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张婷婷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认为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责任的承担越来越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钱明等[1]指出，社会责任报告可以向投资人、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报告以外的信息，帮助预期使用者了解企业情况。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兴起于西方国家，但近年来随着国人对气候、食品安全等问题的重视，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我国当前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要求“上证公司治理板块”和“深圳100指数”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说明。对于其他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并未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强制性要求，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公司进行披露。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总体上仍然是非强制的。在此背景下，探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加深预期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和使用，同时促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现有研究在关注社会责任时，主要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及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两个视角展开。在经济后果方面，王文成、王诗卉[2]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绩效的关系。权小锋等[3]、权小锋和肖红军[4]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和后果。Lins et al.[5]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期间，其股票收益率更高。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王海妹等[6]从外资参股、高管和机构持股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周中胜等[7]从外部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和要素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贾兴平、刘益[8]则探讨了舆论压力和市场竞争强度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的影响。Cronqvist & Yu[9]发现公司CEO的家庭环境对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具有显著影响。Mcguire et al.检验了宗教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10-11]。Giuli & Kostovetsky[12]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探析了企业与政党的关联对其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心的影响。Dyck et al.[13]则利用40多个国家的数据采用跨国研究的方法，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质量。上述研究从公司内部特征、外部正式环境等角度出发，探索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但鲜有文章从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探析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当前的转型经济时期，由于转轨经济时期法律等正式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非正式制度往往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正式制度。在此背景下，研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影响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强制性信息的披露质量，有助于深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理解。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辖区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现有文献主要考察公司内部特征及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将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引入企业信息披露的分析框架之中，丰富了相关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解。第二，从区域文化的分析角度，实证检验了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扩展了现有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行为关系的研究。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我国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及相关信息披露的关注开始于21世纪初，相比发达国家时间较晚。中国石油于2001年发布的《2001年健康安全环境报告》被视为中国上市公司重视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开端。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愿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为了加强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管理和监督，监管机构适时出台了相关政策。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征求意见稿)》旨在引导和规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及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进一步，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明确指出鼓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年年底，上交所对在该所上市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上证公司治理板块” 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应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深交所要求“深圳100指数”成分股对外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除强制要求披露的企业外，我国监管机构鼓励其他有条件的上市公司自愿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要求是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总体上仍属于自愿披露。相关监管要求的发布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日渐规范，同时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也促进了上市公司对相关信息披露的重视。本文整理了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具体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自2009年起，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不断增加，从2009年471家到2016年795家，数量增长近一倍。其中，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数量增长幅度更大，2016年自愿披露的公司数量较2009年增长接近2倍。图1的趋势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来越重视。

图1 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数量 注：数据来自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

(二)研究假设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形成通常是无意识的，既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也没有强制的实施力量，往往通过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发挥作用。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其承载的价值观念被群体成员普遍接受，这些价值观念通常具有稳定性，可以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一个地区的文化往往隐藏在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系统、意义系统和规则系统成为群体生活的“通则”。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方式往往受到所在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Cialdini & Goldstein[14]指出，社会影响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规范会促使个人在进行决策时保持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人的行为一致。Kohlberg[15]也发现，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更愿意使自己的决策和行为与他人相同，以此避免由于违反社会规范而产生的惩罚或损失。Bowles & Hoptensitz[16]指出，社会学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及价值协同进化”理论认为，个体与群体共同演化，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群体中个体的特征会影响群体的演化进程和结果，反之，群体特征也会对个体特征产生影响。Bobek et al.[17]进一步指出，个体决策过程中对社会规范和文化的遵守源于社会证据启发教育法(social proof heuristic)，当个体预测其行为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时，可以避免损失甚至得到社会的赞同和支持时，那么个体更愿意使自己行为与他人保持一致。文化奠定了社会价值观、规范和信念的基础，对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权利差距(power distance)是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用来评价社会接受或承认机构和组织内部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作为一种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特征，权利差距对社会中个人的决策风格具有显著影响。在高权利差距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高权利差距的容忍度更高，对阶级和等级秩序的接受度更高，因而更容易接受和满足现状而忽视对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追求。相反，Guan & Pourjalali[18]发现在低权利差距的社会文化中，人们更重视追求财富和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首先，从信息需求方的视角来看，当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容忍度更高时，人们更愿意接受现状，进而降低对区域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及相关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其次，从信息供给方来看，在权利差距高的地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会降低，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重视程度较低，因此信息披露质量较低。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容忍度越高，该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反之，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容忍度越低，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是区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主要用来评价组织鼓励并且奖励个体追求绩效、提高绩效的程度。一个地区文化对绩效的重视程度越高，该地区中的公司和个人在决策时更倾向追求业绩的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一项投资决策，在决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时企业需要衡量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这可能对企业现金流产生影响并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Ferrell et al.[19]指出，从代理视角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产生代理问题并浪费企业资源。从短期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会增加企业成本，在以绩效为导向的文化中，投资者对企业进行评价时更看重其短期业绩，由于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可能会影响短期业绩，因此企业管理者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履行社会责任可能给企业带来声誉等方面积极的影响，曾建光等[20]研究也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带来未来的可预期收入，但这种反馈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来实现。在绩效导向型的文化中，人们往往更注重短期的业绩和利润，因此这种长期的积极回馈影响有限。Friedman[21]研究认为管理者的目的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而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关注，股东应当将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区别开来，利用个人财富去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目标。Brammer et al.[22]也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够将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进行区分。综上，区域文化的绩效导向维度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负向影响，地区文化以绩效为导向的程度越严重，辖区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越低。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假设2：区域文化对绩效导向维度的重视程度越高，该地区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越低。

