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而任性的“新女性”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广东 宋剑华 路瑶

1927年，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一经发表，“就惊骇了世人的耳目，而被许为新人”，紧接着丁玲又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关注，“给这社会投下了一颗炸弹”。从而使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文坛佳作中的明星，以至于“要是平时注意文艺的，我想都知道这女作家丁玲的大名吧”，更有读者推崇她为“中国现代唯一的女作家”。

在作品研究的发轫期，就有评论文章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为这期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单就描写一方面说，那是真能感动人的文字。作者如狂如醉的热情，添了这故事不少的表现的力。”茅盾评价莎菲“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他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此间的一些论点虽兼具介绍和评论两大特点，但为后来的作品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进入20世纪以来，对莎菲的评判更是衍生出多个角度。有将其与《呼啸山庄》的凯瑟琳进行对比，认为“无论是丁玲的莎菲还是勃朗特的凯瑟琳，当她们试图遵守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生活时，她们就抛弃了女性自我，面临着自我崩溃；而当她们违反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她们就陷入病态”。还有学者认为莎菲是“象征着‘Modern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学界在种种方向中衍生出多重见解，甚至有不少误读与过分阐释，那么莎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她有着怎样的个性？对待家人、朋友和恋人又有怎样的态度？就成为所要阐释的重要问题。

“离家”还是“念家”：青春期的自我躁动

有关《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学界早已经将莎菲视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穷愁潦倒之中她并不想皈依封建家庭”，或是用“《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宣扬女性人权并反对旧礼教与封建思想为主”等言论对莎菲以及家庭、礼教的关系贴上标签。然而重读这篇经典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以上种种言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成分，并没有客观还原莎菲与家庭的关系，莎菲绝非是“冲破封建”的启蒙义士，莎菲所谓的“离开家庭”，只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首先，莎菲离家并不是对家庭的叛逃，而是自我的行为。不像“五四”时期面对父亲、丈夫等家庭问题“出走”的青年，莎菲的离家完全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幸福。在小说当中，我们看不到父亲对莎菲打骂或是家庭对她的挤压，反而传递出：“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地爱惜我，我真不知道他们所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可以看得出，莎菲的家庭给予了她很大程度上的关爱，她离开家庭，不过是为追求自由的青春期行为。

其次，莎菲并未脱离与家庭的经济关系。肺病缠身的莎菲，并没有外出工作的机会，自己是无法供给生活所需的。但反观莎菲的生活，她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降低。独自一人无聊时候，煨三次的牛奶，却不一定要吃，“像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〇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悉了过后才懒懒地丢开报纸”。足以见出莎菲的基本生活并不成问题，还能通过看报享受一些闲暇时光。另外，她在京养病也需要一大笔支出。得了肺病的莎菲，按时吃那“苦水”，去德国医院看病，向克利大夫问诊，病情严重时还要长期住院，这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援。再之，莎菲 “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想到苇弟要来，专程去“单牌楼买了四盒糖，两包点心，一篓橘子和苹果”，以及平日里和三五好友相聚，莎菲的应酬交际也是日常的生活开销。再加上莎菲长期在北京居住，换公寓，又去西山休养，这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试问没有经济来源的莎菲如何过得上这样的生活？除了家庭的供给以外，可能再无他途。

再次，莎菲并未脱离与家庭的情感联系。莎菲有着强烈的对“爱”的渴望。莎菲远离家乡、父母与亲人，孤身一人在外漂泊。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长时间侵蚀着她的内心，缺乏关怀让她倍加需要家的温暖。在新年元旦之际、阖家团圆之时，她“不知道那些他们热闹的人们是怎样的过年”，暗含了她对家庭团聚、幸福生活的渴望。人在生病弥留之际，往往会想和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度过，莎菲也是如此。她幻想着自己离世的时候，“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地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我迫切地需要这人间的感情”。

因此，莎菲“自小离家，在外面混”就能成为她“冲破礼教和世俗社会的羁绊”，走出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证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莎菲的“出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脱离家庭，反对封建专制，更谈不上扛起“五四”的启蒙大旗了。莎菲的“出走”是源于青春期的自我躁动，并没有站在传统家庭的对立面；相反，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莎菲无一不和她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孤寂”还是“骄纵”：朋友间的自我体现

