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6—1995)*

屈光隆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越南战争历时十余年，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给越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厚厚的疑云。1995年，经过近20年的摩擦和谈判，越美两国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从而真正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关系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涉及越南战争的背景或原因、经过及其历史影响，也有一些成果聚焦美越关系由敌对走向缓和乃至邦交关系的构建。但细究起来，这些成果多以美国为研究视角，并主要使用英文资料进行论述。笔者以越战结束后越美关系变迁为线索，主要使用越南文文献资料，辅之以英文和中文文献资料，对越美关系变迁中所涉敏感或关键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希望本文能为读者全面认识越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提供一孔之见。

一、越战后的越美关系

(一)越战对越美两国的影响

1.越战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苏联等国的帮助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加剧的不稳定状态。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在东南亚，各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强调和平、独立，以及加强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逐步与苏联、中国、中南半岛国家改善关系。

1975年春抗战反美全面胜利之后，越南开创了和平、独立和统一的新时代，并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越南从一个殖民地国家走向了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其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截至1976年8月19日，越南与世界上9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一时期，越南也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持续30年的两场激烈战争使得越南受到了严重影响。工厂、矿山、桥梁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伤残和受到有毒气体感染者约600万人。在越南北部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都被摧毁，所有工业区都被破坏，所有的铁路、桥梁和全部港口系统、仓库都受到严重损害。在越南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则更加困难。由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造成的社会动荡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对刚统一的越南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之反对力量积极策划反对越共统治，这使得南方地区社会动荡加剧。[1]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共产党一方面调整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有利条件来扩大外交关系，加强经济合作，充分吸收外资和援助国的技术来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就战争赔偿和援助等问题，加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并寻求与美国改善双边关系。

2.越战对美国的影响

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直到1982年才得到恢复，其中最严重的阶段是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此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使其经济变得更加困难。在经济衰退的十年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3.8%。通货膨胀率从1973年的9%上升到1974年的12%、1976年的40%。197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负增长0.5%，而1974年为负增长0.2%。[2]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危机有了一定缓解，但其经济增速仍然较慢。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和越南战争导致美国社会更加不稳定。

越南战争的失败使得美国陷入了多层面的危机。虽然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如1964年关于扩大美国黑人投票权的法律、1965年关于禁止在提供住房方面的种族歧视法律)，但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仍然是一种慢性病。在美国国内，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依然激烈。伴随美国权力的衰落，西欧和日本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各领域展开了与美国的竞争。西方世界开始谋求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这些因素使得美国逐渐调整外交政策，着力解决国内问题，加强和巩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二)越美恢复双边关系的努力

尽管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但越美两国仍处于敌对状态。经济上，美国依旧对越南实施贸易禁运与经济制裁政策，不允许任何美国法人或者公民在越南境内从事贸易、投资等商业活动，几乎把其和越南之间的经济联系一刀切断。除此之外，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向越南提供援助或贷款进行施压。政治上，美国想方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孤立越南。美国仅在1975年至1976年间就三次单方面否决了越南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申请。[3]

即便如此，在1976年12月举行的越南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越南领导人表示，“越南要努力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快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文化、科教，巩固国防建设，建立越南社会主义的基础设施”；“在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以及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扩大越南与其他国家的正常化关系”[4]。因此，越南政府主动提出与美国沟通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方案和要求美国执行《巴黎协议》的条款，其中包括越战后美国援助重建越南的承诺。然而，福特政府拒绝了越南的援助要求，理由是美国政府认为河内已经违反了《巴黎协议》。此外，福特政府还表示，如果越南没有完全统计美国失踪人员以及向美国说明越南引发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原因，美国将不会与越南建立正常化关系。

1977 年上台的吉米·卡特是战后美国社会分裂背景下的第一任总统。卡特一方面要努力解决美国国内的“越南战争综合征”问题，另一方面要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与越南改善关系对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卡特在任总统之前就设想通过苏联转达给越南一个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1)越南开展对越战时期美军失踪人员的调查；(2)美国同意越南加入联合国，并与越南建立经贸联系和外交关系；(3)美国可通过发展贸易、设备供应和其他合作的方式，为重建越南做出贡献。[5]卡特上台后开始调整对越南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推动美越邦交正常化的主张。

