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谟》论略

王定璋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历史文献，它载录距今大约4000年至2600年间大量弥足珍贵的关于先秦的政治形态、思想观念、历史事件及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是我们考察上古社会，研究先秦历史极为重要的珍贵典籍。本文拟就其《虞夏书》之《皋陶谟》入手，就此篇所载的内容来探讨当时政治形态及大禹治国理念，以就教于高明之士。

一

皋陶是舜的大臣，是掌管刑法与狱讼的重臣，《史记·五帝本纪》云：“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是谓皋陶职掌刑法狱讼称职，公允，深得民众拥戴。《史记·夏本纪》亦云：“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舜）前……”

而本篇《皋陶谟》就是舜与皋陶、禹等大臣谋划国政而展开的重要对话记载，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开篇即曰：“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诚信地遵循仁德），谟明弼谐（谋划高明而辅佐之臣同心协力。”这样的开场白十分清楚地表明皋陶行政治理的观念是以赤诚之心、坦荡的胸怀，认真地履行仁德以赢得民众的信赖与拥护;更为重要的是谋划、决策必须英明正确，君臣同心同德始可奏效。

如果说皋陶的发端言简意赅，切中实际的话，大禹的诘问则显得尤为中肯：“禹曰：‘俞，如何？”如何才能实现“允迪厥德”与“谟明弼谐”呢？皋陶亦非空谈家，他回应大禹的诘问，那就是必须做到：“慎厥身，修思永。悖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所谓“慎厥身”，就是要从自身做起，完善而充实理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与管理能力;所谓“修思永”，乃必须思虑深远，眼界开阔，所做出的决策始可切合实际，收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皋陶的政治见解中的最精彩的部分是团结所有的贤能之人，群策群力地实施善政，所谓“悖叙九族，庶明励翼”，是说团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为此，皋陶在回答大禹提问时提出对人才考察的九德之标准：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义在官……”

皋陶这里的九德标准，具体来讲，是说宽厚而威严（宽而栗），若只知宽厚而无威严，则无法管束部下;态度和蔼但要有主见（柔而立）;老实随和而又庄重严肃（愿而恭）;有治事之才，又办事认真（乱而敬）;温顺而又坚定（扰而毅）;耿直而又和气（直而温）;行事从大处着眼而又不忽略小节（简而廉）;刚正果断又实事求是（刚而塞）;坚强有力又遵循道义（强而义）。皋陶认为，如果具备九种美德又坚持不懈，那就很完美了。

皋陶提出的认定贤才的九德标准，可谓既全面而又极难达到，所以才有“日宣三德”及“日严敬祗六德”的折衷要求。“九德”的要求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已。不过，皋陶毕竟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基本目标，“在知人，在安民”。相比之下，大禹的治国理念，更为务实，更贴近民众的愿望。他对皋陶的政治见解在表示赞同的基础上，更注重实际效果，强调须措施得当，切合实际。大禹还提出自己的见解：“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大禹的政治见解更重视知人善任，指出能认识人才，选拔人才，任用贤明之人并委以重任，善政即可实现，而民众亦将得到良好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还必须给人民以实际利益，民众才会拥护你，政权始可巩固，社会才能安定，生产也才能发展，由此方能不再担心欢兜、三苗及大奸佞的作怪。

当然，也应该看到，皋陶的一些政治见解是睿智的，是值得肯定的，如“百僚师师”，百官群僚相互学习，彼此取法是很必要的;“无教逸欲”，不要沉迷于享受逸乐;“无旷庶官”，不可任用不称职的官员;“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指出天意是与民意相通的，天意是民意的表达和体现。

舜帝听取了皋陶的意见之后，又专门征求大禹的看法，包括对眼前国家必须解决的水患问题的意见。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系民乃粒，万邦作义……”

这段记载，表明大禹作为舜所依靠的重臣，是将民众的生计看作头等大事的。而他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在治水方面，还是发展生产方面，都能顺应自然而積极主动，得当且有效，从而使民众安定，生产与生活有序进行（万邦作义）。

大禹以治水为中心的纾困良策与安民惠民措施，显示了他治国理念的务实和抓社会主要矛盾的眼光。因此，皋陶当即表示：“师汝昌言”，即要以禹治国理念（昌言）为效法发扬下去。

更为可贵的是，大禹在治水及安民惠民决策给广大民众带来福祉之时，并不满于现状。他向舜发出忠告——“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大禹这是当面直言，希望舜帝在处于帝位权力颠峰之际要特别小心谨慎。舜帝欣然接受。正因为舜有如此的气量，禹才敞开心扉直言其详。而处于帝位的舜，不仅诚心采纳，而且还怡然称赞道：“臣哉邻哉，邻哉臣者”，意即正直忠梗的大臣就是君主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就是正直的大臣！