莎菲的“自我”意识本就包含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远离群体是实现自我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一旦远离了群体，就会造成个体的孤独与不被理解。青春时期的莎菲在与朋友的相处过程中，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性，一方面莎菲自认不被朋友们理解，另一方面，朋友们又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莎菲。丁玲在开篇的这段话就很能说明莎菲的矛盾性：

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

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以莎菲为中心，展开了她与毓芳、云霖、剑如等朋友之间的相处，她的身边不乏朋友陪伴，但她却认为朋友们不理解她的苦闷与悲伤。莎菲向毓芳吐露感情的苦闷，“但她完全把话听到反面去了”，还衷心地告诫莎菲：“莎菲，我觉得你太不老实……你要知道，凌吉士他们比不得在上海同我们玩耍的那群孩子。”在莎菲看来，毓芳不但没能理解她深陷爱情的愁苦，并能帮她做主改变一下近况，反而会错了意，劝谏起自己来。然而，细看毓芳的话，她实则看出了莎菲青春时期的“不老实”，也看出了凌吉士并不是一般可以征服的情人，她句句都在提醒莎菲早日脱离这爱情的争斗，让她避免经受那失望与痛苦，但莎菲并不领情。

从日记里，可以看出莎菲的朋友不但时刻警醒她，包容她的小脾气，还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新年之际，毓芳、云霖担心莎菲一个人孤寂，特意来公寓看她，还为她介绍了新的朋友——凌吉士。当莎菲想要换房子时候，云霖也毫不迟疑承担起看房子的职责。为照顾莎菲，毓芳搬到云霖这里，云霖则要另谋住处，几经周折，为的就是消解莎菲的寂寞。莎菲为蕴姊不幸的婚事而感到苦闷，竟独自饮酒致使病情加重，“毓芳，云霖，苇弟，金夏都守着一种沉默围绕着我坐着，焦急地等着天明了好送我进医院去”。在朋友们的照顾下，莎菲的病也一天天好转。他们为莎菲打扫干净公寓，接莎菲出院，对莎菲的体贴也是无微不至，“因为怕我冷，特生了一个小小的洋炉，我真不知怎样才能表示我的感谢，尤其是苇弟和毓芳。金和周在我这儿住了两夜才走，都充当我的看护，我每日都躺着，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里也差不了什么了！毓芳决定再陪我住几天，等天气暖和点便替我上西山找房子，我好专去养病”。连莎菲自己都体会到病情好转，离不开朋友的陪伴与照顾，“实实在在是这些朋友们的温情把它重暖了起来，觉得这宇宙还充满着爱呢”。即使在西山休养的日子，朋友们也不辞辛苦，隔三岔五就去陪伴莎菲。

朋友们尽心尽力到这般程度，为何莎菲还是认为无人懂她呢？莎菲之所以认为朋友不懂她，理由有三：一是任性“骄纵”的个性使然。莎菲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莎菲是生活无忧的富家小姐，日常生活中的一点小事“都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只我一人如是”。这样百无聊赖的生活让她充满痛苦，莫名的生气、无端的情绪也伴随而来。莎菲厌恶了朋友的笑脸，便可以无缘无故对他人生气，丢下所请的朋友，悄悄溜走，这样不顾他人的行为，正是她“骄纵”个性的最佳佐证。

二是莎菲自认是知己角色的缺席。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当中，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蕴姊，她虽然只出现在日记中四次，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莎菲在最孤独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蕴姊，她怀念着去年和蕴姊在一起的时光，甚至“为了蕴姊千依百顺地疼我，我便装病躺在床上不肯起来”。莎菲身边虽然有几个朋友，但他们的地位是无法和蕴姊相比的。可以看得出蕴姊是最了解莎菲的人，“假使蕴姊在，看见我这日记，我知道，她会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为什么不再变得伟大点，让我的莎菲不至于这样苦啊……’”但是丁玲并没有安排蕴姊的出场，蕴姊一开始就和莎菲相隔两地，紧接着莎菲接到了蕴姊的死电，蕴姊死了，莎菲失去了自认的知己，可以说，蕴姊的这一缺席，更是给莎菲自我的性格增添了合理性。