除此之外，改善与越南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想把越南变成亚洲的另一个“南斯拉夫”国家，这样就可以扩大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1977年1月1日，美国新任大使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在联合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主义的越南有可能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南斯拉夫国家，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独立于中国和苏联……美国将从与这样一个国家的密切关系中获益。”[6]从1977年到1978年，越美已经进行了一些正式会谈和高层访问，内容主要包括解决越战后美军失踪人员的调查问题。1977年3月19日，越南迎来了由美国汽车工人团前任主席莱奥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期间，双方就美军失踪人员和实施《巴黎协议》第21条“美国为战争的愈合和越南的重建作出贡献”的内容进行了讨论。美国代表团的访问被美国国务院视为“进一步把东南亚战争变成过去和推动美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骤”。1977年7月初，越美两国代表团在巴黎会晤，双方主要针对越战后的赔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7月底，越南颁布了一项和美政府磋商战后援助工作的文件，但美方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一个月后，在双方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越南向美国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战后解决方案，并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但又遭到美方的拒绝。为使越美关系尽快恢复正常，越南政府实施了全面的外交策略，通过国际多边平台向美国发出和解信息。1977年7月，越南副外长潘贤认为，越南希望基于无附加条件与美国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回应，“对越南提出的谈判要求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国会代表团于当年8月赴越南进行访问，并与越方就美军失联问题进行了讨论。越南总理范文在会见美方代表团时表示：“一定要促成和解，并在寻找失踪人员方面进行合作。”此后，越方向美方交付了11具美国军人的遗骸。[7]

1978年，越美关系遭遇挫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对改善美越关系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其中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他们多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应该优先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此时与越南改善关系势必引起中国的疑虑。受此影响，卡特政府决定暂缓美越关系正常化。此时，美国民众虽对越南战争持反对意见，但对帮助越南进行战后重建并无兴趣。除此之外，美军失踪者家属联盟和美军战俘对卡特政府在未解决美国军人失踪问题前就准备承认越南国际地位表示抗议。

其次，越苏签署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以及越南出兵柬埔寨也成为越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阻碍。对于越南与苏联结盟，美国政府刚开始并没有强烈反应，认为这是中苏之间的争夺，但不久后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美国看来，越苏结盟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利益，也威胁到美国东南亚盟友的安全。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不使东盟受控于苏联，美国政府对越苏双方采取了强硬政策。这导致越美关系的缓和受到了阻碍。另外，越南决定出兵柬埔寨也导致了越美关系正常化的延期。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东南亚对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美国政府不希望该地区发生紧张局势。美国的东南亚盟友绝不接受越南对印度支那半岛发号施令的事实，尤其是泰国，担心越南一旦取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统治地位后会威胁自己。泰国迫切希望美国保持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并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和保护，以抗衡苏越两国，从而维护地区实力的相对平衡。由于越南出兵干预柬埔寨引发的中苏在印度支那地区的较量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美国因此重新把对东南亚的政策重点调整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防务关系。随着越南出兵柬埔寨，越美矛盾再度激化。这就对越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造成影响。而此时，尽管越南希望美国能够对其进行接触政策，改变封锁和禁运政策，但从苏联得到巨额援助导致越南与美国建交的愿望并不迫切。

