲜的优良传统。据徐雁平《清代家集与文化传统》中统计，明代的家集有124 种(含小部分清人编辑)。清代的家集数量上突飞猛进，可以查阅的有786种，见于目录或其他文献记载的、暂不能查阅的有162 种，合计共948 种(有小部分为民国时编辑)。其中，江西安福周氏《存存稿》、长洲彭氏刊刻《长洲彭氏家集》、吴江赵氏《吴江赵氏诗存》、吴江沈氏《沈氏诗录》、锡山秦氏《锡山秦氏诗钞》《锡山秦氏文钞》《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钞》《桐城姚氏诗钞》《京江张氏家集》《瑞芝山房诗抄》等，数量浩繁，令人叹为观止。陆明恒言：“夫鸠家以成族，鸠族以成国。一家一族之文献，即一国之文献所由本。文章学术，私之则为吾祖吾宗精神之所萃，而公之则为一国儒先学说之所关。”[17](《＜松陵陆氏丛著>序》)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家集作为千年斯文的别样传承，是家族文学发展的成果和文化记忆的载体，是对文人生命、社会变迁的原生状态记录。通过大量真实和珍稀文献，不仅可见人生轨迹、内心波澜，还可见文学流变、家国悲欢，具有以诗窥心、以文鉴史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是地域文化乃至国家文献的重要遗产。

3 结语

每个文学世家既有独特的表现形态，其兴衰起伏中又有诸多内在的相通性。通州范氏以布衣为主要形态，是古代浩如烟海的世家大族中的个案，其家族文献留存丰富，生成过程代表了古代文学世家的普遍规律：坚持文学传世、具备中间人物、重视文献积累。“大抵为学必有师承，而家学之濡染为尤易成就。”[18]30文化世家的长久兴旺不仅依赖家族成员的繁衍生息，还需重视家庭教育，树立著述立言的价值取向，带来人才丛聚，前赴后继，实现家学的累积传承，这是家族文献不断生成的核心保障。正是由于群体在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坚守发扬，薪传火继，带来了文脉的绵延长久、文献的逐代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