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早期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不同解读

李亚熙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特质的长久争论。如今若再度回首这场争论，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对这场争论本身可谓起到发轫之功的德曼与马尔库塞，抑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凭借对于文本的详尽考察而对西方学者的论说进行有力理论回击的拉宾、奥伊泽尔曼等苏联学者。随着对文献掌握情况的不断发展，不难发现在这场著名的“青年马克思”争论全过程之中尚有一个理论环节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而这一理论环节所涉及到的正是最早参与到有关《手稿》的文本发现、编辑出版以及研究刊介等诸项工作之中的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苏联重要理论家。实际上，这些即使是身处同一意识形态背景的苏联理论家在面对《手稿》时也产生了不同观点。而对这一长久以来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环节的重新关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青年马克思”争论以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状况进行更全面细致的把握。

一、《手稿》的早期版本

关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讨论往往都离不开马克思相应著作的编辑出版史，对于《手稿》尤其如此。而本文将要列举的大多数苏联学者本身便首先是以马克思著作编纂者的身份进入历史视域的。马克思在世期间并未着意于《手稿》这一文本的正式出版。根据已知的文献资料显示，马克思与恩格斯，乃至同期过从甚密的其他理论家诸如卢格、赫斯等人也都从未正面提及这一著作或者说手稿。只是在其被创作出来七十余年之后，这部手稿才得以以马克思主义正式出版物的形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可获得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于今我们所能窥见到的最早公开出版的《手稿》历史文本得益于苏联革命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文献研究名家大卫·梁赞诺夫(Д. Б. Рязанов)的努力。早在1927年，时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注]作为最早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于1922年在莫斯科成立，因为该机构最初的负责人是梁赞诺夫，故而又称为梁赞诺夫研究院。经过1931年苏联内部的清洗运动，该院与列宁研究所(Lenin Institut)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Institut)。主要创始人及负责人的梁赞诺夫就用俄文将《手稿》发表于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注]К. Маркса.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Д. Б. Рязано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1927, 247-286.中。也许是因为原始手稿识别工作的历史局限，或者这部手稿本身固有的外部特征，这份被命名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文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只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手稿》文本中的《第三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梁赞诺夫所主编的《手稿》依据的是早在1924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开始在柏林制作的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注]早在1924年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便开始在柏林复制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类遗稿。苏联人曾多次提出购买手稿原件的请求，最终，由列宁研究所(Lenin Institut)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ELI)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功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行委员会(SOPADE)手中重金购得《1861—1863年经济学笔记》，其中还包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剩余价值理论》。到1927年，在梁赞诺夫的艰苦努力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收藏有数千张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诸多西方思想家的手稿复制件以及与之数量相当的公开出版物，足以支撑起苏联的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基于梁赞诺夫的编辑工作，这份《〈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法文版得以于1929年面世，法文版《手稿》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以《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笔记》[注]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 La Revue Marxiste, 1929, P. 6-28.和《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笔记》[注]Notes sur les besoins, 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 La Revue Marxiste, 1929, P. 513-538.的标题先后发表于当年同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杂志》。1930年，依然由梁赞诺夫主编，《手稿》的俄文新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注]Сочинения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tom. 3, 1930.中刊印。

193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耶尔(J. P. Mayer)于《红色评论》(Rote Revue) (1930-1931年)第10卷第154～157页上公开发表题为《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注]J. P. Mayer: Über eine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 Rote Revue, Bd. 10 (1930-1931), S. 154-157.的文章，宣称即将要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至今未被发现的马克思的作品”公诸于世。一年后，也就是1932年，《手稿》首次得以以其原始语言出版，并以《国民经济学与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动的关系(1844年)》为题，收录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朗兹胡特(S. Landshut)和迈耶尔合作主编，由萨洛蒙 (F. Salomon)协助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注]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Hrsg. Von S. Landshut und J. P. Mayer. Bd 1, Leipzig, 1932.。但遗憾的是，这个版本依然不是完整的《手稿》。虽然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将夹在笔记本中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知识》所做的4页补充了进来，但这版《手稿》未收入我们所熟知的包含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的直接阐述的《第一笔记本》，而且与如今流传最广的《手稿》编排序列有所不同，《第三笔记本》的相关内容被编排在《第二笔记本》之前。而且即使是在既有的内容中也出现了几处明显的编辑错误。

