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欧米·克莱恩关于全球气候危机的思考与主张*

史馨月，王本立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是当代著名的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反全球化人士和电影制片人，曾被《泰晤士报》誉为“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1]3，《纽约时报》称她“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1]3。克莱恩多年来关注全球热点问题，已有多种揭批全球化弊端的著述面世，并因此名声大噪。全球气候危机问题也是克莱恩近些年关注和探讨的全球热点问题之一，其见解和主张散见于她的各种著述，值得我们关注、梳理和研究。

一、娜欧米·克莱恩对当今全球气候危机的基本判断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气候危机也逐步加剧。在频发的特大自然灾害事件中，气象与水文灾害事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1967—1991年世界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多达5906次，其中气象与水文灾害事件占61.6%，与气象有关的灾害事件占23.6%，以上两者合计占85.2%。因气象与水文灾害事件死亡的人数约350万人，受其影响的人数约28亿人。[2]1998年，全世界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900亿美元，因气象与水文灾害事件死亡的人数占所有因自然灾害而死亡人数的73.44%。[3]

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的影响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4]17报告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方面。报告中提出的气候模型预测显示，21世纪，在最低的碳排放情况下，全球表面温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0.3～1.7摄氏度；在最高的碳排放情况下，全球表面温度可能会增加2.6～4.8摄氏度。[4]80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导致各种严重后果，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生态系统崩溃等等，直接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克莱恩逐渐关注全球气候危机问题，并借助各种著述，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在克莱恩看来，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既是可怕的危险，也是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她认为，人类面临的形势已然严峻，“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化是人类文明的警钟”[5]35；另一方面她则相信，气候变化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和经济公正的催化剂，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契机。在经济方面，气候变化势必导致农业种植条件的改变，这样一来，农业改革势在必行，从而有望改变现有的病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同时，在人们环保意识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碳排放量过大的国际贸易将收敛规模，这有利于新型贸易协定的出台，从而有望塑造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环保型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也许能够重振日益衰落的地方经济。在政治方面，随气候危机而来的舆论压力有望迫使对危机的发生负有责任的企业退出民主竞选，从而帮助民主制度摆脱污染型企业的金钱腐蚀。在人民生活方面，为了进一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政府将会大力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完善公共交通、增加交通线沿线的经济适用房等。[5]17总之，在克莱恩看来，全球气候变化虽然使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但同时也为相关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它是催生积极变革力量的强大动力，可以使人类社会借机大力推进改革，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并从根本上振兴民主。[5]20

基于这种既辩证又充满乐观主义的基本判断，克莱恩就当今全球气候危机问题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思考，并着重就危机的成因和对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和主张。

二、娜欧米·克莱恩对当今全球气候危机成因的分析

从克莱恩的有关著述看，当今全球气候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人类对自然的傲慢态度。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古已有之，如今尤甚。克莱恩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远不及经济发展问题，与此相应，自然环境沦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能量供给站，必然遭到肆意破坏。在她看来，这种傲慢并非当今才有，也并非工业时代来临之后才开始出现，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早期神话。在这类神话中，人类负有统治自然界的责任，而自然界本身是无限的。[5]22言下之意，人类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而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傲慢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危机。

其二，根深蒂固的小政府观念。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根植于人们心中。政府若要干涉社会事务，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政程序。克莱恩认为，这种情况正是导致西方民主国家在灾难到来时应对不力的原因之一。[5]61在她看来，人为破坏自然规律达到一定程度，最终都会演变成大型的灾难。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扮演强有力的角色，主动承担灾后重建的责任，而不是寄希望于民间力量和民营资本。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后重建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单靠民营资本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民营资本参与绿色活动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保护环境或者灾后重建，而是为了抢占未来的利润空间。唯有强而有力的政府才可以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抑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倾轧，凭借国家权力快速出台有效政策，坚决推行既定措施，进而真正解决气候危机问题。