三是肺病加重了莎菲的孤寂之感，平添了她的焦躁情绪。丁玲在人物一出场就暗示了她的病态特征，“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听到走廊上伙计的嘈杂的喊声又顿感头疼，可是一点声音没有时候，又沉寂得可怕，徒有“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压住”。寒冷的冬天漫长又难熬，屋内的环境也是沉寂得可怕，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给莎菲带去一种束缚的感觉，丁玲将她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让她丧失了年轻人应有的活力与追求。“这两夜通宵通宵地咳嗽。对于药，简直就不会有信仰，药与病不是已毫无关系吗？我明明厌烦那苦水，但却又按时去吃它，假使连药也不吃，我能拿什么来希望我的病呢？”对于这样一个身患重病的个体来说，她看待事情的态度也极为悲观。“我的病却越深了。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难道我有所眷恋吗？一切又是那么的可笑，但死却不期然的会让我一想到便伤心。每次看见那克利大夫的脸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尽管说吧，是不是我已没希望了？”在丁玲笔下，莎菲的人物基调设定就暗含了不同常人的倾向，对于小说的呈现效果来看，它也使莎菲自我的个性、情绪上的波动有了合理的解释。

显然，莎菲的朋友对她关怀备至，只不过尚处青春叛逆的莎菲并不领情罢了。她“骄纵”的小姐脾气、精神知己的缺席与自身病症都加剧了她处于人群中的“孤寂感”。

“真爱”还是“乱爱”：爱恋上的自我意志

对莎菲爱情观的研究，是自小说问世以来就被学界注意到的。冯雪峰说：“作者把莎菲这个少女（她的前身就是梦珂）的矛盾和伤感，的确写得可谓人微尽致……尤其在这一类的青年女子，往往要通过性的觉醒，去体验着她们之‘人’的、社会的觉醒。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形。”他更是将莎菲的恋爱定义为“恋爱自由，热情”，活脱脱的“恋爱至上主义”。直到今日，还有学者认为“莎菲这个女性‘狂人’之口宣告了中国婚姻史上从没有过‘真爱’，她追求的爱情必须是两情相悦、志同道合的”。然而这些脱离文本，拔高人物的言论掩盖了莎菲形象的本质，其实莎菲所追求的自由恋爱，不过是一场毫无目的、填补空虚的“乱爱”，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展开她在苇弟与凌吉士之间的周旋，正是这种自我意志的重要体现。

莎菲的“自我”意识在对待苇弟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莎菲享受着被苇弟喜欢的这种感觉。她看出来苇弟喜欢她，但她却不会表示出来，苇弟经常去家里陪伴她，去医院照顾她，事事都百依百顺，这些都能让她在这份爱恋中感受到些许“得意”。其次，莎菲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建立在苇弟的痛苦上的种种行为，完全是莎菲自我意志的体现。苇弟常常在莎菲的面前落泪，莎菲便故意捉弄苇弟，“看到他哭了，我却快意起来”，“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折磨他”。再次，莎菲不爱苇弟，却又希冀苇弟能时时满足“自我”。新年时候她期盼苇弟出现，能聊慰她的寂寞。然而，莎菲在苇弟这里无法完全释放自我。最初的一句话便点明了整段感情的走向：“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得懂我些呢？”苇弟爱她，却不懂她，甚至在亲自看过莎菲的日记之后，都不能了解她的心境，莎菲在苇弟这里追寻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她期盼着能与苇弟一起分享自我的生命体验，一旦苇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便遭到了莎菲的抛弃。

