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与文学观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10037）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省桐城县人。是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教育家，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等盛名。在他的一生中，他广泛吸收多家之学，勤勉倡导新式之学，在其书信及尺牍中与多位桐城派著名作家以及当时的有志之人交流其为文为学之道，他在交游与为文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教育思想值得后人不断地探索。

一、推崇新式教育，坚持科举当废

吴汝纶一生博览群书，底蕴丰厚，深谙教育，对于教育以及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理念。他自小接受封建思想和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让吴汝纶清晰地认识到清朝惨败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实干型人才以及封建教育的落后，而根源就在于封建的人才官宦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弊端。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吴汝纶痛定思痛，经过慎重地学习和分析，他明确地提出应废除科举制度、采用新式人才选拔方式、选拔实用型人才的主张。吴汝纶提倡新式之学、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在其与友人、后学的来往书信以及尺牍中都有所体现。

吴汝纶倡导废除科举制度，并不仅仅是肤浅的摇旗呐喊，而是有条理性地从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例如他在《答傅润沅》中就曾写道“科举之得人否，全在考官”“策论不足于取人”等，尖锐地指出了科举考试中的腐败现实，对科举的公平性实用性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在吴汝纶五月十五日给李鸿章之子李季高的信中他也曾明确地表示：“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立场鲜明地提出废去科举的论断，并试图通过李季高劝说李鸿章在朝堂之上提出废科举的意谏；同样，他在给肖敬甫的信中也曾义正言辞地提到：“愚意当径废科举， 专由学堂造士”，同时还语重心长地称，“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珍瘁之忧。”

“由于清朝时盛行的科举制度对生徒而言意义重要，加之清代书院官学化，因此清代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利禄的驱使下，将目标紧紧锁定科举，此时的很多书院“已经不是传道讲学的教育机构，而是变为利禄渊薮”。在此种学术导向之下，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逐渐变得刻板功利，教育思想逐渐封建化和陈旧化。如此境况之下，吴汝纶这些强有力的关于提倡新学、废除科举的呐喊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教育的转变，不可不谓是掷地有声，这也为他自己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新式教育的推行作出了贡献。

二、为学兼收并蓄，吸收西学众长

吴汝纶在倡导废除科举的同时，也提出了学习新式之学、吸收西学的教育主张。在当时世界各国已经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之下逐渐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长期不与外界交流的清朝始终处于狂妄自大的心态中，封建制度下的落后教育难以培养出真正的实用型人才。因此，在这种境况之下，吴汝纶将眼光放眼西方，决意从西学中寻取救国之出路。

因为吴汝纶是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于西学教育以及吸收西学的态度经历过一个逐渐变化直至开放的过程。在接触西学之初，吴汝纶认为西方可学之处仅仅局限在器物、军事等外在之物上，他在《送曾袭侯入觐序》一文中曾言：“其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其态度仍然是略带轻蔑的；而真正使得吴汝纶思想发生转变的，是“在进入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与更多的洋人接触之后”，在《与李赞臣》中，他对于西学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他言：“窃谓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然中国文理，必不可不讲”，认为学习西学要与中学相结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吴汝纶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接受了封建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但他并未固守封建思想，而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国家危机存亡的现状，分析出清朝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的根源，并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官员、知识分子相比，较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学习、引进西学的教育观点。这种先进的现代化思想使得他在当时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现代化的进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三、提倡为文重气，秉持经世致用

吴汝纶出生于安徽桐城，是历史上著名的桐城派作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桐城学堂，他的一生为教育和为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行文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观。

吴汝纶与师友及后生的交游与书信中，体现出了他诸多的文学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文重气”和“经世致用”之说。吴汝纶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曾言“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好驰骋为才，能纵横者为气”，由方苞、刘大櫆之文而论散文创作中“才、气、学”的关系，认为才由气见，但二者又都受学的制约，“他虽然主张闳肆与醇厚相统一，但还是偏爱醇厚。这表现在他对方、刘文章风格的评价上。桐城文家向来认为方苞以学胜，刘大櫆以才胜，吴汝纶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二者都好，但方苞胜于刘大櫆，对方文“能醇不能肆”的弱点，则认识不够。

同样的，吴汝纶经历过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其为文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倡导经世致用，为文应有实际用处。他在《答王子翔》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为文及为学之三要：“学为立身、学为世用、学为文辞，三者不能兼养，则非通才。”吴汝纶提出的这为学三要，层层递进，包涵完整，从个人到社会再到文章，简明扼要地为为学之人指引除了正确地思想理念及方向，而其中“学为世用”中体现出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切中时弊，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去“为文重气”以及“经世致用”思想之外，吴汝纶的文学观还包涵了许多不同的方面。例如他在《答贺松坡》中提出的“文各有当，不必专取一诂也”，倡导为文要有自己的特点，要避免人云亦云；在《答姚书节》中提倡“人好恶各不同，文章得失，公自内信于心可也”，鲜明地指出为文评判之标准，呼吁行文不必太过于在意他人的评判，文章好坏与否自在于心；在《答施均父》中支持“文理义三者兼并”，提倡追求文章内容、外在的相兼备等。吴汝纶作为一代散文大家，其为文、为学的观点和想法数不胜数，他的许多文学观在如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绵延文坛二百余年”，吴汝纶作为桐城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本人对桐城派文学始终怀有赤诚的热心与信心，他的一生也在不遗余力地通过自我创作、同辈交流、鞭策后生等方式促进桐城派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在交游来往中共同促进了桐城派文学的成熟。而他在当时社会提出的“学习西学”“经世致用”“废除科举”“兼收并蓄”“为文重气”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可谓是先驱思想，在如今的社会及文学创作中依然是宝贵的观点。跨过百年时光，吴汝纶的思想依然熠熠闪光，价值非凡。

我们现在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文学观，是对古代文学的一种考察，更是为今后文学的发展储存好精神食粮。只有有所吸收借鉴，兼收并蓄，才能真正地既保留古代文人的高尚文风，同时也创新性地发展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