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王新生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海淀 100080）

陕北早期中共组织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当时党的其他地方组织一般都建在首都、省会城市、中心城市、交通便利的大工矿企业，党的组织还很弱小，党员人数不足千人［1］12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在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的陕北建立共产党组织？其有什么特点？历史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界需要认真深入探讨的。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恭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使陕北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跨越式变化，走进了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先进行列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地区，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汉唐时期，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随着历史变迁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日益落伍。在五四运动以前，陕西经济文化教育非常落后，陕北尤其突出。在陕北，23 县才有一所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清末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启蒙思想家们宣传的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及民主共和等思想，在陕西很少人知道；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则更少人知道。但这种状况，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跨越式变化。一批在外求学，尤其是在北京求学的陕西籍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洗礼，接受新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家乡传播新思想、马克思主义，使原本思想文化落后的陕北地区，一下子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五四运动对陕北产生强烈冲击，新思想得到传播，形成新风气

最早在陕北传播新思想的是米脂人杜斌丞。杜斌丞于1913 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1917 年夏毕业，到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教务长兼史地教员，1918 年任校长。具有新思想的杜斌丞，得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后，以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向榆林中学学生作了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的报告，号召学生支持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他让学生组织讲演团，分组到各街讲演，对群众进行爱国教育；还让学生到商店检查日货，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这是榆林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走上社会的活动，也是陕北学生第一次社会活动，在榆林、在陕北各阶层中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杜斌丞在榆林中学作了新文化教育的专题报告，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平民文学，反对封建文学和封建思想。在杜斌丞的倡导和支持下，学生组织了自治会，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时事讲演会、读书会。学校课程中也增加了新文化内容和白话文，国文教师也选讲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文章。五四运动后的榆林中学，广大师生思想活跃，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新风气。

榆林中学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和此后形成的新风气，影响了陕北的许多县。“五四”那年还上小学二年级的常黎夫回忆：“‘五四’运动的余波冲击到我们那黄土高原小小的米脂县城时，它的震动影响，在几年之内威力却是很强大的，许多事直至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五四的第二年，我县就停止了祭奠孔庙活动”。“我们小学正式命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五四’爱国精神，对我校学生的启蒙和影响是很大的”。［2］264，265

五四运动在陕北的影响，新思想的传播，新风气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二）在北京的陕西籍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

“五四”之前，一批陕西籍学生在北京求学，其中有在北京大学的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等，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魏野畴、杨明轩等。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魏野畴等住在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院。这里也是陕籍在京学生聚会的中心，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居住在北京其他地方的陕籍学生到此聚会。与之一墙之隔的左巷七号院子里，则寓居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陈绍休、萧三等八位湖南新民学会的学子。这些充满朝气、思想进步的青年们，因一墙之隔，来往比较多，相互熟悉，茶余饭后，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民族大事和学术思想问题。毛泽东虽在这里时间不久，但给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对李子洲等印象也很好。罗章龙在回忆中说：“《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南方之强’之说。我们觉得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信，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我们湖南同志的印象也极好，谈话中常夸我们敏于行慎于言，好学深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3］216同湖南籍学子毛泽东、蔡和森等交往，陕西籍学子李子洲、魏野畴等开阔了视野，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了知识和能力。

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大学等13 所大中专学校3000 多人到天安门集会，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严惩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学生们在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转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此时，形成了以湖南籍和陕西籍学生为中心的行动小组。湖南籍的有罗章龙、易克嶷、吴雨铭、罗汉、匡日休等，陕西籍的有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杨明轩、呼延震东、郝梦九等，共10 余人。游行学生到赵家楼后，曹宅大门紧闭，他们最先从窗子跳进去，打开大门，其他游行学生一拥而进，痛打躲在曹宅中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宅。在与军警搏斗中，李子洲非常勇敢，他和呼延震东受的伤最重。在被捕的32 名学生中，有陕西籍学生杨明轩、郝梦九，有湖南籍的易克嶷、匡日休、罗海潮等。