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区域文化维度是性别平等。性别平等(gender egalitarian)用来评价社会及其成员对性别平等的重视程度。一个地区的文化越重视和强调性别平等，该地区越重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男性和女性在收入、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越小。罗曙辉[23]的研究就指出，性别平等越来越成为考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与此同时，Adams & Funk[24]的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决策时更多地关注除业绩之外的其他问题，如社会责任的承担。在重视性别平等的文化中，社会规范会预期并要求企业更多地承担诸如消除性别歧视等社会责任，为了得到社会的赞同和支持，避免因不能达到社会预期而遭受损失，企业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并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此外在重视性别平等的社会，女性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企业决策中，使得她们能够更加关注业绩之外的决策。综上所述，一个地区文化越强调对性别平等的尊重，该地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假设3：区域文化越强调和重视性别平等，则该地区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起点，选取2009—201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自2009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均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注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或自愿或应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本文选取2009年为初始研究年度。为了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本文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观测值缺失的样本。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文中主要连续型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现阶段，我国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要求属于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总体上披露此信息的企业仍然较少，最终本文得到4 663个样本。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的衡量数据主要来自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gs CSR Ratings，RKS)，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定期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和行业性四个方面分别评价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评价总分数。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区域文化对辖区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影响，因此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是本文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润灵环球评级开发了我国第一个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系统，在社会责任报告评价领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同时，作为一个第三方机构，其评价更为客观。因此，本文利用润灵环球评价发布的对我国上市公司各年社会责任报告的综合评分来评价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需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文化的衡量问题。为了衡量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及其差异，本文借鉴了赵向阳等[25]的研究成果。为了衡量区域文化，赵向阳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GLOBE的文化习俗问卷和施瓦茨的社会价值调查问卷进行研究。该研究中，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大一新生，这些学生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必须是当地人。该研究利用大学新生作为被测试对象的原因是这些学生一直处于当地文化的熏陶中，身上带有强烈的当地文化特色。在对被测试者调查问卷得分进行整合的基础上，该研究得到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习俗数据。

赵向阳等[25]在研究过程中，同时使用了GLOBE的文化习俗问卷和施瓦茨的社会价值调查问卷，本文选取了基于GLOBE文化习俗问卷得出的区域文化得分。选择GLOBE文化习俗指标的主要原因在于，GLOBE的文化习俗问卷主要涉及与管理和工作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是与企业管理相关的经济决策，以此选取与管理相关的GLOBE文化价值观更加契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

本文财务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而公司注册地信息则来自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披露的《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中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得分来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该评分越高，表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