其三，贸易优先的政策。在克莱恩看来，全球化大潮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是气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所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先，贸易成为头等大事。当贸易与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环保相悖时，有利于贸易的事往往在政治上畅通无阻，不利于贸易的事则被一再推迟。环保问题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6]克莱恩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理喻的。她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应受到政府的严厉管制，相关的贸易政策也应当得到必要修订。

其四，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克莱恩认为，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因为自由市场贸易体系和经济意识形态在过量排放温室气体过程中发挥了核心驱动作用。[5]91在她眼里，现有经济体系不断加热地球，而既定贸易秩序迟迟不愿给地球降温。现有的贸易规则往往成为各个国家阻击对手的工具，并且正在阻碍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例如，美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发起了一场针对印度太阳能项目的攻击，理由是为了遏制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工业。在克莱恩看来，这是一种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对方缺乏承诺的怪异行为。世界上碳排放量较多的国家之间并不是为了争夺绿色能源而竞争，而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去摧毁对方的风车。[5]75这种情况显然与应有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其五，绿色型企业与污染型企业的利益融合。克莱恩认为，当今排放量无法降低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大污染企业和大绿色企业的灾难性合作。大部分环境绿色运动不但没有真正隔绝污染型企业，反而与污染型企业利益融合了。例如，国际生态保护组织(The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和保护基金(The Conservation Fund)都收到了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的资金，而美国的电力公司和传统的煤炭公司也对保护基金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有多次捐赠。世界资源研究所也认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与壳牌基金会长期保持密切的战略关系。[7]24另据《华盛顿邮报》称，这些年来，英国石油公司已经向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提供了200万美元。[7]25污染型企业直接向绿色组织捐赠金钱，只是双方合作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即一些环保组织把自己的钱投资于大污染企业，从而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企业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在调查大自然保护协会2012年参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一事时，克莱恩震惊地发现，该组织的资金中起初有2280万美元投资于能源公司，稍后这个数字又上升到2650万美元。出于好奇，她又调查了大型环保组织的规章，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大型环保组织并没有禁止将内部捐赠基金投资于化石燃料公司的规定。[8]这些环保组织的伪善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它们每年都要筹集大量资金，承诺将这些资金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等工作，并试图阻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趋势。然而，这些环保组织却严重违背了初衷，将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化石燃料公司，向早已超出安全负荷的大气中排放了更多的碳。这些环保组织本该与污染企业相对抗，却在日常与它们存在密切的业务往来。[7]26不仅如此，许多支持环保运动的顶级基金会，其活动资金都来自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在内的化石燃料财富集团。尽管这些基金会确实资助了环保活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绿色基金会的资金也流进了石油大亨的口袋。[5]208显然，在克莱恩看来，这种严重不当的利益融合，不仅无助于危机的解决，反而加剧了危机。

由上可知，克莱恩对于全球气候危机成因的分析，既涉及基本观念，又涉及相关措施；既包含国家治理方式，又包含全球贸易规则。这一分析可以说既全面又深入。

三、娜欧米·克莱恩关于解决当今全球气候危机的主张

克莱恩在分析全球气候危机成因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危机的主张。

第一，树立并加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观念。克莱恩呼吁：“地球不是我们的囚犯，我们的病人，我们的机器，而是我们的整个世界。解决全球变暖的方法不仅仅是修复环境，更是修复我们自己。”[5]298她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环境保护的含义被默认为对地球自然环境的保护，这其实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自大傲慢。实际上，地球从来都不需要人类的拯救。地球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46亿年的岁月。地球诞生之初，高温炎热，没有氧气，只有碳元素。其后反复出现冰川时代，每次延续5000万年，每隔1.5亿年出现一次，至今重复了六次。[9]恐龙或者其他生物出现、进化、称霸直至消亡，这一切对于地球来说都不重要。地球依然生机勃勃地处于宇宙之中，除非不可控意外来临，地球还将继续存在50多亿年。地球根本不害怕高密度碳元素，也不惧怕气候骤变，甚至不担心物种灭绝。事实上，害怕空气污染的是人类，惧怕气候骤变的是人类，担心物种灭绝的也是人类。所谓防止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保护适宜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总之，需要被拯救的其实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地球。人类只有真正摆脱了对地球的傲慢、对自然的傲慢、对气候变化的傲慢，认清自身的残酷处境，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自身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至于被地球抛弃。