二、越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动因

(一)越南领导人的观念变化

分析越南对外政策的一个变量就是越共领导人对于世界体系与国际格局的判断。正如波特在《越南：官僚社会主义政治》一书中所言：“越南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在做关键的外交决策时严重地依靠自己的主观信仰体系。”[8]这种主观的信仰体系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在越共历史上，越南的外交权力核心人物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如越共二大的胡志明、越共三大的范文同、越共四大的阮维桢、越共六大的阮基石、越共八大的阮孟琴。我们从这种安排上可以看出，越共中央非常重视对外关系的作用，而领导人如何看待国际体系也会对国内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伊始，越南领导人就将国际体系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mot mat, mot con)的对立。冷战结束后，越南领导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了巨大的转变，认为应该广交朋友和多交朋友，并愿意与所有国家成为朋友。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变。随着越南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以及主要大国的关系，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以及越来越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越南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也逐渐由意识形态占主导向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向转变。

早在1984年，越共中央书记黎笋就公开宣称，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有一个共同的全球市场，并对两个阵营产生影响。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在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世界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市场和科技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些新特征让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具隐蔽性。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阮基石对于国际体系的变动有着更加深刻的看法。他删除了越共六大报告中所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表述方式，认为“经济全球化会让所有的国家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并在国际产业分工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可见，在阮基石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经济因素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冲突。

1986 年革新开放以后，越南领导人在国内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就国际体系而言，越南领导人认为主要大国之间很难发生战争，并且互相制约；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从政治军事的斗争转向经济技术的合作。在1988年越共中央政治局13号决议中，越共首次从官方角度确认了国际体系的转变。决议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新时期。全球经济不断发生的变化引发了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各国之间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可能会逐渐打破冷战的局面。”[9]1989年，越南的革新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正艰难推进，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让越南领导人的“新思维”开始有所转变、倒退，保守思想在党内开始反弹。在越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越南国防部长黎德英再次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冲突的担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全体共产党员对此应该保持头脑清醒。[10]然而，东欧国家危机的不断演变和加深使得越南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发生在东欧国家的问题，并将其放在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的大背景下考量。在11月召开的越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越南政府重新评估了导致东欧国家政权倒台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东欧国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失败。这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内部从“非对抗的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冲突”。阮基石在谈到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认为，这些国家“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不尊重客观规律、没有足够耐心并跳跃式发展经济”[11]。

20世纪80 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对待越南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使得越南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定位与苏联以及东欧盟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1989 年经互会会议上，越南请求苏联和东欧国家以“优惠价格”帮助发展中国家，但遭到拒绝。这使得越南领导人面临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其观念不得不发生转变。越南领导人在思考解决国内严重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将目光转移到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越方不再视东盟为美国安插在东亚地区的前哨组织，而是积极地谋求与东盟国家缓和关系，开展经贸往来，甚至有加入东盟的计划。这种观念的转变在后来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证明。

(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为越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1986年以后，越南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够实现和平解决，从而使其同国际社会达成和解。各方在印度的大力倡议下，参与了雅加达会议。虽然此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纸面协议，但其为随后召开的巴黎会议奠定基础，同时也建立了多种沟通渠道，帮助柬埔寨国内的多股政治力量进行了沟通交流。[12]

1986年3月17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提出有关解决柬埔寨政治问题的几点建议。这一提议获得了东盟和中国的大力支持，但越南政府却对此进行了否决。在当年8月召开的印度支那外长会议上，越南继续对柬埔寨提出的撤军建议谈判持反对意见。之后，越南遭受了国内外要求撤军的持续压力。

1988年，越南开始转变其外交政策。越南希望本国可以与东盟国家展开友好交流合作，同时开始考虑加入东盟，但对于柬埔寨红色高棉则非常排斥。此时，作为东盟内部受柬埔寨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泰国积极参与筹备柬埔寨危机谈判的进程。泰国政府表示，越南对柬埔寨实行的攻打战略与苏联的对外战略密不可分。因此，泰国和苏联应该积极帮助越南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苏联也在戈尔巴乔夫任职之后开始慢慢调整其外交政策，尤其调整了亚太战略，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逐渐趋于缓和，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另外，当时的越南政府也认为，相较于国内困难的经济，柬埔寨问题的成败并不是特别重要。一旦从柬埔寨撤军，越南就可以获得来自西方国家更多的经济援助和贸易支持。当然，越南政府也希望利用撤军之机，进一步恢复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与中国保持正常化关系。

