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

崔财周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自11世纪中期以来，犹太人来到英国，13世纪晚期遭到驱逐，17世纪中期被英国政府默许接纳，但社会地位未得到保障。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犹太人经济地位低下，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无法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直到19世纪，英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才逐步发生变化。

国外学者对英国犹太人的整体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介绍英国犹太人的基本情况。[注]参见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Clarendon Press,1964; Henriques H S Q, The Jews and the English Law,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6。但对19世纪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关注不多，主要集中在一些通史著作中。[注]参见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 Clarendon Press, 1998;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Clarendon Press, 1996;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杰弗里·阿尔德曼的《近代英国犹太人》(ModernBritishJewry)研究了近代英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并探讨了犹太人的变化历程。戴维·卡特的《英国历史上的犹太人，1485—1850》(TheJewsintheHistoryofEngland, 1485-1850)主要介绍15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的英国犹太人，主张犹太人应该融入英国社会，注重研究普通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托德·埃德尔曼的《英国犹太人，1656—2000》(TheJewsofBritain, 1656to2000)分析了英国犹太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对1858年的《犹太人解放法》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著观点明确，资料翔实。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未对19世纪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进行深入分析。国内学者对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关注较少。王本立侧重分析英国犹太人口的变化以及解放历程[注]参见王本立《1881至1914年的东欧犹太移民潮与英国社会》，《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王本立《论英国犹太人的解放》，《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王本立《英国对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的安置》，《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刘静关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犹太人的变化历程[注]参见刘静《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犹太人》，天津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有了一定研究，但主要侧重于从微观角度考察，宏观层面较为薄弱。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维度着手，探讨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研究19世纪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有助于了解犹太人与英国的关系，以及窥探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变迁的艰难历程。

一、犹太人经济地位的提高

自从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后[注]17世纪中叶，英国出于政治需要和犹太人的自身努力，犹太人重新被允许进入英国。参见刘景华《17世纪中叶后英国对犹太人的重新接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但还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直到19世纪，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英国犹太人职业的变化，由最初的商贩到后来的企业主和资本家，甚至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二是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由污染严重的伦敦东区向西区以及其它地区迁移。职业和居住区的变化，显现了犹太人经济地位的提高。

(一)英国犹太人的职业

19世纪以前，大多数犹太人从事小规模商业活动。他们经常在伦敦街头兜售一些旧衣服、小饰品和廉价的珠宝等。最具特色的是犹太人在街头贩卖二手衣服，他们经常从英国中上层那里购买旧衣服，然后进行转卖。由于买不起新衣服的人不断增加，犹太人的旧衣服市场迎合了英国下层民众的需求。但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往往被英国人所不齿。一方面由于他们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他们当街叫卖，被认为是不雅的行为，不符合英国人的气质。当时的评论家罗伯特·苏西(Robert Southy)曾说：“犹太人在街上到处售卖橘子、拖鞋和其它物品。”[1]73有时候英国人把一些犯罪活动和犹太人联系起来。虽然大多数犹太人从事合法贸易，但其中一些犹太人成为处理赃物的代理人。当时伦敦的一名官员记载：“少数犹太人经常将赃物运到阿姆斯特丹，然后运往各地销售。”[2]大多数犹太人从事商贩活动，远离英国贸易的中心。

在19世纪，部分上层犹太人成为企业主或经纪人。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富人进行金融投资，而许多犹太人充当经纪人角色。另外，犹太人与英国上层保持密切联系，当时犹太人上层为交战双方提供资金，犹太商人获利颇丰。如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为惠灵顿将军在欧战中提供资金，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重要保障。1815年，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对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说：“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我们去年会怎么样。”[3]上层犹太人与英国政要的密切联系推动了他们地位的变化。与此同时，许多中下层犹太人成为制造商或批发商。19世纪，犹太人的街头贸易逐渐减少，许多犹太人从事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行业。据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记载，1796年伦敦犹太旧衣商有2000多人，到1849年只有500～600人，在街头贸易中，爱尔兰人几乎代替了犹太人。[1]10另外，从事技艺劳动的犹太人不断增多。随着东欧移民的迁移和犹太社团的帮助，很多普通犹太人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然后兜售给英国人而发家致富。有的犹太人甚至开办技术学校培训工人，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下层犹太人的经济地位也逐步发生变化。他们抓住工业革命的商机，从商贩升级为店主，在街头兜售水果的商贩拥有了自己的店铺或成为批发商。随着犹太人职业的转变，他们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