5 月5 日，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由于李子洲在“火烧赵家楼”中的英勇行为，大家推举他为干事。在此后的罢课、“救国十人团”演讲宣传等活动中，李子洲都是积极参加者、组织发动者之一。5 月6 日，北京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北京学联总务科基本上都是陕西籍学生。在李子洲的率领下，总务科的同学们制作大大小小的旗子，写标语，印传单，样样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受到大家的普遍赞许。

五四运动后，陕西籍学生在北京积极办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19 年冬，杨钟健主编《秦劫痛话》，揭露北洋军阀在陕西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1920 年1月，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创办《秦钟》月刊。《秦钟》停刊后，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他们通过这些刊物明确提出反抗国内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力图唤起陕西人民的觉醒。在创办《共进》的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旅京陕西籍进步学生团体共进社，刘天章任共进社常务主席。

1920 年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共一大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决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明确提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4］296。这个启事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极力支持，反对者横加指责。罗章龙曾回忆道：“正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之际，李子洲等人，坚定地与我们并肩战斗。对于我们的工作鼎立相助，对于‘国粹派’的流言蜚语进行有力批驳。李子洲同志是最早报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会员之一，刘天章、魏野畴等人，也是研究会的骨干会员。”［3］219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李子洲等多次到长辛店及铁路沿线一些地方演讲、参与组织革命工会、发动罢工等工作。

通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由李大钊介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是最早的陕西籍共产党员。

（三）魏野畴、李子洲等到陕北，在榆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3 年春，应杜斌丞的邀请，魏野畴到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他以课堂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国文课，完全摒弃了《论语》《诗经》《易经》等传统的四书五经，大量选用《新青年》《独秀文存》以及党创办的刊物《向导》的文章做教材和范文。他以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书稿为教材，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给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并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讲座，使学生们不但了解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明治维新”，而且还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他还给学生讲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二重性，引导学生自学《共产党宣言》。教学之余，魏野畴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魏野畴在榆林中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发觉了，串通地方豪绅势力准备迫害他，并指责校长杜斌丞不该聘请这样的教员。为躲避井岳秀的迫害，魏野畴于是年秋天离开榆林中学回到北京。

虽然魏野畴在榆林中学待了还不到半年时间，但他是陕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在陕北建立党组织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李子洲于1924 年春节后应杜斌丞的邀请到榆林中学任教。李子洲既教历史课，也教国文课，但学生最爱听他讲历史课。王子宜回忆说：“他上课从不拿讲义，从不死背陈腐的教条，而是从社会进化史的角度，选择历史长河中若干扣人心弦、娓娓动听的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从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的结论。李老师虽然不拿教义，但每一节课都重点突出，观点鲜明，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都听入了神，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和陶冶。”［5］281

李子洲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在榆林中学建立共进社榆林中学分社，发展了一批社员，学生会的许多干部都是共进社社员。榆林中学共进社社员，不少后来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

魏野畴、李子洲在榆林中学，培养了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高岗、霍士杰等一批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4 年7 月，李子洲离开榆林中学，就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上任后，在开学典礼上公开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办四师的目的不仅是为陕北培养新的师资，改变陕北的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未来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唤起工农劳动大众起来改造中国，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此，他从外地邀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四师任教。其中王复生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0 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1921年秋转为共产党员，1922 年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国文教员，组织进步团体“赤社”，1925 年8 月到四师任教。王懋廷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共产党员①，到四师后任国文教员。杨明轩，1919 年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西安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任，同时负责主持共进社在陕西的工作；1921年秋至1923 年夏，先后在渭北中学、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务主任，省立第一师范任校长；1923 年冬到上海大学任讲师兼附中部主任，期间受到瞿秋白、邓中夏等影响，经常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史》《向导》和《中国青年》等书刊，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到四师后，任教务主任。常汉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新文化影响，并受到李大钊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文章的启蒙，积极参加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1920 年到缅甸仰光华侨学校任教，回国后曾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教师、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教师，到四师后任训育主任。田伯英，1919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3 年由魏野畴介绍加入共进社，1924 年7 月到第四师范后任英文教员。韩叔勋，1919 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21年在北京经杨明轩、杨钟健介绍加入共进会，曾任教于华县咸林中学，1924 年秋到第四师范后任训育主任。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子洲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成立了图书杂志辅导委员会，由杨明轩、韩叔勋负责。四师陆续购买的进步刊物有《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李子洲和其他进步教师给前来阅读的学生进行辅导，并和学生们一起研究《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国际纲领》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在李子洲等人的努力下，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成为在陕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基地。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它在陕北的广泛传播，唤起人民的觉醒，使陕北在陕西、在全国，一下子走在了思想文化的前列，为在这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

