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古代的幕僚

文慕洁

古代地方官聘用的助手大致分作幕僚和幕友两种。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体制内吃公粮的官员;后者在体制外，系幕主私人聘用，俗称师爷。两者虽属性不同，却都是幕主身边带有参谋、顾问色彩的助手，总体上亦可视之为幕僚。

一、幕僚的由来与发展

所谓幕僚，是幕府聘用的僚属，兴起于汉代将军出征在外，自行辟署置僚佐（主要是文职），协助处理文翰机要及其他军政事务的制度，时称“开府”。《晋书·郗鉴列传附郗超》说，桓温为征西大将军时开府，以郗超为谋士，任掾。桓温迁大司马后，郗超又转为参军。《晋书》说他辅助桓温得力，“能令公喜”。桓温怀不轨之心，“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谢安与王坦之到桓温处议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由此，幕僚亦可呼为幕宾。这些幕僚虽属于公职人员，但品阶不高，却能贴近长官而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代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有的甚至可以视作近代的参谋长或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一类角色。汉晋时期，文人入幕现象已渐趋广泛。迨入隋末，特别是入唐以后，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尤其是唐中后期的节度使）纷纷自行设幕辟署，以致文人入幕之风大盛，许多著名诗人、文人都有过入幕的经历。而唐高祖李渊时的许多高层文武官员，则是其在隋末任太原留守时的幕僚成员。唐代各节度使的幕僚都有名义上的官职，如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判官等，而且多兼带检校京官的虚衔（按：检校须由幕主向朝廷奏请，为寄衔之意，仅示官品高下），例如杜甫在严武幕中时，就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中央台省官衔来做“剑南西川节度参谋”。

到了唐末一五代，各节度使延请幕僚之风仍未停止，即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五代幕僚之祸》所说的：“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上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不过，另一方面，五代诸朝都在限制藩镇自行辟署的权力，规定藩镇的两种重要幕僚——节度副使和节度观察判官均由朝廷直接任命。然而五代多是武夫执政，从中央到藩镇，打根子里都瞧不起文人，却又不能全然排拒文人幕僚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遂被大大挤压;只是因为他们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文职事务中，特别娴熟，具有无人替代的重大优势，委实不能离，从而在事实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到后周，开始改变歧视文士之风。周太祖郭威有巡曲阜、祭孔祠、幸孔林、拜孔墓之举，又选派文士朝官出任藩镇幕职和藩镇支州官。周世宗柴荣则进一步走上文治之路。后周宰相范质、王溥，兵部及吏部侍郎陶榖等大臣均是进士出身。后周朝廷启用文士，倡导文治，极大地贬抑了武夫悍将;特别是以文人朝士主州之举乃直接以削弱藩镇行政权力为指归，为宋代以文臣主州之制開了先河。

入宋以后，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加上以科举取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的成熟，主要以将军自行聘任为特征的幕府一幕僚制度也便缓慢地走向式微。其在宋元两代仍有残余，入明后则完全消失;但在晚清因对太平天国、捻军作战，又有所恢复。如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大营的幕府。不过，其中也有所谓将帅“自掏腰包”聘来的幕友。

二、幕友的特征及发轫

所谓幕友，是对明中期以来地方官署中无官职的佐助人员的称呼，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体制以外的聘用人员，不在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内。（按：明清之际由朝廷任命的有官职的佐助人员仍沿前代称幕僚，但其中有的幕僚还像旧时将军自行设幕辟署制度下的情形，典型者如曾国藩幕府中的幕僚。）这与汉唐以来将军幕府中的幕僚有本质上的差别。幕僚虽由将军自行聘任，但仍报朝廷批准，有官职，有品阶（虽很低），所以在体制内，称幕职官，其俸禄由国家财政下达。其中有的幕僚俸禄虽不由朝廷拨给，但也是在节度使管辖的地方财政中支出。至于明中期以来，特别是清代的幕友的俸禄，则只能由地方主官（也是幕主）“自掏腰包”，称为“束惰”“聘金”或“馆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幕主延聘幕友的“自掏腰包”，乃系其“岁惰”内支出，那完全靠“养廉银”;而“养廉银”则主要源自“耗羡”（征钱粮正额之外加征部分）这种老百姓的额外负担。幕主为了能支付幕友的聘金，不排除还要加重对“耗羡”的征收。因此所谓幕主“自掏腰包”，说白了还是要当地老百姓帮着给钱。