越南在1988年5月公开宣布将从柬埔寨境内撤军5万，同时后退到柬埔寨与泰国的国境线外。这样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考虑加快与美国恢复正常化关系的决定有关。到1989年9月底，越南已撤出了在柬埔寨的最后一批军队。1991年10月23日，经过多次谈判，越南终于和柬埔寨在巴黎成功签署了《柬埔寨和平协议》，长达13年的柬埔寨战争得以结束。柬埔寨问题的成功解决有效地帮助了越美两国恢复正常化关系。在安理会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与越南的外交接触日益频繁，而越南通过调整外交政策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成功地与东盟各国达成和解，并与中国构建了正常化的关系。

(三)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的解决为越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的解决对美国做出的越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美国走出越南战争的阴影。

20世纪80年代，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的命运一直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共有1747名美国军人的遗体被留在了越南，其中656名在北方，1091名在南方。这一数据不包括在中国的6名、柬埔寨的83名以及在老挝的547名。[13]很多美国人一直相信还有更多的美国军人遗体被留在越南，因此要求政府与越南当局合作寻找失踪人员，并将阵亡的美军遗体运回国内。基于这一背景，里根政府将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提上议程，并对其进行重点讨论。这一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成为越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观点体现在1985年里根政府的声明中。该声明要求越南除了要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外，还要在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上表示诚意和保持合作的态度。越南政府在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的问题上也积极配合，但由于美方要求越方完全统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踪人数，越方认为美方的这一要求不太合理，因为除了在越南的美军失踪人员无法统计外，美军在二战及朝鲜战争中同样有无法完全统计的问题。在1986年10月6日召开的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越南外交部长武东江提出了解决美军失踪人数的方案，承诺到1987年底解决2000多名美军失踪人员有关问题。作为回报，美国将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解除对越南的经济制裁。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美国政府表示不同意越南政府提出的方案，拒绝对越妥协。

越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在1987年开始出现新的进展。这体现在越南接待了以美军前任参谋长为代表的美国代表团，一同随行的包括美军死难者家属联盟与美军战俘。访问期间，双方只限于讨论美军失踪人员、战俘和人道主义问题。代表团分成两组：一组讨论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一组则对人道主义问题展开讨论。8月3日，双方发表共同声明，肯定了此次对话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有着建设性的突破。虽然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并没有就恢复越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讨论，但对话的规格已经超越了之前的所有关于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的对话。之后在调查失踪人员与战俘所成立的跨部门小组中，美军死难者家属联盟的执行理事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87年底，越南政府同意一些越南人有序离开，投奔他们在美国的亲人。[14]1988年，越南政府又主动与美国政府在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上展开合作。首先，允许越南境内的上千名政治犯在美国境内重新安置；其次，同意美军挖掘其在越南战争中损毁的飞机残骸，并提供技术支持。美国国会的亲越南利益集团对美越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影响。亲越南利益集团成员包括55名众议员和14名参议员。这些人都曾参加过越战，带头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是越战时期被囚禁的战俘，而众议员托马斯·里奇(Thomas Ridge)则是越战老兵。两人联合提议美越两国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本国办事处。由于里根政府极力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重申在此之前不会与越南就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磋商，因此此事传到越南国内之后，越南政府表示要停止与美国在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上的合作，结果导致互设办事处的提议被搁浅。里根时期的美国和越南又一次失去了谈判机会。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umor size, localization, TNM classification or coexisting CP and serum TGF-β1, MCP-1, s-Fr and HA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DAC. No tested substances in PDAC patients was related to survival.