上述论述说明这几点：

第一，杜斌丞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引导榆林中学师生爱国运动，邀请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到榆林中学，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在这里传播、碰撞。来自经济文化落后省份陕西的学生，尤其是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学生，接触到这些新思想、新思潮，并接受了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的大都市传播到偏远西北地区陕北的桥梁。

第三，最先在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来自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在陕北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陕北没有市场。

二、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及其特点

1924 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李子洲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发动组织群众运动。在绥德，群众开展了反对基督教运动，改组劝学所为教育局；成立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青年会；开展声援五卅运动活动，等等。每遇重大节日、纪念日，绥德进步团体就张贴标语、传单，进行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和国民革命道理，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后农民运动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扩大和群众斗争的开展，建立共产党组织提上了议事日程。

田伯英是1923 年秋末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由魏野畴介绍加入共进社的。1924 年7 月魏野畴介绍他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教书，并委托他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组织。田伯英担任英文教师，教课任务比较轻，课余时间比较多，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吸收进步师生加入共进社。经过努力，共进社先后在四师、榆林中学、延安四中发展社员五六十人。王懋廷和田伯英同住一处，他告诉田伯英：共进社是个小组织，活动的范围不大，没有科学的理论和远大的目标，不如参加共产党。王懋廷给田伯英讲了有关党的组织知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办的一些刊物等。田伯英也将自己的思想情况告诉王懋廷，并表达了入党的愿望。于是，王懋廷就给中共北方区委写信，介绍田伯英入党。1924 年10 月，中共北方区委回信，批准田伯英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北方区委在回信中，还要求王懋廷、田伯英在陕北发展党的组织。

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原先只有李子洲、王懋廷2个共产党员，随着田伯英入党，党员人数就达到了3 人。1923 年6 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6］159这说明，党小组是当时党的基层组织。根据这个规定，1924 年11月，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成立了中共小组。②由于李子洲是校长，目标比较大，事务比较多，不好任组长，以田伯英为组长。但党小组的大事情，都是三人讨论决定的。绥德省立四师党小组，是陕北建立的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由于担任了中共小组组长，田伯英的主要精力就由发展共进社转到发展党组织上。在此之前，田伯英由屈武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国民党党证。由于这时国共已经合作，他对外利用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

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中共小组成立后，吸收共进社社员和其他先进积极分子入党，到年底，已经有八九名党员。不久，在榆林中学、延安四中也都建立了中共小组。

1925 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第二次修正后的党章，其中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6］384同年春，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③代表于右任赴陕北榆林，向原为同盟会会员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宣传三民主义，劝其接受于右任的领导，参加革命。此行，中共北方区委和团北方区委要耿炳光向沿途党团组织递送秘密文件并巡察工作，同时还承担在陕北发展党组织的任务。据耿炳光自传，他同井岳秀谈了一星期后，离开榆林，“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建立党在陕北的第一个支部，校长李子舟［洲］任书记”［7］52。由此看来，中共北方区委是知道陕北有党员的，但是并不知道陕北已经建立了党小组。而耿炳光的到来，则正好按照中共四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的党小组改建为党支部，归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