于1932年稍晚些时候，《手稿》终于第一次完整地以其原始语言出版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MEGA 1)第1部分第3卷[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中。但是由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当时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该卷的主要编者已经不再是上文提到的梁赞诺夫，而是其继任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专家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这一版本的《手稿》被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章》。在MEGA 1的版本中，《手稿》共包括了被编者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名概括的一共4份文本，这些文本分别被以罗马数字编号为Ⅰ-Ⅳ。这4份文本又被分为2个部分，其中被编号为I-III的3份以《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刊登在该卷第1部分中，[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 S. 29-172.另外被编号为IV的文本实际上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它被刊登在附录中。[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 Berlin, 1932. S. 592-596.依据MEGA 1的编者对《手稿》进行编号的方式，我们可以对应地将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于《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上对《手稿》的编排顺序标记为III-II-IV。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订的MEGA 1上所刊载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章》正是后世诸多版本《手稿》的最初蓝本，甚至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名称都直接沿袭于此。1953年，著名的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所出版的《〈神圣家族〉及其他早期哲学著作》[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andere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 Berlin. Dietz Verlag. 1953.中也收录了MEGA 1版本的《手稿》。1955年，狄茨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短篇经济学著作集》[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 Dietz Verlag, Berlin, 1955.中所收录的《手稿》也是以MEGA 1的版本为基础进行修订的。现今国内学者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上所刊载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其主要结构编排上就与MEGA 1的版本基本一致。这一版本的《手稿》后来也成为流传最广且影响最大的《手稿》母本。

二、梁赞诺夫的“误识”：《〈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

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出版的4部共3个版本的《手稿》似乎从一开始就未曾得到其主要编者梁赞诺夫的重视。从标题《〈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就可以看出，这份文本最初在梁赞诺夫看来并不具有自身独立的理论地位，它的意义完全只是作为马克思为《神圣家族》所做的一些“预备工作”(Vorarbeit)。甚至在梁赞诺夫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所写的《导言》中，《手稿》与《神圣家族》就是被混在一起引用的。梁赞诺夫的重心是要说明，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的新哲学正在稳步走向成熟。而《手稿》或者说《〈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正好体现出在这个过程中费尔巴哈的重要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新的哲学正在寻找任何的直接可靠的东西，因此，它抛弃了经院哲学式的高度抽象的纯粹和毫无根据的思考”，而“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总体来说一直沿用了之前费尔巴哈提出的批判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哲学的方法”[注]Д. Б. Рязанова,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Введение, 1927, 103-142.。

虽然也看到了《手稿》中所包含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梁赞诺夫对其极其轻视，认为“手稿中所提的经济学，马克思的批判不涉及理论问题，他仅仅是揭露了政治经济学的虚假和无耻”。虽然梁赞诺夫也承认“政治经济学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但只需要政治经济学以触及上述全部问题这个程度为准”，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如何采用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来批判国民经济学”。甚至梁赞诺夫还专门强调，《手稿》的意义在于使得理论家们可以“对梅林和迈耶尔讲述的《神圣家族》的历史进行一些修改”[注]Д. Б. Рязанова,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III, Введение, 1927, 103-142.。

另外，在梁赞诺夫于《〈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问世的同年也就是1927年[注]该书第一次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一书名出版是在1927年，出版语言为英文。此外，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先后于1923年和1928年以俄文出版。所写的另一著作《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及著作简介》中，我们也可以明确地探知梁赞诺夫对于这一阶段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理解。梁赞诺夫强调，与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比较而言，是马克思于1844年“首次指出，除却作为一个总是遭受苦难的阶级之外，无产阶级还是反对资产阶级秩序的能动力量；这一阶级的存在的每一个条件都被转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唯一的革命元素”。而“这一思想虽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年初就已提出，但其却是通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名为《神圣家族》的著作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这本书中“已经预告了他新哲学的路标。无产阶级是它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阶级。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工人被资本家剥削。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资本家从哪里来？造成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原因是什么？”于是马克思发现“有必要对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律及其演变和存在进行科学的考察”。所以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强调了理解工业条件、生产、物质生活条件、在满足物质需求的过程中人们所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以求彻底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力量”[注]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written in 1927,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translated by Joshua Kunitz, P42-59.。