(二)英国犹太人的居住区

随着英国犹太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伦敦环境的恶化，他们的居住区发生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伦敦地区不再是最主要的居住中心，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二是伦敦地区也呈现人口分流特征，中上层犹太人从伦敦东区迁移到西区和其它地区。居住区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经济地位的变迁。

19世纪以前，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伦敦地区，尤其聚集在伦敦东区。18世纪末，伦敦之外只有约20个犹太社团，其中最大的是朴次茅斯社团(Portsmouth)，有50个犹太家庭组成，而伦敦地区则拥有数万人。[4]36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大部分犹太人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而在其它地区分布较少。英国犹太人习惯居住在伦敦东区，因为它是英国的商业中心，这符合犹太人的“商业属性”。在那里，他们既可以获得商业机会，也能得到安全保障。[5]36

在19世纪，英国伦敦以“雾都”闻名于世，尤其伦敦东区污染严重，已沦为贫民窟。当时从事金融和股票生意的犹太人，逐步向西区搬迁。很多富商大贾也陆续搬迁到伦敦西区和其它地区。罗斯柴尔德从圣斯威恩巷(St. Swithun’s Lane)迁移到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戈尔兹米德(Goldsmids)家族搬迁到摄政公园(The Regent’s Park)附近。[5]43与此同时，犹太人的居住区逐步向其它地区扩散。米德兰(Midland)吸引了大量的犹太人，逐步成为除伦敦之外的犹太人居住中心。其它新兴城市，如伯明翰(Birmingham)、利物浦(Liverpool)等也吸引了众多犹太人。19世纪中期，伦敦犹太人数量在20 000到25 000之间，其它地区犹太人口达到12 000，在36个地方社团中，至少12个城镇都有犹太成员。[1]78-80

在19世纪，英国犹太人经济地位得到极大改善，主要体现在职业的变化和居住区的变迁。这一变化得益于英国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了犹太人的自我奋斗。众多英国犹太人经济实力增强，逐渐成为中产阶级，扩大了他们在英国社会中的话语权。他们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地位，重塑犹太人的身份。与此同时，随着犹太人经济地位提高，他们渴求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宗教和政治权利。

二、犹太人宗教地位的改观

在19世纪以前，虽然英国对犹太人的宗教政策相对宽容，但犹太人始终处于“异教徒”行列。到19世纪，犹太人的宗教权利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犹太会堂增多，并逐步形成民主管理模式；二是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宣誓和宗教活动公开化。犹太会堂数量的增加，增强了与外部对话的力量；而宗教誓词的改变与宗教活动的公开化，体现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二者的变化共同促进了犹太人宗教地位的改观，标志着犹太人逐步获得与英国国教徒相同的权利。

(一)英国的犹太会堂

17世纪中期，近代英国犹太会堂发展起来。1656年，犹太人在伦敦建立第一个犹太会堂，但规模很小，只是在科里切奇巷(Crcechurch Lane)租用一个房子作为礼拜场所。早期的犹太会堂主要包括伦敦犹太会堂和地方犹太会堂。由于居住区的限制，伦敦犹太会堂成为当时主要的会堂。在宗教事务中，伦敦犹太会堂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而地方犹太会堂的权利微乎其微。犹太会堂内部存在塞法尔迪会堂(东方犹太会堂)和阿什肯纳兹会堂(西方犹太会堂)，二者的宗教权利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塞法尔迪犹太人人数较少，主要居住在伦敦，与英国关系较为密切，宗教权利较大；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地方犹太会堂，宗教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有意拉拢塞法尔迪犹太人对付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以前，犹太人只有数十所犹太会堂，难以保障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随着犹太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伦敦犹太会堂和地方犹太会堂逐步发生变化，英国的宗教政策也随之改变。19世纪以来，伦敦犹太会堂逐步向外扩散，在伦敦其它地方出现小的会堂。这对当时的大犹太会堂(The Great Synagogue)、贝维马克会堂(Bevis Marks Synagogue)、新会堂(The New Synagogue)和汉堡罗会堂(The Hambro Synagogue)产生了冲击。[4]39面对日益增多的犹太会堂，英国政府颁布一些法律保障犹太人的宗教权利。1818年，英国政府认定犹太会堂是合法机构，受法律保护。1842年，英国性质的犹太会堂建立。 这既不是东方犹太会堂，也不是西方犹太会堂，它属于全体英国人。[6]257与此同时，犹太会堂内部也积极实行改革以适应当时的环境。1821年，阿什肯纳兹会堂任命以艾萨克·里昂·高德斯米德(Issac Leon Goldsmid)为代表的七人委员会进行改革，提出培养年轻的拉比，对现有的礼拜仪式进行革新。[4]551840年，非正统犹太会堂建立，它们对犹太人传统的礼拜仪式、工作方式等问题进行简化，吸引了很多世俗犹太人参与。后来，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布拉德福德(Bradford)等地又建立新的犹太会堂，这些会堂反映了犹太人的革新。

