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教授戴伟：我与中国的“化学反应”

戴伟是一位在北京定居的英国人，60岁的他经常带着一个黑色拉杆箱出现在中国各地。他不是去旅游，而是去给不同年级的中国学生上化学课。戴伟的箱子足足有30斤重，这还不包括那些玻璃仪器，“这个箱子是我从美国买来的，据说可以扛住卡车的碾压”。带着它，戴伟走过了中国20多个省份。

2018年12月19日，戴伟在北京化工大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祖一飞 / 摄）戴伟 原名David G. Evans，1958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曾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96年起在北京化工大学任特聘教授。

“戴伟老师不一样，别人都是插上U盘打开PPT照着念，他会做各种化学实验。”面对全国各地的重点高中，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通常会这样介绍。为了扩大生源，戴伟承担起招生办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要去各省最好的高中讲课，让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把更多目光投向他的学校。如何吸引这些年轻人呢？戴伟自有一套。

课堂上，戴伟把从药店买来的双氧水和从超市买来的酵母放进密封袋，袋子鼓起后，他拿起一根带火星的木条伸进袋子，木条瞬间复燃。看到火光亮起，台下一片惊呼——“哇！好神奇。”对于这些高中生来说，过氧化氢在催化作用下产生氧气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化学反应，他们在卷子上答过无数次。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动手实验过，即使这些材料就在身边。

这正是戴伟四处讲课、不遗余力地去做化学科普的原因。“同样的实验在英国做，学生们会表现得非常平静，因为他们已经做过很多次。”面对《环球人物》记者，戴伟指出了两国学生的差别。他希望在一场场实验的启蒙下，有更多中国孩子能够爱上化学。

快手网红，爱做实验的老外

倘若在快手上看到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穿着白大褂的老外，这个人一定是戴伟。他的账号下方总是一片花花绿绿：闪着金星的火光，喷涌到空中的绿色泡沫，升騰而起的白色水蒸气……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2018年初，戴伟在助手的帮助下开通了快手账号，空闲时就在上面发布一些他做实验的小视频。例如吸入一口氦气，说话立马变成“萝莉音”;把一颗橡皮糖放入氯酸钾中，能量会转化成火光喷出来;玫瑰花从液氮中拿出来，手轻轻一捏就会碎掉;用电池触碰一团细铁丝，铁丝立马被点燃……不到一年时间，戴伟累计发布了120多条视频，它们为戴伟带来230多万粉丝，直播最高播放量达到1500万。

一不留神，戴伟成了“网红”，他常戴的那副护目镜也跟着走红。很多人注意到，戴伟每次实验时都会戴上一副黄色边框的眼镜。这副眼镜之所以“吸睛”，其实也是戴伟特意安排的。为了让观众意识到做实验戴护目镜的必要性，他专门挑了这个有着醒目黄色边框的护目镜。讲课时，他对学生们放话说，谁要是看见他做实验没戴护目镜，直接找他要1万元人民币。戴伟知道自己绝不会犯错，立下这个赌约，主要是为了提醒学生们记住。

即便总在强调，一些学生还是没有养成安全意识。为了说服他们，戴伟特意做了一个实验。他把鸡蛋打碎，倒入透明的培养皿中，再往里面滴入几滴盐酸。短短几秒钟后，蛋清就变成白色浑浊状，看上去不再透明。戴伟边做边说：“蛋清就相当于人的眼睛，它们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滴入盐酸之后就变得模糊，人就看不见了。”学生们看完恍然大悟，做实验时再也不乱摘护目镜了。

除了实验中的安全规范，戴伟最想告诉人们化学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一提到化学首先想到的就是有毒的化工产品，产生这样片面的理解也不能怪老百姓，他们觉得化学和生活关系不大，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做科普的人工作没做好。”这个想法为戴伟提供了更多动力，不仅仅是中小学生，他希望成年人也能从科普中学到东西。他注意到，评论区总会有许多成年人参与讨论。

之所以选择快手做科普，戴伟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快手的用户大多在三四线城市，那里的学生更需要关注。“互联网是公平的，只要有手机和网络就可以学习。”

戴伟的化学课以实验为主，视觉冲击力很强。

戴伟在安徽歙县过春节时与当地儿童合影。

言传身教，跑遍中国20多个省

在成为“网红”之前，戴伟一直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奔走。除了给学校跑招生，他还经常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和贫困山区做科普。2011年，戴伟第一次到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讲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中国的基层教育。身为牛津大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的他，时不时站在小学、初中或高中的讲台上。每一年，他都要拎着实验器材跑上五六十所学校。