与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所写的《导言》相比，梁赞诺夫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视马克思的研究转向。从理论上讲，写作这一著作时期的梁赞诺夫本人肯定已经对《手稿》或者说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这部分内容非常熟悉了，因而从他的表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获得两个重要信息：首先，在梁赞诺夫看来，1844年初(也就是《德法年鉴》时期开始)马克思强调了无产阶级历史地位之后，他的工作便直接向着《神圣家族》的写作过渡。所以处于这一时段之中完成的《手稿》只可能是奔向《神圣家族》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这样一个以《第三笔记本》的大部分为主体内容的《手稿》，也直接地体现出它与《神圣家族》在主题与内容上的连贯性。围绕着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份新发现的“准备材料”极好地填充了列宁在制定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形成史框架时，在《德法年鉴》与《神圣家族》之间尚存在的一个缺失环节；其次，根据梁赞诺夫的说法，是在从《德法年鉴》一直到《神圣家族》中完成了哲学的转向之后，马克思才“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便澄清当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机制”[注]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written in 1927,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translated by Joshua Kunitz, P.42-59.。然而从1927年所写的《导言》中看得出来，梁赞诺夫本人对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手稿》的完整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演进也许并不甚了解，或者至少对他已经了解到的手稿内容的判断有误。有趣的是，1929年出版的法文版的《手稿》分明是基于梁赞诺夫的既有版本，但却根据主题分为两个部分同期出版。根据两个标题也看得出，编者有意强调了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内容，但这种特殊的编排形式并没有更为接近手稿的历史原貌。

三、阿多拉茨基的推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诞生

前文已经指出，《手稿》作为一部在外观上包含了经济学、共产主义以及黑格尔哲学三大“组成部分”的独立文本第一次被完整地出版是在1932年。因为苏联内部的“大清洗运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31年发生剧变，此时的编者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计划”的首倡者梁赞诺夫，而是其继任者阿多拉茨基。

就总体而言，从1927年的梁赞诺夫到1932年的阿多拉茨基，苏联理论家对于《手稿》文本的定位依旧是将其视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虽然1932年阿多拉茨基已经放弃了原先梁赞诺夫的命名方式，转而将这一文本“归纳为《经济学哲学手稿》”[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但阿多拉茨基还是强调，“通过它们和上文提及的论文(指《神圣家族》——本文作者注)的直接关系，作为这些论文的直接准备，它们构成了马克思工作方式的典型例子。早在这些纵横交错的评注之上，就已经开始了批判性思考的建构，从中可以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高阶段，最终走向《资本论》”，“事实上在《资本论》的文本中已经可以发现使用了很多在这里刊印的摘录”[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可以发现，阿多拉茨基与梁赞诺夫一样，都是以与《神圣家族》的关联来定位《手稿》这一在他们看来不具备独立地位的早期文本。但相比较而言，阿多拉茨基还是更多地看到了《手稿》本身所蕴含的理论价值。用阿多拉茨基本人的话说，《手稿》“虽然并不像在《神圣家族》中那样详细，但也已经证明马克思已经彻底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了”，而“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首先是为这一理论地平做准备”。梁赞诺夫与阿多拉茨基同样都强调，写作《手稿》时的马克思已经在其哲学上以及政治上走向了成熟，因而在“文章和笔记的形成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许多根本要素就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了。马克思已经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已经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但如果比较两位苏联理论家的编辑文本结构以及对文本的介绍分析，不难发现梁赞诺夫与阿多拉茨基所认为的马克思在哲学及政治立场之所以于1844年走向成熟的具体成因还是有重要区别的。

与梁赞诺夫有所不同的是，阿多拉茨基更多地看到了《手稿》中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所以在MEGA 1第1部分第3卷的《导言》中，阿多拉茨基着重引述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的话说：“1843 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而“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就呈现在本卷的材料中：一部分是关于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货币等等的残篇式的论文”。阿多拉茨基所指的“论文”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为梁赞诺夫所忽视的《第一笔记本》。