(二)英国犹太人的宗教活动

在历史上，英国政府以众多法律限制犹太人的宗教信仰。1662年，英国政府颁布的《统一法》(ActofUniformity)规定:“在做礼拜时必须使用统一的祈祷书，并要求老师和学生签署协议，对于违反规定者给予重罚。”[7]301664年的《非国教徒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Act)规定，五人以上的非国教徒集会被视为违法行为，将受到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1673年的《测试法》(TestAct)规定，任何担任公职的人必须用国教的仪式进行宣誓和效忠，对于违反规定者将给予重罚。1689年的《亵渎法》(BlasphemyAct)规定，发表不利于国教的言论视为犯罪。众所周知，犹太人坚持独一神论，否认三位一体，这些法案不符合犹太人的宗教习惯。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规定，所有非国教徒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否则将受到制裁。

在19世纪，犹太人的宗教权利得到保障。1826年，英国议会承认某些受洗礼的犹太人拥有相同的宗教权利，取消了犹太人必须按照国教誓词宣誓的规定。1830年，伦敦出台一项法案，所有伦敦的非国教徒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宣誓，因此，伦敦犹太人成为自由民。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获得陪审团资格，可以以犹太人的摩西五经进行宣誓。1846年的《宗教资格法》(ReligiousQualificationAct)明确规定，犹太人与国教徒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平等的权利。除此之外，英国在司法审判中保障犹太人的宗教权利，如强迫犹太人信仰其它宗教、强制犹太会堂遵守国教等不合理的规定会被法院驳回。[6]248由此可见，英国政府主要通过颁布法律来确保犹太人的宗教权利。

宗教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宗教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失去完整意义上的犹太人身份。自从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后，犹太人的个人信仰相对自由，但不能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宣誓和公开进行宗教活动。19世纪以来，犹太人的宗教权利逐步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犹太会堂的增多和犹太人公开的宗教活动。这体现了英国的国教统治原则逐渐消退，甚至后来的基督教原则也不复存在。[8]与此同时，犹太会堂内部也逐步出现革新，涌现更多的“新犹太人”。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犹太人内部的变革，共同促进了19世纪犹太人宗教地位的变化。

三、犹太人政治地位的改善

19世纪以前，英国犹太人一直未获得政治权利。虽然英国政府于1753年出台《犹太归化法》(NaturalizationActofJews)，赋予犹太人部分公民权利，但不久将其废除。直到19世纪，犹太人才获得真正解放，其主要标志：一是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取得公民资格；二是担任公职和进入议会的权利。至此，犹太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英国公民。

(一)英国犹太人的入籍问题

19世纪以前，大部分犹太人未取得英国自由民资格。在法律上，英国犹太人一直被视为外国人，而外国人在英国不能拥有土地权，这就制约了犹太人公民权利的获得。后来，英国政府提供两种途经保障外国人的部分公民权：一是得到国王的授权；二是按照国教誓词宣誓。[9]一般来说，中上层犹太人有机会获得国王的授权，但也是不完整的公民权。按照国教誓词宣誓对犹太人来说断难接受，他们信仰犹太教，把其它宗教视为异端，而犹太人若想加入英国国籍，必须按照英国国教仪式进行宣誓，因此，当时犹太人无法成为英国自由民。1753年的《犹太归化法》试图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身份，但最终未能实现。这凸显了英国国教力量强大，犹太人入籍的条件尚不成熟。