进入90年代，美国对于越南的政策有所改变，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后，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再次成为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方在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方面较为在意越南是否会为其提供充分的合作。1991年8月2日，参议员罗伯特·史密斯向国会提议，希望在国会内设立一个由克里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越战中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该委员会被准予一年的时间去调查美国在越南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的真相。同年8月，克里首次前往东南亚展开调查。回国之后，他开始怀疑美国战俘被囚禁在越南政府监狱的事实。1993年1月，经过17次前往越南的调查之后，克里提交了一份长达585页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没有战俘遗留在越南。该报告使用了大量数据，并与相关国家的战俘数据进行了比对，并未发现美军人员还在越南的证据。报告指出，虽然人们急切希望将美军失踪人员找到并营救出来，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美军士兵仍旧在越南境内存活，越南在这方面的确没有隐瞒事实。[15]

整体来说，虽然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已不再成为越美关系发展中的障碍。随后美国提出了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这为越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方向，也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三、恢复双边关系的谈判进程

一战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频频使用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战略。这一战略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外交遏制的有效途径。美国对越南的禁运曾在1946年杜鲁门政府支持法国重建殖民地并对抗越南共产主义的时候使用过。美国禁运对越南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尤其使越南统一之后面临许多困难。除经济方面受到严重损害外，越南在外交方面也因美国实施禁运和包围政策而陷入孤立。因此，如何解决美国禁运和包围政策就成为这一时期越南对外政策的关键议题。

1986年至1992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对越南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效果明显，因为越南通过实施革新开放政策找到了出路。1986年至1990年，越南的电、水泥、锡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0%～11%，开始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原油开采行业。原油产量因此持续增长，由1986年的4万吨增加到1990年的270万吨。在工业品的质量方面，市场竞争迫使越南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越南工业产品的质量因此大幅提高。

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空间。1989年水稻谷物产量为2150万吨，比1939年的产量增长了十倍。越南粮食的稳步增产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1989年，越南从一个粮食进口国变成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由于国内经济改革及外国投资，越南克服了8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时，越南出口大米、原油也遏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6]88-89

外交方面，越南进一步缓解了外交孤立局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政策。越南恢复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和货币组织的信贷关系。在对华关系上，1991年，越中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对日关系上，自1986年以来，两国的经济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双方签署了经贸、投资、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协议。1990年10月越南也与欧洲建立了正常化关系。

进入90年代，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越南又面临新的困难。越南失去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由于这些国家对越直接投资的降低，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又一次上升，国际收支失衡。据统计，1990年，越南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7.1%，1991年为67.5%，进出口也持续下降。[16]89因此，打破美国对越南禁运政策以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就成为越南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需求。事实上，越南与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越南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越南希望美国能提供技术援助和国家治理的经验。此外，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将会进一步加快越南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在提到美国问题时表示：“我们准备继续与美国就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进行协商，并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7]391991年6月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也明确阐释了这一政策，即“促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8]。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越美关系正常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来自国内极右派。这一派认为，从1975年之后越南对美国不太重要。因为越南距离美国太远，从国家规模和经济潜力的角度来讲，越南是一个小国。美国并不在乎越南，而且必须忘记越南这两个字，因为越南让美国人联想到越南战争，这是一场让美国失去荣誉的战争。同时，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扶持东南亚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渗透相对较少。而自1972年上海会议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得到有效执行。通过这个战略，美国和中国发展了良好关系。因此，与越南关系正常化对美国的意义不大。第二种观点来自商界、退伍军人、科学家和美国政府及国会议员。他们都认为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越南位于东南亚到印度洋的海上战略通道上。从军事战略角度来讲，越南金兰湾是越南东南部十分关键的海军基地和海湾。[注]金兰湾包括两个海湾，其由半岛合抱形成葫芦形：金兰为内港，有6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只有1300米的湾口；平巴是外港，有4000米宽的湾口，水深大于30米，航空母舰可以停泊在水深处。金兰湾还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枢纽上，其战略价值极其重要。从经济角度来讲，越南的国内市场虽然不大，但有发展潜力，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新一条龙”[19]。越美关系正常化一方面将有助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现平衡战略，确保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越南站稳脚跟，这将有助于遏制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崛起将会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者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如果不加强与越南的经贸关系，将会失去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市场。从政治角度来讲，美国想通过越美关系正常化来干涉越南的内政，迫使越南跟随美国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从而改变越南政治体制。