舜帝认为，大臣就是君主的手足（股肱）和耳目，是君主治理国家，亲和民众的重要倚凭。于是，舜把他打算实施的计划告诉大臣，希望获得大臣们的支持。那就是：

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烯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

这段舜告知大臣的话，显示了舜在禹治水成功之后开展的安民惠民的文化建设与树立朝廷秩序的举措。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大臣们的规范：如果帝王有过失时，你们不可当面顺从，背后议论。这是英睿圣明的舜帝的过人之处，值得记取。而对于犯过错的人或用侯射之礼教育之，或以鞭打警戒之，并将其罪行记录下来，但不可将其置于死地;做官要采纳下面的意见：对善美要旌扬，反之予以惩戒……

舜帝还告诫大臣们，不能耽于享乐而必须勤于政事：“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其时，在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之后，享乐腐化之风已在社会上层有所萌生。作为帝尧之子的丹朱，却怠惰游乐，胡作非为，不舍昼夜。可见这些高高在上的官二代从跨入阶级社会开始就享有超越一切的特权。他们乃是社会的毒瘤、病根！

值得庆幸的是在享乐风气萌生之际，大禹则拥有清醒的认知与勤勉实干的精神。他以丹朱的荒淫为戒，努力于王事。他在新婚于涂山氏之女仅四天后，就告别妻子，投身于繁剧的治水工程。儿子启出生之后，禹也顾不上爱抚他，生怕耽误了国家大事包括治水之事。他征集各地民工共同战胜了水患。不过令人遗憾的事是三苗尚未臣服。倒是舜帝开明，认为对于三苗不妨以德教去开导之，以德服人，使之归顺。

舜在群臣的辅佐下，终于成就帝业，所谓“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意即对于上天发布的命令，时时事事必须小心谨慎，认真做好。于是出现了管音乐的夔敲击玉磬，弹着琴瑟唱歌，百兽起舞，皋陶献词，共贺升平的景象。这就是《皋陶谟》的主要内容。

二

《皋陶谟》真可谓我国最古而又完整的政治会议记录，它与《尧典》同为《尚书》中最早的历史文献。晋代豫章内史梅颐向朝廷献《古文尚书》，将《皋陶谟》一分为二，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开始的内容另立篇目为《益稷》，是毫无道理的。本文所论之《皋陶谟》是就《今文尚书》原貌展开辨析的。

《皋陶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学术界对此问题分歧颇大。王国维在《古文新证》中说：“虞夏书中……《皋陶谟》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周初人所作。”细审文意，是有一定道理的。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1期中撰文认为：“《皋陶谟》等篇，一定是晚周伪造的。”而顾颉刚在《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却认为《皋陶谟》的写定年代应在秦、汉。他的根据是《皋陶谟》文中所反映的事实，不少是取材于秦代，比如，“秦以六纪，而《皋陶谟》的山、州、师均以六纪可证。”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皋陶谟》是后世儒家的伪托，伦理该是孔丘的。为此，郭沫若还举出他的依据。第一是人格发展的阶段，在《皋陶谟》里就有“慎厥身，修思永。悖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第二是天人一致的表现，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第三是折衷主义的伦理，如“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还将《尧典》《皋陶谟》及《禹贡》的著作权明确地归属在子思名下。

此外，何定生《（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将《皋陶谟》判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李泰棻则认为《皋陶谟》是战国时期之伪作;屈万里说它是战国初年形成的;张西堂则认为出于战国晚期……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见解。我认为，各种见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举出各种不同的文献依据，却都一致认为是后人所作。至于具体年代、时限，没有任何一家的见解能够为学界接受。我觉得，王国维以行文风格定为周初人所作，有一定道理，但是缺乏强有力的内证;顾颉刚以“六纪”来判断为秦、汉时代所为，却也未必然;郭沫若之论从人格发展及天人一致，以及折衷伦理着眼，较有说服力。从《皋陶谟》所依据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传说来看，其作当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少后人的增益与修饰，尤其儒家学派对它的浸润、影响而形成的。试想，舜、禹时代，文化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如何能在一次会议中涉及如此丰富的有关政治形态、治国思想、统治者的个人修身、道德规范、“九德”理念、“安民惠民”“任贤知人”“导山治水”“腐化亨乐”“三苗”等议题呢？足见《皋陶谟》乃系后人整理辑录而成，而非一时之记录，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至于时代断定，应在春秋、战国之际。