田伯英在自传中的有关内容与耿炳光有些不同。他在自传中写道：“四师的党小组到一九二五年初扩大成为支部，我任书记，懋廷任宣传，李瑞阳任组织。”“不少学生、甚至教员，受了宣传教育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党、团组织、以入党入团为荣，不入为耻。”［7］50田伯英说的1925 年初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小组扩大为支部，并不准确。中共四大在1925 年1月召开，会议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党的基层组织为支部。陕北地处偏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不可能立即传到陕北。笔者认为，耿炳光所说的1925 年春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小组建立陕北第一个党支部更可靠些：其一，耿炳光是北京党组织的党员，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他到陕北来，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其二，耿炳光给沿途党、团组织送秘密文件，其中应该有中共四大通过的文件；其三，耿炳光1926 年5 月又一次被派赴陕北巡视工作，主持建立了绥德地方执委会，1927 年又任中共陕甘区执委会书记，对陕北党组织的情况应是比较熟悉的；其四，他的自传写于1949 年，而田伯英的自传写于1963 年，比田的自传早了14 年，对陕北早期党组织的事情应该记得更清楚些。

关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支部谁任书记，李瑞阳的回忆与耿炳光、田伯英二人的自传不同。李瑞阳回忆说：“1925年春，李子洲约我去绥德师范教书。李子洲任校长，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云南人王懋廷在本校教书，任党支部书记，大约在当年4、5 月间，由王介绍我入党，并任组织委员，（宣教委员是田伯英）”。“训育主任常汉三，杨明轩、李子洲在我去时他们已是党员④……但因为当地军阀井岳秀经常注意绥德师范，所以他们三人在党内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而党的经常工作，以及学校内部重要事务，均由他们几个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7］56，57这个回忆说明，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于当时谁是支部书记，记得不是太准确了。李子洲为了避免引起井岳秀的注意，在党的活动上尽量不以领导者出面，但是在背后拿大主意的人。这也正好说明耿炳光自传中说李子洲是陕北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的原因。

尽管在谁是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中共支部书记问题上还没有更准确的说法，但对支部建立时间是在1925 年春，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可以说，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中共支部的建立，使陕北党组织的发展步入快车道。1925 年，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党员数量已达30 余人，其中有李子洲、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李瑞阳、韩叔勋、白明善、乔国桢、杜嗣尧、邓重庆、马瑞生、马明方、霍维德、杜衡、白作宾、杨玉峰、张肇繁、王士英、李明轩、王进峰、崔凤荣、李登霄、冯景翼、张肇勤、李象九、谢子长⑤、阎红彦、史唯然、呼延震西、雷恩钧、高光祖、马瑞昌、王兆卿、赵通儒等。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1925 年夏，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中共支部扩大为特别支部。到1926年冬，该校400多名学生中，80%以上加入了党或团组织。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成了培养陕北革命干部的学校，是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还积极在榆林中学发展党员。先是李子洲、王懋廷在1924 年12 月介绍榆林中学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入党。他们二人于1925年2月返回榆林中学后，先后介绍刘志丹、周梦雄、霍世杰、王俊让、柳长青、蒙家福、周发源等入党，并建立党支部，张肇勤任支部书记。1925年春，榆林中学开运动会，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派了一部分党员，借参加运动会名义到榆林中学，与该校张肇勤、刘志丹等党员接头，召开联席会议，推动榆林革命斗争的开展。

1925 年寒假，应驻在瓦窑堡的井岳秀部石谦团新兵连连长、共产党员李象九的邀请，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派李瑞阳到那里做发展党的工作。李瑞阳去了之后，与已经在李象九连的史唯然、阎红彦、呼延震西等一道，健全了组织，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半年中间，党组织由不到十人，发展到近三十人”［7］61。

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至1926 年上半年，陕北已有党组织7个，其中，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党支部3 个，有党员31人；宜川建立党的特支2 个，有党员21人，全是军人；榆林中学建立党的特支1个，党员7人。［8］46