有人问戴伟去过哪些地方做科普，他笑着回答：“应该问我没去过哪些地方，这样更好计算。”除了广西、湖北、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中国已经被他跑了个遍，他甚至还去过新疆克拉玛依、四川巴中等偏远地区。他每去一个地方，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学校之间会相互推荐，一些科技馆听说后也来邀请他开讲座。

像河北、山东这些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可以带着仪器开车去。如果路程太远，戴伟就自己坐高铁去。这时，往往需要学校准备一些基本的实验用品。即便这样，戴伟还是会拉上他的大箱子，在里面装上特殊的实验器皿和一些昂贵的材料，以减少学校的负担。为了节省时间，他一天最少要做两场实验，有时早中晚各一场，需要去3个不同的高中讲课。

化学实验准备起来耗时耗力，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通常要花同等时间去做前期准备，结束后收拾打扫还需要半个小时。有的实验对药品要求十分严格，一旦设备不够干净、水的温度不够或是剂量出现差错，实验就会失败。在前期准备中，戴伟从来都是亲自动手，严格按照程序操作。有时候，他清晨5点就起床做准备，晚上收拾完东西回到宾馆已经是深夜12点。让戴伟欣慰的是，每次讲完课，总有学生跑来跟他说：“我以前觉得化学很无聊，看到您做实验，才知道化学真有意思！”

跑完一所所学校，戴伟理解了中国的化学课为什么很少做实验，“高考重视理论，没有实验考试。再就是每个班的学生很多，老师组织实验很不容易。”戴伟觉得，很多中国学生之所以对化学提不起兴趣，就是因为上手操作的机会太少。动手少，学生们思考起来比较空，科学思维就很难形成。“所以，除了培养孩子对化学的兴趣，我还要给他们讲怎么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去分析。”

从 “中国迷”变成“中国通”

走上化学这条路，完全是戴伟出于个人兴趣的选择。小时候，他对两样东西特别感兴趣，一个是化学，另一个是中国。每次上完化学课，他都会买来一大堆材料在家里捣鼓。戴伟的父亲看到后，专门在花园里搭起一个小棚子，供他做实验用。化学的兴趣满足了，对中国的好奇却没人能解答。“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消息很少，我一直在想，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戴伟的疑惑持续了很长时间。

抱着对化学的热情，他考入牛津大学化学系，一直读到博士。后来又拿到布里斯托大学的博士后，成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教师。1987年，戴伟终于等到了去中国的机会。那一年，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南京举行，戴伟兴冲冲地报了名。

到了中国，看到的景象却让戴伟有些吃惊。他最先学会的一句中文是“没有”，因为住宾馆经常没有房间，晚上6点以后去街上没有餐厅开门。逛公园时，他还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两个年轻人去了比较暗的角落，没过一分钟，就有保安打着手电把他们拉了出来”。

这段经历让戴伟对中国的好奇心不降反增。此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一到两次。他还专门买了一本汉英词典自学中文，为以后去中国做准备。1996年，戴伟收到了北京化工大学的邀请，他果断辞去英国的工作。几位朋友听说后很不理解，“你疯了吧！去中国能做什么科研？”戴伟没有过多解释，“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

那个年代，北京化工大学的工作条件和科研水平远不及戴伟所在的埃克塞特大学，工资仅为他在英国的1/10。戴伟自己也承认，如果1996年是他第一次到中国，他绝不会同意来这里工作，因为中国和英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但因为9年前到过中国，他看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

刚到中国的前几年，戴伟每次出门都会背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词典和笔记本，一遇到听不懂的词他就记下来。在没有中文老师的情况下，戴伟靠自学掌握了汉语。到中国各地讲课时，他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丝毫不用担心学生们听不懂。在北京生活久了，他说话时甚至还会冒出儿化音。

戴伟的母亲和妹妹曾专程来中国“考察”，看到戴伟有这么多朋友，生活得也挺好，就放心地回去了。戴伟至今未婚，但他一个人在中国并不孤单。每逢过年，他都会跟着朋友去农村感受年味儿，吃年夜饭、看春晚、喝喜酒，他沉浸在农村新年的热闹气氛中。22年过去，戴伟一点点了解到中国各地的民风民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不久前，戴伟过完了自己的60岁生日，他希望将来退休后能在科普事业上投入更多时间。作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戴伟在自豪的同时也备感压力，“有些老科学家退休后每年都去演讲200多次，我要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