2.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GLOBE文化价值观中的权利差距(power distance)、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和性别平等(gender egalitarian)三个文化指标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其中，权利差距(PD)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接受或认同机构和组织内部成员权利不平等分配的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越高；绩效导向(PO)主要用来评价组织鼓励并且奖励个体追求绩效、提高绩效的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区域文化的绩效导向越强烈；性别平等(GE)指标用来评价社会及其成员对性别平等的重视程度，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区域文化对性别平等的重视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参照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本文将公司资产规模、账面市值比、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和股权集中度(具体包括两个指标，分别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控制这一变量对本文结果的影响，我们同时将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本文主要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模型设定

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本文构建以下模型实证检验区域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CSRi,t=αi,t+α1Culturei,t+α2Sizei,t+
α3Levi,t+α4Roai,t+α5Top1i,t+
α6Indexi,t+α7MBi,t+α8GDPi,t+
∑Year+∑Industry+εi,t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对我国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以及区域文化指标得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为了更直观地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首先计算出文化的三个不同维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得分，进一步使用各地区文化指数与全国平均指数的比值来衡量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的文化相对指标。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价得分及区域文化得分有较大的差异。平均来看，广东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得分最高，为45.206，而宁夏的得分最低，为31.516，说明总体上我国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得分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此外，共有18个地区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得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文化指标方面，权利差距指标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北京市，得分为1.059，说明北京地区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最高，这可能是由于北京是一个各地人口聚居的地区，较高的包容性使得地区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更高。而权利差距指标得分最低的省份为宁夏和新疆，得分为0.936。共有13个地区的权利差距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绩效导向指标得分最高的省份为湖南省，得分为1.056，绩效导向指标得分最低的省份为四川省，得分为0.951。共有20个地区的绩效导向文化维度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性别平等指标得分最高的省份为重庆，得分为1.059，性别平等指标得分最低的省份为内蒙古，得分为0.948。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对绩效的重视程度和对性别平等的重视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共有13个地区的性别平等文化维度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3是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文中样本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CSR的均值为38.610，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8.65和75.27，差异较大。这表明，虽然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要求以及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重视促使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或自愿或应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尤其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比重不断升高，但整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仍有待提高。区域文化的权利差距(PD)、绩效导向(PO)和性别平等(GE)维度的均值分别为4.636、4.649和3.522。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对辖区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本文利用模型(1)对研究假设1～3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第1列可以看出，区域文化的权利差距(PD)的系数为-7.01并且在1%水平下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当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容忍度更高时，人们更愿意接受现状，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就会降低，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也会降低。同时，当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更高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会降低，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重视程度较低，因此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表4的第2列显示，区域文化的绩效导向(PO)指标的系数为-2.72并且统计上显著，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说明在以绩效为导向的文化中，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者的评价时更看重其短期业绩，此时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会影响经营业绩，因此企业管理者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履行社会责任可能给企业带来声誉等方面积极的影响，但这种反馈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来实现。在绩效导向型的文化中，人们往往更注重短期的业绩和利润，因此这种长期的积极回馈影响有限。表4的第3列显示，区域文化的性别平等维度(GE)的回归系数为12.77，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本文的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进一步说明一个地区的文化越重视和强调性别平等，该地区会越重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男性和女性在收入、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越小。在重视性别平等的文化中，社会规范会预期并要求企业更多地承担诸如消除性别歧视等社会责任，为了得到社会的赞同和支持，避免因不能达到社会预期而遭受损失，企业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并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三)稳健性检验

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披露采取的是强制加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方式，深交所和上交所均要求符合条件的企业定期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对其他企业则鼓励其定期公开披露相关信息。金融类上市公司是相关监管机构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一类重要企业。在前述的实证检验部分，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对其进行了剔除，这一剔除减少了本文研究的样本量。为了更全面的检验区域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部分将金融类上市公司包含在样本中，并利用研究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一致并且均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区域文化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影响的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区域文化(权利差距、绩效导向和性别平等)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区域文化对权利差距的接受程度越高，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越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地区文化越强调绩效的重要性，以绩效为导向的程度越高，该地区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意愿越低，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披露的质量也越低；而地区文化越强调性别平等，辖区内上市公司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情况，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表5 区域文化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的

注：***、**、*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从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检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决策影响的相关文献。其次，现阶段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公开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但总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仍然属于自愿披露。在自愿披露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是监管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机构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提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最后，本文探讨了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有助于企业适应文化生态环境、合理选择企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