1826年，英国颁布针对非国教徒的法案，允许非国教徒按照自己的宗教习惯宣誓，犹太人获得了入籍的条件。19世纪中期，英国又颁布一系列入籍法，确保犹太人入籍的权利。1844年的入籍法规定，在英国居住满五年，可以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审核通过的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1870年的入籍法简化了程序，只要在英国领土(包括殖民地)居住满五年或者在英国官方机构服务五年将自动获得英国国籍。[7]225这些为犹太人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提供了法律保障。英国犹太人获得入籍的资格与当时的背景密切相关。在19世纪，英国的国教统治原则逐渐消退，以国教为核心的政治和民族认同被打破，公民权也逐渐扩展到所有非国教徒。[8]随着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改善，他们迫切希望获得担任公职和进入议会的权利。

(二)英国犹太人担任公职和进入议会

19世纪以前，英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政治权利的缺失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众所周知，当时英国以国教为统治原则，对于宣誓誓词的要求，始终制约着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获得。1606年，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规定，所有人员入职前，必须以基督教的誓言进行宣誓，否则不予录用。1689年的《亵渎法》和《婚姻法》(MarriageAct)对犹太人做了一些特殊规定，他们拥有的权利和其他非安立甘人相同。这意味着犹太人不能在议会中任职、投票和担任行政职务。[5]36由于宗教誓词的限制，犹太人的从政机会渺茫，这一规定或许只是一种形式，然而对犹太人来说，这是难以跨越的鸿沟，犹太人若想获得政治权利，必须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6]249经过部分英国政界人士和犹太人的努力，到19世纪，英国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

随着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犹太人逐步获得担任公职和进入议会的权利。1833年，佛朗西斯·亨利·高德斯密斯(Francis Henry Goldsmith)成为英国第一位出庭犹太律师。1847年，大卫·所罗门(David Salomon)进入市政机关，并于1855年成功当选伦敦市长。后来又有很多犹太人获得市政官等职位，有的人甚至获得贵族称号，如艾萨克·里昂·高德斯米德因在慈善中的贡献被授予男爵。1835年，犹太人获得了议会选举权，1858年，罗斯柴尔德成功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18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件对犹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868年，犹太裔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注]本杰明·迪斯雷利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他在12岁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后来一直遵守英国国教。迪斯雷利从政四十余年，两次担任英国首相。当选英国首相，后又被授予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迪斯雷利的犹太人身份改变了英国人对犹太人的认知与态度。后来，英国又出台一系列法案，如1872年的《选举法案》(ElectoralAct)对犹太人做出特殊规定，即如果选举在安息日[注]安息日(The Sabbath)被普遍认为是犹太教(Judaism)主要节日之一。《圣经·创世记》记载，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完工休息。犹太教把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尊为圣日，叫作安息日。这一日所有犹太教徒都禁止工作，专门礼拜上帝。举行，犹太人由于宗教信仰不能参加投票，他们的票数将以半数计算。[7]3241885年，罗斯柴尔德被册封为世袭贵族，并当选上议院议员。1890年，英国犹太人获得担任大法官和高级行政职务的权利。至此，英国犹太人获得了与国教徒几乎同等的权利。

19世纪以前，宗教因素使得犹太人无法获取政治权利。1753的《犹太归化法》试图给予犹太人部分公民权，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9世纪，犹太人逐步获得入籍的资格，以及担任公职和进入议会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的获得，标志着犹太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英国公民。这得益于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对英国和犹太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结 语

纵观犹太人的社会地位，19世纪以前大部分犹太人经济地位低下，宗教权利受到限制，政治上更是处于无权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国人”。19世纪后英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从经济地位、宗教地位，最后到政治地位，犹太人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论断：“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从宗教中解放出来。”[10]英国从国教统治原则中解放出来，而犹太人则顺势改革，适应了英国的民主政治和犹太人自身的发展。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双方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促进犹太人社团的发展，增加了犹太人在英国社会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商业技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19世纪英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