第二，改变小政府观念以加强政府管理。克莱恩认为，小政府在国家面对重大灾难或困顿的时候软弱无力，任由民众被灾难击垮而无法解决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证明了小政府观念对保护环境作用甚微。面对危机，奥巴马政府设计了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虽然大力支持风能和太阳能，并为绿色能源项目提供援助，却忽视了公共交通。这场金融危机本应成为投资低碳基础设施的大好机会，实际结果是，碳排放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增加了失业、能源成本和收入差距。[10]在克莱恩看来，奥巴马政府之所以会失去稳定经济和缓解气候危机的历史机遇，既不是因为缺乏资源，也不是因为缺乏权力，而是因为受到一种他所信服的强大意识形态的无形禁锢，即政府权力不可过多干预社会。[11]因此，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危机，把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放弃小政府观念，切实加强公共权力。

第三，放弃贸易优先原则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人类优先经济发展，气候环境和贸易相比较而言微不足道。[6]克莱恩对此嗤之以鼻：“让贸易超越地球本身是多么荒谬。”[5]78针对这一状况和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克莱恩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迅速行动，以免文明崩溃。要么改变我们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社会，要么改变我们的世界。”[12]欲建立全新的全球社会，首先要改变贸易和气候的先后关系，放弃自由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崇拜。新自由主义在公共领域实施私有化，对企业部门放松管制，降低公司税收，削减公共支出，这些措施将会进一步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同时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行动力。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人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公共领域，提高社会税收，增大公共开支，对企业部门加强排放污染物管制。克莱恩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措施构成了一堵意识形态的墙，阻碍了几十年来对气候变化的认真应对。这种状况必须得到彻底扭转。[5]84

第四，完善污染者付费原则。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规定“排污者必须负担由公共当局决定的减少污染的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一种可被接受的状态”[13]。也就是说，谁做出了污染行为，谁就付出金钱的代价。这是当前较为合理的缓解环境危机的方法。这样一来，企业在生产时就会将污染付费加入成本结算，而不是由无辜民众共同承担。不过，污染者付费原则也有天然的缺陷，这使得它虽然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但在全球贸易中却因不易确定责任方而难以贯彻。克莱恩更关注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在全球贸易中的实施效果，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例如，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海上运输规模的扩大,海运碳排放量成倍增加，然而大量的海运污染排放没有被正式归于任何单一民族国家，因为海运涉及公海领域，没有任何国家为公海污染承担责任，也没有任何国家承担减少公海碳排放污染的义务。因此，公海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国界划分规则还不够完善。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治理污染的责任国是以国界海域划分的，相关国家只对本国边境内制造的污染负责，不会为运往其他海岸的货物制造的污染负责，更不会对公海海域的排放量负责，即使污染源货物都是由这个国家生产的。例如，加拿大运往印度的家具，途经公海所产生的碳排放，既不属于印度的排放分类账，也不归入加拿大的排放分类账。这样的规则漏洞不仅使得公共领域的污染问题无法解决，也使得发达国家轻易摆脱了许多减排责任。2011年，《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发表了一份报告，主要研究已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化国家的排放量。该研究发现，不少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固然已停止增长，但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允许这些发达国家将其污染生产转移到海外所致。这样一来，排放的污染就计算在海外国家的排放量账单中，以致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往往超出本国的生产力。[14]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以达到减少排放量的目的，而且加剧了全球污染治理责任分担的不公正现象。克莱恩认为，欲改变公共领域排放无人认责和排放责任转移的现状，就必须在国际贸易中将污染者付费原则延伸为产品污染归生产国原则。[5]154无论产品是否途经公共领域，最终使用者是谁，产品污染责任应归属生产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将减排责任落到实处，使真正的污染制造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五，开发利用新型清洁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无疑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克莱恩认为，如果人类想要避免自我灭绝，就必须停止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转向使用新兴的可再生能源。从污染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因为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使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其中有些国家的能源转型完成度比较高。以世界上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比较成功的国家丹麦为例，该国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大部分来自风能。丹麦政府早在1980年就已推出风能利用计划，对社区控制能源项目锋利涡轮机给予高达30%的补贴，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这一行为。[15]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克莱恩最推崇页岩气：“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那么唯一安全的能源就是页岩气。”[16]有了具体的科学理论和新能源技术之后，就需要创造适宜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使新技术获利，以便新能源顺利取代现有的污染型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一代太阳能和风能企业非常富有且广受欢迎即是佐证。欲确保绿色可再生能源实现盈利目标，需要的不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自由市场，而是稳定可靠的政府保障。在美国，化石燃料公司每年可获得7750亿到10 00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并享有将全人类共享的大气当作垃圾场的特权，但从未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克莱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失败。”[5]13为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学习丹麦政府的做法，取消对化石燃料公司的补贴，这样每年可省下至少7750亿美元的补贴费用，转而向可再生新能源公司提供尽可能多的补贴。[17]

