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思维

我们虽是长三角的一个区域，但如果不积极努力，也不一定能融于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无论重视还是不重视，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战略，无论用什么方式表述，长三角的地位就摆在那里。长三角始终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区域。

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中国带回英国的统计资料，充分表明长三角在清代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江南省和浙江省，即现沪苏浙皖，人口占全国15.9%，面积占10.2%，向中央政府缴纳的银两占32.9%、缴纳粮食占52.3%。

融沪战略历来是浙江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省调研，是1982年去上海调研浙沪横向联合。在上海调研两天后，傍晚在黄浦江的十六浦码头，乘内河轮船去湖州，次晨7点到达。夜班轮船悠悠航行于星光下的古运河，令我在午夜时分产生了一种时空穿越的神秘感觉。我们当下打造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升级版，应有若干新思维。

担当引领思维。我们必须给自己确立最高的工作要求，创造最优的发展业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各项工作的激励和压力，保持和增强长期领先的竞争态势，建构良好的创新生态，造就改革发展新优势。

水乳交融思维。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提法，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居于长三角，未必融于长三角。这就如一滴油在常温常压的水中一样，必定油水分离，只有当油被乳化后，才能形成水乳交融状态。我们虽是长三角的一个区域，但如果不积极努力，也不一定能融于长三角一体化。当前应在不拘一格加快区域发展要求下，尊重和增进对方利益，建构和完善市场化的一体化机制，形成和提升多层面合作格局。

竞合增强思维。竞争是区域关系常态，即使强调一体化，也仍应把竞争置于首位。区域合作是经济主体为追求各自长期利益最大化目的，采取一致行动的一种选择。就政府言，这是基于空间竞争上的一种公共政策选择，主要有区域之间增强要素互补关系的一致行动、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一致行动、避免“割喉式”竞争的一致行动，以及其它促进本地利益最大化及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相结合的一致行动。

自主发展思维。市场化环境下，区域发展不以上一级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优势地位并非政府规划或战略的产物，而是区域和机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自我发展的结果。较强的区域竞争力是实现良好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竞争力较强，才有可能在合作中具有较强的谈判实力，才能主动展开多轮讨价还价，取得最大的合作收益；只有具有较强竞争力，才能吸引其它众多主体前来要求合作，才能较好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水乳交融的合作。每一个区域、每一个企业都有可能在竞争中成为自己的那个“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并实现最大的合作收益。

半工业化思维。一些人士喜欢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工业化”等提法，似乎我们已进入了较高发展阶段，这是值得商榷的。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首版于1959年，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于1973年，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利用的是至1980年的资料。当时微电子技术尚在起步，信息社会尚未来临。我们当前应在前人基础上，创新运用一种适合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来分析发展阶段。我分析的结论是，长三角整体尚处于“半工业化阶段”，即如以发达经济体当前状况为基准，长三角工业化行程仅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且因发达经济体工业化仍在推进，因此这个“一半”是典型的汉语式的模糊定义，其内涵具有漂移性。

强化上海思维。进一步加强上海发展，很可能是当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关键。限制上海发展无异于“自废武功”。关于上海发展的人口与建设用地的零增长，比较值得商榷。2016-2030年，如果没有外来劳动力，上海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将减少25万以上，如此将致上海活力衰减。另外，虹口区和黄浦区的人口密度高达3.4万和3.2万，另有3个区的人口密度2万多，而东京人口密度高于2万的仅3个区，东京的人口高密度区域远小于上海。仅仅是疏解人口过密言，所谓建设用地零增长，就有可能是影响上海发展的另一人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