虽然梁赞诺夫与阿多拉茨基都认为，马克思1844年时思想已经达到了成熟。但是在梁赞诺夫的论述中，马克思是由哲学理论批判率先走向自身哲学思想成熟的。虽亦偶尔瞥见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但梁赞诺夫一方面并不在思想层面重视之，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学的内容也仅仅只是作为马克思成熟哲学观的批判对象而存在，其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则只有在《神圣家族》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而阿多拉茨基则大为不同。首先，阿多拉茨基较为完整地接触到了《手稿》中被梁赞诺夫忽略了的《第一笔记本》的经济学内容；其次，阿多拉茨基本人也强调，虽然马克思此时“仍然多次披着费尔巴哈式哲学术语的外衣”，但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通过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对“资本主义真正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注]V. V. Adoratski: Einleitung zur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1844 bis Anfang 1845,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S.IX-XXI.。可见阿多拉茨基对于《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要比梁赞诺夫看重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了两者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构成因素，尤其是对不同构成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不同理解。因而当阿多拉茨基放弃梁赞诺夫对《手稿》原有的命名方式，而“将其归纳为《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文本本身的内在意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方面当然离不开苏联专家对马克思文献的识别、编辑以及出版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既有的文献及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注]192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卷中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的草稿。参见：Arkhiv K. MarksaI I F. Engel’ sa, Vol. 1, 1924.，列宁生前制定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史已经得到了理论及文献上的足够支撑，因而如果说当初梁赞诺夫还是出于对既有理论环节的缺失而对《手稿》进行了误判的话，那么以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重点已经自然地转变为探索马克思这一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文本与《资本论》之间的理论关联了。

四、对西方学者的最初回应：《资本论》的“预先萌芽”

苏联理论家本是基于自身理论发展的需要来重新发现并阐释《手稿》这一文本的，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正是他们重新编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最新补充进来的《第一笔记本》中“异化劳动”的相关内容大大激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从而使得他们得以据此阐发出一个与苏联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青年马克思”。

首先还需要顺带提一下的是，同样是在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朗兹胡特和雅各布·迈耶尔稍早于梁赞诺夫就已经以《国民经济学与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动的关系(1844年)》为题，将《手稿》的一部分收录于《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中。对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来说，不是要“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术语中辨识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萌芽”，而是相反地要“把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追溯到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概念”[注]Jürgen Rojahn, 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Fall der sog.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28, 1983, P2-49.。基于《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朗兹胡特与迈耶尔将《手稿》表述为“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经发展到了完善的高度”的“马克思最为核心的著作”，构成了“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的核心”。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不过是对《手稿》中理论观点的发挥，这部手稿“实际上已经比《资本论》抢先一步”[注]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 Vorwort, Hrsg. Von S. Landshut und J. P. Mayer. Bd 1, Leipzig, 1932. 中译文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297页。。更为有趣的事实是，当1932年马尔库塞和德曼著文评论《手稿》从而正式拉开“青年马克思”争论的大幕时，他们所依据的版本反而是阿多拉茨基编定的MEGA 1的版本。马尔库塞将马克思《手稿》中“人”的概念提升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而这一“激情本体论”恰恰证明了无论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全部批判”还是革命实践理论的创立，都“明确地是在哲学的基地上，在哲学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既然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对人的本质来说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国民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必然不是作为一门随随便便的科学或科学研究领域，而是作为对一个涉及整个人的本质的问题的科学表述而成为批判的对象的”，所以“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批判本身是通过哲学奠定基础的”。与之相对，苏联学者们解释框架的“出发点”是“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分离”，是“马克思所反对的物化的一种产物”。[注]Herbert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vol. 9, 1932.面对这一“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相互分化并彼此对立的理论境遇，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亨·德曼提出：“一则这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对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修正；一则这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单独存在一个人们可以以之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亨·德曼认为，与“青年马克思”相比，“老年马克思”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德曼所推崇的“青年马克思”“是一个实在论者，而非唯物主义者”，而这部《手稿》则“已然包含《资本论》的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注]H. de Man, Der neu entdeckte Marx“, ,in: Der Kampf, vol. 25, 1932.