同时，莎菲的“自我”意识也体现在对凌吉士的爱情征服中。就在莎菲烦恼而又孤独的新年伊始，凌吉士出现了，他“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这样一个貌美的男子一出现，就抓住了莎菲的心。面对凌吉士，莎菲显现出了小女子一般的自卑心理。她不敢抬头去望一眼房屋的一角，行为也不像往常那样自然，拘束而又呆气，丁玲寥寥数语就将莎菲暗生情愫的内心变化表露出来。莎菲坠入情网，开始主动出击，她搬到了一间低湿的小屋，为的就是能离凌吉士更近一些。在多次与凌吉士的爱情推拉战中，她期盼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即使发现他有妻室，也意欲要做这场“乱爱”博弈的主宰。凌吉士作为一个情场老手当然能看得出莎菲的意图，他配合着莎菲做了一场爱情的游戏。凌吉士为了能掌握这场爱恋中的主动权，他充分展现他的绅士风度，在莎菲听过鬼故事一同走夜路时顺势搂住她的腰，看似对莎菲十分迷恋的举动，其实正是凌吉士的佯装，实则莎菲已被凌吉士所征服。但随着了解的深入，莎菲渐渐发现，凌吉士也并不是那个所谓的“骑士”，而只是在寂寞时候找寻“情人”。凌吉士的爱情，是享受在纸醉金迷之中的快感，是享受在人情交际之中的成就。他并不爱莎菲，莎菲对他“卑劣的灵魂”也极感失望，她将对凌吉士的爱转化为一种对欲望世界的征服，而征服又是一个不断确认自我、肯定自我的重要手段，但观念与欲望的巨大差距终将莎菲拉入了一个失落的深渊。

究竟莎菲又有着怎样的爱情观呢？她置身事外，观察着毓芳和云霖的爱情，他们二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地过日子”。但莎菲却不屑于这份平庸，她甚至会嘲笑这样的禁欲主义者。与其说莎菲是在追求自由爱情，不如说莎菲是在找寻一个完美主义者去填满她生活中的空虚，真正体味她的内心。细读文本，莎菲在一开始就清楚地道出：“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不论是凌吉士还是苇弟，没有人去真正关怀她，去了解她的内心，莎菲也时常问自己“这是爱吗？”连莎菲都在怀疑自我，从这个层面来说，莎菲可能已然明白了她并不是在追寻真爱，而是通过“乱爱”，去宽慰自己孤寂的内心罢了。

这部小说最初引起巨大反响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中大胆、直接的爱情描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鲁迅在1925年创作的《伤逝》一样，都在讨论着爱情与自我的问题。“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再反观莎菲也是同样，莎菲对爱的追求恰恰源于对自我的认知。莎菲选择享受苇弟的追求，选择与凌吉士展开一场又一场的爱情回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填补空洞无聊的孤独感。有说法认为子君和莎菲等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代表，但是她们的解放是不彻底、不成熟的。哪怕是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也是怀着一腔激情从家庭中出走，在经历过生活的种种洗礼之后又选择回到了家庭。莎菲正处于青春期，离家之后，她有着自我可以把控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也是青年的孤寂，这是选择自我必然带来的后果，也是她精神上成长的意义。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给“五四”时期“投下了一颗炸弹”，使得青年男女得以觉醒，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导言》中所说的：“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为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在丁玲笔下，莎菲所呈现出的“自我”带有了青春期的躁动、叛逆期的任性，她正是通过在家人、朋友、恋人的相处中，显示出绝对的主动权，在家庭、在友情与爱情中实现着“自我”的价值。因此，莎菲的“自我”意识绝非是“五四”时期反礼教、反封建的启蒙觉醒，也不是落潮时期彷徨无助的苦闷象征，更不是宣扬“女性人权”追求男女平等的标志，在丁玲的言说中，莎菲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自我”意识更具新的特质。

①②王淑明：《丁玲女士的创作过程》，《现代》1934年第5卷第2号。

③《上过镜头的丁玲女士》，《女朋友》1932年第1卷第13期。

④《现代》1933年第3卷第4期。

⑤穆修：《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燕京月刊》1931年第8卷第2期。

⑥茅盾：《女作家丁玲》，《时事新报》1933年7月30日。

⑦刘文：《病·思想·社会：〈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呼啸山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⑧王烨：《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⑨袁良俊：《论丁玲的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⑩刘迎新：《论丁玲创作模式两次历史转型下的女性意识》，《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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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2期。

[30]李钧：《“莎菲性格”正解——兼谈传统文学对丁玲早期创作的影响》，《东岳论丛》2013年第12期。

[35][36]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