在理论上，体制内的幕僚只应对国家负责（明清时协助主管官员办公的僚佐，一般便是这种情况），但在汉唐出征将帅、节度使幕下者，既对国家负责，也对幕主负责;而体制外的幕友则只对幕主私人负责。体制内的幕僚与幕主的关系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识人才的幕主对幕僚亦尊为师友，但这是另一层面的内容），而体制外的幕友对幕主的关系则是宾主关系。从道义上讲，宾主关系是平等的，不分上下尊卑，且被幕主尊为老师，所以幕友有幕宾（与将军幕府的幕僚同称而有别）、幕客、馆宾、宾师、师爷等各种叫法（民间多呼为师爷）。因为幕友不在体制内，无官职品阶，不是官，故而对幕主不行官礼、不跪拜，也不必口称“卑职”。但明清之际也有将体制外的幕友称为幕僚的。这缘自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幕主的智谋、文秘人员。

幕友或师爷的渊源可上溯至战国时各国贵族的养士之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门下都各有食客三千。这些食客又称门客，都各怀智慧与本领。秦王政时的相国吕不韦门下也有宾客三千。其影响后代深远的《吕氏春秋》，就是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汇合先秦诸家学说而自创一派——《汉书·艺文志》称之为杂家。不过，像四公子、吕不韦（他们本身就是所在国的当权派或权臣）这样动辄就养上千、数千名门客者，倘不动用国库，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然而似乎也没有资料说他们不是“自掏腰包”。只是四公子、吕不韦的门客均是自由之身，而且脾气很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一点，还真与明清之际的幕友——师爷相似。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幕友肇始于明中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嘉靖年间的浙江山阴（今绍兴）秀才徐渭（1521—1593）。他屡次乡试不中，便应闽浙总督胡宗宪之聘（后者是因他“有盛名”）去其幕府任掌书记。《明史·文苑列传四》讲，胡宗宪获得白鹿一头，欲进献给朝廷;但令徐渭与幕府其他擅文者各修上表一篇。待到朝廷，学士只选徐渭所修上表并及白鹿奉献给嘉靖皇帝。皇帝大悦，更加宠幸胡宗宪;而胡则愈看重徐渭。徐渭爱读兵书，颇知谋略。时倭寇入侵沿海，扰乱海疆。徐渭则为胡宗宪荡寇靖海，屡有谋划;又出奇计擒获勾结倭寇的海盗头子徐海、王直，稳定了民心，使社会重归安宁。胡宗宪也因此加官为太子太保。后来胡宗宪被言官弹劾，为严（嵩及子世蕃）党下狱。徐渭恐受株连，遂佯狂自杀，未死;后又击杀继妻，以死罪入囹圄。幸得乡人、理学家张元忭仗义相救，方得全身出狱。徐渭在以后游历山水的活动中，曾远达宣化、辽东一带，“纵观诸边陋塞”，以兵法授辽东总兵李成梁诸子（如松、如柏、如梓等），冀希望于其能继承父业，把守好祖国边疆。

研究者认为，嘉靖时期的徐渭或可看做是一位早期师爷。“徐渭入幕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普遍，所以师爷在当时还处于发轫时期。”