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只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拉宾及奥伊泽尔曼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学者才开始回应“青年马克思”问题。然而实际上，苏联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理论回击。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而言，最早对西方学者作出直接回应的便是卡尔·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施穆科勒貌似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施穆科勒是一位东德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专家，更是MEGA 1编辑项目最初的参与者之一。梁赞诺夫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出版计划时，由于苏联自身研究团队力量不足，迫切需要引进相关专业博士及研究人员。根据德国共产党总部的建议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推荐，施穆科勒于1925年前往莫斯科，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包括《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及通信编辑工作的重要成员，并得以名列MEGA 1第一部分第1.1卷、第1.2卷及第三部分第3卷中。[注]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MEGA 1927, UTOPIE kreativ: 206, p.1107-1109.而未刊其名的第一部分第3卷、第5卷及第三部分第4卷实际上也由施穆科勒负责完成。[注]参见[土]康加恩：《卡尔·施穆科勒与苏联MEGA 1编辑工作》，《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1931年苏联内部“大清洗运动”之后，被解雇的施穆科勒开始为《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供稿，并于1936年成为该期刊德国版的副主编。不幸的是，施穆科勒还是于1937年11月30日以间谍罪被捕，并于1938年3月14日含冤而死，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得以平反。

施穆科勒于1933年发表于《世界文学》上的《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中包含了这位重要却不知名的编者对《手稿》以及整个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穆科勒的这篇文章是目前已知的苏联方面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青年马克思”问题最早的公开回应。虽然施穆科勒对《手稿》的理论定位与阿多拉茨基无甚差异，他们都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然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变革，因而处于这一时间段的《手稿》的重要性在于展现出“科学地完成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性成果已然预先萌芽”，甚至“《国民经济学批判》实则本质上已然包含了不久后基于其上方得以产生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包含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一1844年手稿的提要的水晶般剔透的形式”。所以施穆科勒认为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岁月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一般结果’即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但与阿多拉茨基不同的是，施穆科勒更为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成熟哲学观形成的历程。在这一探讨过程中，施穆科勒首次严肃地提出了“费尔巴哈问题”。他提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后的唯物主义—辩证主义学说之间‘某种关联的中间物’”。但是施穆科勒也强调“政治上费尔巴哈并未远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哲学上他较之一切本真的完成者，即独立的哲学、思想巨擘黑格尔贫乏得不可思议”。所以总体说来，“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对马克思及恩格斯产生了相当明确的影响——他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转瞬即逝的”。于是这就对既有结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即马克思到底何时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哲学观的成熟的。施穆科勒的作法虽然机智但却过于简单化，他直接将马克思哲学观的建立提前至《博士论文》。他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为写博士论文而作的诸多笔记或者说“断章”视为“批判的辩证法的诞生之所”。施穆科勒的作法机智之处在于，他这样顺道就回应了或者也可以说是回避了梁赞诺夫与阿多拉茨基都更为看重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正因为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便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观，所以可以说，“仅仅还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卡尔·马克思就是唯一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即隐匿的理性内核并将其揭示为彻彻底底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人。事实上他在其第一部就本质而言还是黑格尔式的著作——博士论文——中就已然发现了批判唯心主义辩证法特定的黑格尔形式的第一要素”，“就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所属研究而言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思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思辨的理解”[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更为重要的是，也是施穆科勒第一次集中面对《手稿》中的经济学内容。对于施穆科勒而言，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不再是相互独立或者说是并列的两个系统，两者是相互渗透共同推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因素。施穆科勒在文中提出，马克思在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市民社会这一谜题的解答过程中，“‘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重大转折点。其一般结果以天才的方式总结于最新公开的 1844年的哲学—经济学手稿”。所以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对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的现实经验关系的钻研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能够批判性地穿透市民社会‘更高级’的显现形式，并将之驱向其更深层次的和解，最终驱向其经济基础，他也就更为彻底地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奥秘，他也就更为立体地发展历史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除此以外，施穆科勒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是更为关键的，他发现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有关一切它的生存及运动形式、有关它的上层建筑领域、有关它的真实的整体格式塔的解释”，“因为经济学的秘密乃是根本的秘密。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在现在开始的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在这一立场之上与‘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三大历史要素的第二及第三项出场，马克思主义经由这一批判转化得以产生”。所以在《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共产主义思想就不仅仅是外在简单并立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穆科勒深刻地指认：“唯独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是马克思)完成了对整个黑格尔哲学真正的批判、事实的克服，同时对其决定性的辩证的核心的‘拯救’：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言，这‘不是小事’。这一划时代的理论批判，即将黑格尔辩证法从其神秘主义外观中解放出来，虽然只有在唯物主义立场之上才有可能；但同时只有在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才有可能。此外，这只有在当时于政治及经济等诸方面都落后于西欧的德国的边界之外才有可能。”可以看出，施穆科勒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阐述要比梁赞诺夫及阿多拉茨基更具有动态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施穆科勒便缝合了原先讨论中的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经济学内容与哲学内容的分化，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便呈现出一种有机的纵向发展图式，于是《手稿》作为《资本论》的“预先萌芽”也就完全无法超越或是对立于后者。所以也就无怪乎施穆科勒批评朗兹胡特与迈耶尔的工作“在哲学上毫无价值”，而马尔库塞与德曼等人也只不过是“将卡尔·马克思径直地变成了唯心主义牧师，变成了‘人伦观念’及‘人类的本真规定’等等的传道士”[注]Karl Schmü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Zentral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Marx-Sondernummer, 3. Jg., Nr. 2, Staatsverlag, Moskau 1933, S. 146-176.。