第六，充分发挥普通民众在环保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克莱恩认为，宣布危机不应成为政府的特权，普通民众也有必要拥有并且使用这一权力。克莱恩强调：“我们不需要成为旁观者，政客们不是唯一有权宣布危机的人。普通民众的运动也可以宣布危机。”[5]16她指出， 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运动才是改变历史的主要动因。奴隶制度在英国和美国起先并不存在危机，而当大规模废奴运动出现之后，危机也就出现了。男女同工不同酬最初也是常态，但在女权运动出现之后，性别歧视才开始变得可耻。就目前而言，全球气候危机尚未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若出现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群众运动，全球气候危机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克莱恩由此得出结论，全球气候危机未能成功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发生过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因此，她强烈呼吁，注重环保的改革派必须在全国建立组织网络，精心策划，保障普通民众运动的开展。她对近些年的形势也做了乐观估计：“我们看到，一场复兴的草根气候运动，正在进行着精确的行动，正在赢得一系列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惊人胜利。”[18]

第七，积极推广低碳生活方式。克莱恩认为，在细节方面每个人都要停止观望，如停止高消费生活方式，因为基于无限增长承诺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保障且有害的。如果富裕国家能减少消费，那么每个人都会更安全。[19]克莱恩还认为，即便无关技术和基础设施改革，个体同样能够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力量。个体在生活中的节能减排可以具体到各个细节，比如自驾多久、房屋多大、货物运输多远、食物是否跨季、材料是否达标、物品是否过多等。在克莱恩看来，鼓励人们减少消费是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方面，“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政策旨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鼓励农民进行低能耗的农业生产，或者倡导当地季节性食品的消费方式”[20]。可喜的是，当代有很多人正试图减少消费，选择更为环保的低碳生活方式。但只依靠人民自觉，并不能使得生活碳排放的减少形成规模。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周全的政策和规划，使选择低碳生活变得容易和方便。这方面的政策必须是公平的，以保证不让那些为基本生活而奋斗的人们做出额外牺牲来抵消富人的过度消费。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廉价的公共交通，以及这些交通沿线的节能住房、安全的自行车道、学校和卫生保健设施等。

如上，克莱恩结合自己对于全球气候危机成因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若干主张，可以说思考全面，见地深刻。

四、结 语

娜欧米·克莱恩作为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不仅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而且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较为系统地分析成因并提出办法，体现出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进取精神。不仅如此，她对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政策和全球贸易规则之中的若干弊端的揭露，可以说深入肌理，令人信服。她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如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限制自由市场无节制扩张、充分发挥普通民众在环保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等，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她更多的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待全球气候危机问题，但她所指出的危机成因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也值得我们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予以必要的关注和适当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