从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和发展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创建者均受到过五四运动锻炼和考验。其中，李子洲是北京大学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参加过“火烧赵家楼”，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科负责人，并被军阀政府逮捕过。王懋廷“五四”时虽不在北京，但他受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王复生的影响，在家乡参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李子洲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会员，王懋廷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也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法文翻译。李子洲多次到长辛店及铁路沿线一些地方演讲、参与组织革命工会、发动罢工等工作，王懋廷多次到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人工作。可以说，李子洲、王懋廷都是从“五四”风暴中锻炼和考验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又都是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还是在工作能力上，都是很出色的。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干部上的条件，也为遥远、偏僻的陕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创造了干部上的条件。

第二，是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李子洲、王懋廷都是在北京由中共北方区委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懋廷发展田伯英入党也经过了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北方区委明确指示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发展党员，并非常关心陕北党组织的发展，不断派人到陕北加强工作。陕北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中共北方区委派出巡察工作的耿炳光帮助建起来的。中共北方区委是李大钊领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成立了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与陈独秀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李大钊不但掌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经验丰富，工作既大胆又沉稳，中共北方区委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克服秘密状态等困难，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使陕北早期中共组织自建立后，少受错误因素的干扰，在正确发展轨道上运行。

第三，直接建立在离农村最近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各地党组织基本上都是建在首都、省会、中心城市或交通便利的大厂矿企业，但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则是建立在偏僻、交通闭塞的小县城，迈几步路便是农村。这种情况使陕北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者、参加者熟悉农村情况，将自己的斗争深入到农村，与农村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将革命斗争重心放在中心城市是不适合国情的，必须将重心放在农村。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在离农村最近的地方，适合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

第四，重视军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对军事工作是不重视的，地方党组织中，除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北方区委外，对其他地方也不甚重视。而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不久，即重视军事工作，在驻瓦窑堡的石谦团中发展党员。先是共青团员、补充连连长李象九被发展为党员，接着从北京回陕北的谢子长也被派往该部工作。此后，李瑞阳等也被绥德四师党组织派到石谦团工作。随着石谦团党员的发展，建立了两个特别支部。1926 年夏，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又派了一批党、团骨干到石谦团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1927 年春，石谦升任步兵第六旅旅长，李象九任第二营营长。李象九和谢子长在部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有些连的班、排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士兵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旅长石谦也深受李象九、谢子长的影响，倾向革命。陕北早期中共组织重视军事工作，为此后从事兵运、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三、陕北早期中共组织的历史作用

陕北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在陕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陕北在地方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下，十分黑暗。他凭借着手中的武装，把持政权，向各县委派县长、警察局长、税收官员、民团团总，设立监狱，与地主豪绅沆瀣一气，对陕北人民实行封建军事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常常被无辜捆绑、毒打、监禁，甚至被杀害；在经济上，除了正税外，井岳秀还收大烟税、印花税、牲口税、畜屠税、羊税、白地捐、开拔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社会治安上，土匪横行，打家劫舍，与兵勾结，残害百姓；土地高度集中，富者拥有数百亩上千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穷者无立锥之地。贫苦农民租种地主土地，要交高额地租，遇到荒年，粮食歉收，只好用树皮、草根等度日。因此，在陕北，人民群众普遍存在革命的要求。陕北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及其斗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广大穷苦人民指明了方向，唤醒了他们的觉悟，为此后在陕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其二，培养了一批党的骨干力量。陕北早期中共组织建立后，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白明善、马明方、阎红彦、霍维德、赵通儒、王子宜等一批党员骨干力量。他们来自陕北、熟悉陕北、根植陕北，胸怀理想，不畏困难，坚忍不拔，不断探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陕北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其中，刘志丹、谢子长后来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其他也多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或骨干。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此，可以说，陕北中共早期组织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一说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采取1922 年底转为共产党员说。

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建立于1926年1月或1926年初。

③陕西澄城人。1922 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1923 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冬，由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

④李瑞阳这里的回忆有误，杨明轩在1926年12月入党。

⑤1924 年在北京入党，1925 年回到陕北与李子洲接上组织关系，属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管辖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