五、一个理论延伸：卢卡奇与奥伊泽尔曼的争论

当然，还有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卢卡奇。作为阿多拉茨基的好友，卢卡奇于1830年在莫斯科便已经接触到了《手稿》，并且直接参与了《手稿》的整理编辑工作。[注]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In: Neue Folge 1994. Quellen und Grenzen von Marx’ Wissenschaftsvertändnis, Hamburg: Argument, S. 150.虽然其《青年黑格尔》一书初版于1948年，但实际上写作却是在10年之前的1938年。实际上卢卡奇在莫斯科对1844年手稿的研读构成了《青年黑格尔》一书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卢卡奇这一文本所引发的争论，构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学者就《手稿》所进行的讨论的一个额外延伸。

很显然，从书名就可以知道卢卡奇这本书有关《手稿》的内容主要探讨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但是卢卡奇却采取了同与其具有相同政治立场的好友不同的讨论方式。阿多拉茨基着重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主要是想说明1844年的马克思已然是一个处于黑格尔对立面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理论上他正在为《神圣家族》这一与恩格斯合作的代表着他们世界观真正建立的首部著作做准备。而施穆科勒谈论黑格尔是要说明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并非那么深刻也没有那么持久，并且把马克思成熟哲学观建立的起点直接推前至《博士论文》甚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伊壁鸠鲁笔记》。与之相比，卢卡奇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所强调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共通之处。甚至他坦白自己这本《青年黑格尔》的写作目的就“试图用马克思天才的观点来说明黑格尔的青年时期”。基于《手稿》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文本关联，卢卡奇将《手稿》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开端”。因为卢卡奇认为正是《手稿》中的“异化观”才是“一种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启发的经济学与哲学辩证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也正是以“异化观”为中轴，卢卡奇才会强调“自黑格尔之后，德国第二次有人在讨论一切社会和哲学问题时将经济学和哲学的观点进行了统一使用”。虽然卢卡奇也明确表示了“马克思的统一使用比起黑格尔而言，无论是在经济学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都要处于一个高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水平上”,但根据卢卡奇的观点，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这种超越，正是因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观”的发展并由此确立了所谓“劳动辩证法视域”。无怪乎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深刻处在于，他的批判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上升到黑格尔的抽象问题上来的，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最后以哲学的方式解决了的，而它却又从此出发立刻跟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直接关联起来。”[注]Geor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lated by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 549-556.可以发现，在面对《手稿》时卢卡奇最为看重的还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只被看作是这种思想传承关系的表现，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