《皋陶谟》中最具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的是其以德治国的思想与对各级行政官员的行为约束及道德规范。“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是此文开篇称述的极为明显的标准，对于国家最高层官员，尤其重要。真心诚意地遵行仁德治国的政治理论，谋虑高远，决策英明正确，君臣协同一致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君臣们的自身修养和道德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君王圣明，臣下賢能，谨慎地修身克己，思虑谋远，汇聚天下英才，才能形成“庶明励翼”的良好官场氛围。

领导阶层的官员，必须“其人有德”，还要有具体现实的表现，“载采采”，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因此，提出“九德”是用来规范官员的，也是君主所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惟其如此，才能做到“知人”与“安民”。知人是用人的基础，识拔人才的前提。将才能杰出、德行操守良好的贤能之辈委以治国重任，贤能则勤勉于“安民、惠民”的大任，国家才有希望。

大禹的身世背景，可谓显赫。《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由此可见，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在禹的世系中，只有其曾大父昌意和父亲鲧不居帝位，只作人臣，其余皆为帝王。而《史记·五帝本纪》载辅弼舜帝的众臣时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帝舜广聚天下英才能臣于自己的周围，共辅朝政，“庶明励翼”，共同奋斗，各尽其职，从而实现了“庶绩其凝”，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这之中，禹的贡献最为杰出。禹继舜位是其必然。“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史记·夏本纪》），几近完美。禹的治水伟业更是彪炳千秋，惠及古今的巨大贡献。

禹的治国理念是实干勤勉，不尚空谈。他对皋陶“慎修身，敦九族”及“九德”的倡导极表赞许，却又指出如此完美、全面的规范、要求，是连帝尧（或云帝舜）等圣明之君都极难做到的！所谓“惟帝其难之”。可見，禹的治国理念及量裁人物是从实际出发，认为只要为人端直，才能出众，勤勉敬业，就应当信任他们并委以重任。禹主张“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史记·夏本纪》）

此外，禹的政治主张与君臣关系的处理是要实现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彼时他以辅弼大臣的身份直接向舜帝以平等的口吻提出作帝王应当“慎乃在位”，随时随地小心谨慎地把握自身，“惟几惟康”。至于舜帝则是欣喜采纳并以夸赞。由此可以想见舜、禹时代的政治生态是良好的。无怪乎历代人士对三代会发出由衷称美与颂扬。禹不仅希望舜帝勤于国事，安民惠民，给广大民众以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必要的物质保障，而且在他继承舜传给的帝位之后，也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辅弼群臣，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治水事业。《史记·夏本纪》曰：“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官室，致费于沟淢……今益予众庶稻”。《史记·索隐述赞》亦云：“尧遭洪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聚妻有目，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一致肯定禹勤政爱民，小心谨慎地处理国家大事。

禹去世之后，并未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史记·夏本纪》谓：“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其实，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未得帝位，因其不贤所致。自启以后，才出现传子不传贤的世袭制。

前已有述，言《尚书》中《大禹谟》乃晋代豫章内史梅颐向朝廷所献的《古文尚书》中的一篇，汉代伏生所授的《今文尚书》并无此篇，乃晚出之书，即所谓“晚书”者。此《古文尚书》共46卷，58篇。其中33篇同于《今文尚书》。它将《尧典》后半部分分出为《舜典》，析《皋陶谟》后半部为《益稷》，分《盘庚》为上、中、下三篇，分《顾命》后半部为《康王之诰》，共增5篇;又新增25篇，即《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等。各篇皆有孔安国传的注和序。然而，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孔安国并未为《尚书》作传和序，25篇晚书与汉代《古文尚书》16篇也不一致。这即表明梅颐所献之书是值得怀疑的，可以存而不论。

当然，《大禹谟》中，“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义，黎民敏德”的见解;“惠迪吉，从逆凶”以及“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言论、政治见解、治国理念等，与《今文尚书》中禹的治国理念是相通的，可以视为禹的国家治理思路的补充与延伸。“后克艰厥后……”是说君王如果能认识到做君王之不易，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子的艰难，国家政事就会得到良好的治理，民众就会勉力于德行。“惠迪吉……”意即顺应善道就吉祥顺利;从逆则凶险可怖。至于“德惟善政”，乃是大禹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最美好的德政就是养民、惠民，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这与《皋陶谟》的大禹治国理念并无二致。大道至简，虽为老子所归纳的哲学理念，却是老子对过往世界的哲理认知。大禹治国理念即具有这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