三、清代幕友群体的膨胀

入清以后，清代地方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都以私人名义聘请幕友一师爷。清代全国计1500多个州县，大多聘有师爷，其少则二三人，多则十余人。其中以来自浙江绍兴的师爷所占比例最大。清代师爷周询在《蜀海丛谈》中说，清代四川的刑名、钱谷师爷，十之八九是绍兴人和湖州人。至清后期全国师爷规模达到全盛。据成晓军先生研究，仅湘军首领曾国藩幕府的宾僚即有400余人之多（其中有幕僚——吃公粮的，有幕友——所谓自掏腰包聘来的）。在早，雍正朝的封疆大吏田文镜（雍正二年或三年任河南总督，后又兼领山东，称河东总督）在其《钦颁州县事宜·慎延幕宾》中就以担忧的口吻写道：“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有幕宾。”但田文镜自己的总督衙门所聘幕宾，也有十来人之众;即便他在雍正元年（1723年）出任山西布政使（掌一省财赋、人事）时，亦自聘钱谷及文案师爷五六名——尽管他背有“有意蹂躏读书人”（《清史稿·田文镜列传》载直隶总督李绂语）的恶名。

何以至此呢？这是因为第一，清代实行严格的为官回避制度，文官不能在原籍或与原籍接壤地区任职。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规定：“选补官员所得之缺，在五百里以内，均行回避。”督、抚大员和知州、知县们异地为官，不熟悉当地隋况，又不能事必躬亲，便只能从当地聘请幕宾（友）帮忙了。再者，州、县长官还有二三僚佐（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典史等），而督、抚则无佐贰官员。这也便难怪从田文镜到曾国藩都要聘请幕友和幕僚而形成幕府了。

第二，清代体制内的吏胥队伍臃肿，而贪墨敲诈之风盛行，且多为当地人，对外来主官恭而不敬，常玩弄于股掌之间。省、州、县主不得不向也是本地人的师爷讨教，以本地人制本地人。这就是乾隆时的名幕，后来是知县、知州的汪辉祖在《佐治药言》所讲的：“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唯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汪辉祖还说：“吏乐百姓之忧，而后得藉以为利”，“若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不杜其源。”这也是督、抚及州、县长官宁愿“自掏腰包”，也要借助可谓当地“人精”的师爷来制衡衙门那些吃公粮的当地“油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督、抚和州县长官，特别是督、抚一级，多不懂刑名、钱谷事务;如果是由满洲贵族或八旗子弟出任督、抚，则多有不谙政务与汉俗者，故不得不以汉族师爷为倚靠。这是他们可以随时咨询和请益的高参和助手。有的师爷甚至已成为这些官员的家庭成员，给随时带在身边，同甘共苦，须臾不可离。（从以清代官员为题材的电视剧中可见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危险之处乃在于督、抚及州、县长官可以以师爷（包括自行聘任、朝廷给以虚衔官职而吃公粮的幕僚）组成自家班底来执掌地方权力（包括行政事务），而将原来官衙里的体制内吏胥晾在一边，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这乃是田文镜作为雍正帝最早宠幸的两个封疆大吏之一（另一个是李卫）之所以忧心于“督抚以下……俱各延有幕宾”的原因所在。而也正是為了消除朝廷“功高震主”的猜忌（当时已有苗头），招来杀身之祸，曾国藩才会在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之后，主动裁撤拥有30万铁甲的湘军之大半以及惹人眼目的庞大幕府之大部分，回到两江总督原任，从而做到了全身而退——即他所自谓“避权势，保令名”。此乃深得理学真谛的曾国藩的聪明之处，过人之处。

清代官场“无幕不成衙”的局面，从雍正时期的田文镜起，一直是忧心国事的有识之士议论的一个话题。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到武昌就任湖广总督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聘请刑名、钱谷、文案等师爷（在先，他在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任上皆请有师爷）。官署中“只有教读一人准称‘老夫子，另设刑名总文案。司、道、府、县效之，皆改设刑名为科长。”于是各省纷纷效仿，“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衙门从此无商榷政事之幕宾矣”。清代地方政府大量聘用类似于今天参事人员的现象也便从热闹喧嚣走向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