卢卡奇的观点自然会遭到其他苏联理论家的批驳。《青年黑格尔》于1948 年一经出版，奥伊泽尔曼就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中指出：卢卡奇严重忽视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论证’物、物质世界是精神的异化这样一个唯心主义的论题”。他批评卢卡奇“把黑格尔体系中异化概念的这个主要意义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他断言，黑格尔把异化理解为‘异化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即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拜物教’。这样一来，卢卡奇并没有去区别真正包含在黑格尔异化概念中的合理的内核，而是把这个概念宣布为基本是正确的，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宣布为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注]Teodor Oizerman: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философии(with V.I. Svetlov). Moscow, 1948. 中文节译本参见袁贵仁、杨耕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65页。。在这种情况下，卢卡奇不得不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修正。其于1954年2月发表于《德国哲学杂志》上的长文《论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现(1840-1844)》便是这一修正的理论表达。此时，卢卡奇回到了列宁既定的理解框架之内，凭借列宁晚年对黑格尔哲学的强调来为自己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联的论述寻找出口。他说：“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特性而产生的逻辑错误。”相应地对《手稿》的理论定位也有所降低，认为虽然“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在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反对黑格尔的这种神秘化以及从这种神秘化得出的谬论”，但这一阶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还仅是轮廓”，所以“《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批判已经是对‘正在不断消逝的只抓住了批判的形式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挑战，也是关于后来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进行的清算的预告”，此时的马克思“正在为成熟地、经典地制定历史唯物主义作好准备，而这一点不久之后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贫困》中完成了”。[注]Georg Lukacs, 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 (1840-1844),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Volume 2, Issue 2(Februar 1954), pp.288-343.卢卡奇这一思想变化的大背景是苏联学者在面对西方学者的“青年马克思论”时，一方面对《手稿》进行重新解读，另一方面调整完善列宁遗留下来的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理解框架的需要。《青年黑格尔》一书无疑展现出苏联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理论家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手稿》的理解与阐述中更为广阔的丰富性。

六、简短的结论

1932年，《手稿》这一外观上看似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体系，同时又包含着诸如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黑格尔哲学批判等丰富内容的“至今未被发现的马克思的作品”一经问世，便由于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迷人的矛盾”(曼德尔语)而引发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人们忽然发现，一个不同于以往依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而给世人留下刻板印象的马克思倏然降世。一时间，持有各种理论立场和主张的理论家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有关这部文本的讨论中来，从而围绕《手稿》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交锋。理论家们开始争论到底哪一个阶段才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问题又在自身不断发酵的过程中演变为有几个马克思以及哪个才是“最好的马克思”的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真正结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发展过程中，上世纪30年代初便有西方学者主张存在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家身份的“青年马克思”。后者以其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而又被称之为“哲学的马克思”或“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但那时的阐述相比较而言还较为粗疏，并且可能是由于全球范围内越发明显的战争趋势而并未引起大的争论。应该说当自50年代以来西方持“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论者改变自身的论述策略并引起苏联学者的集中回应时，这一争论才真正开始。也正是在苏联学者与阿尔都塞及科莱第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才得以逐步成形。最终这一场争论只得以1982年MEGA2以“逻辑顺序版”和“写作顺序版”两种编排样态并行出版的方式草草收场。

现在看来，也许正是因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当时所倡观点的新颖夺目，也许是因为如拉宾、奥伊泽尔曼等后起之秀的卓越成就，也许是因为本人在时代政治洪流中令人扼腕叹息的悲惨命运(梁赞诺夫、施缪科勒及当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诸多理论家都在“大清洗运动”中含冤受戮)，这些苏联早期理论家的早期论说似乎较少映现在后世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之中，甚而至于现今人们似乎都未曾察觉，支撑这场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争论的最主要文献祖本一直都是由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施缪科勒、卢卡奇等人戮力编纂的MEGA 1的《手稿》版本。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关于《手稿》的最早论说(虽然同样充满分歧)当中，诸多至今尚未能够得到完整解答的问题(诸如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的思想关联问题、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世界观的关系问题等)已经得到了基础性的讨论，并且明显呈现出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这一更为核心的研究领域聚焦的趋势。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东西方学者之间长期理论角力的策略需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不断推进的自然表现。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在这一意义上今天再来回顾苏联早期理论家对于包括《手稿》在内的诸多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的研究成果依旧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