上述分析表明，这一时期越美两国在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和需求。在1986年之前的近40年时间里，越南把美国视为“长期威胁的敌人”，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虽然对美国保持警惕，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美国。在这一时期，越南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是鼓励美国的政治家、艺术家、商人和海外移民在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越南共产党也提出不与美国对抗以及“继续与美国讨论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7]108。

另外，越南政府也积极参加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1989年8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越南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后的声明表示，有关各方已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为 “全面结束柬埔寨冲突”奠定了基础。9月21日至26日，在国际组织和媒体的监督下，越南分别在陆路、水路撤出了在柬埔寨的2.6万志愿军和所有武器。当时的柬埔寨党派和政府代表就此事发表声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尽管柬埔寨的局势复杂，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越南的敌对势力失去了反对越南政权的理由。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行动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促使美国在对越政策中的如意算盘落空。

1990年7月18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与苏联外长在巴黎进行会谈后宣布，美国不再承认柬埔寨政府在联合国的存在，并声明与越南在纽约就柬埔寨问题举行直接对话。这一声明体现了美国自1979年以来对越南政策的最重要调整。9月20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梅在纽约会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这些接触为之后双方外长的正式会晤做了必要的准备。9月29日，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在纽约会见美国国务卿之后，就与约翰·沃尔将军讨论了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加强解决越战后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重申继续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宣布：“柬埔寨选举结束和建立新政府之后，美国将会与越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1991年4月，美国政府发布了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包括以下四阶段：第一阶段，在1991年10月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第二阶段，在柬埔寨驻扎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三阶段，出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第四阶段，在柬埔寨举行经过联合国认可的自由选举以及由柬埔寨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新宪法。[20]对于美国发布的越美关系正常化“路线图”，越南政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越南政府认为，这一“路线图”的主要目的是美国以两国关系正常化为条件来逼迫越南解决柬埔寨问题、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虽然美国政府在“路线图”中提出了不平等的要求，但也反映了美国对美越关系正常化政策的进步。越南政府认识到解决柬埔寨问题和美军失踪人员与战俘问题是越美关系正常化的两个决定性问题，因此，越南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

1992年3月，由美国助理国务卿所罗门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越南，双方就战后人道主义问题交换意见。此后，由国会对外委员会主席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参加越美对话。在这些会谈中，越南一方面指责美国仍然对越南实施禁运政策和提出不对等的要求；另一方面表示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愿意与美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同时重申与美国在美军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上进行积极合作。美国方面高度评价越南在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上所释放的善意和决心，并宣布向越南提供300万美元的援助，以支持越南在上述问题上所做的努力。1993年7月2日，美国总统宣布不反对世界各国向越南提供旨在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9月1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决定，批准美国企业参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越南实施的项目。美国的这一决定为越南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美国企业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越美双方各层级政府都有着很多接触，尤其是越南副总理潘文凯于10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政界人士。在这些接触中，美方宣布结束与越南之间的战争状态，不再视越南为敌人。1994年，在越南副总理陈德良访美之后的报告中，越南明确承认了解决越战中美军失踪人员问题确实是克林顿政府处理国内困难问题的需求。[21]

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越南还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促进了在经济、投资和外交领域的关系，这些使得越南的经济和投资不断发展。越南的外商投资法一步步完善，逐渐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资，世界上许多公司在越南开展了业务。由于看到越南新兴市场的潜力，美国商界立即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废除对越南的禁运政策。美国商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亲自到中国云南的中越边境口岸了解和研究市场，并寻找在越南经营和合作的机会。此时在越美关系进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美国需要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趋势。[22]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1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62/38票多数支持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废除对越南禁运政策的提议。2月3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美越双方在对方首都互派代表，废除美方对越方的禁运政策，同时容许美国企业为越方和其他越南侨胞提供金融和商业服务。这一政策受到了越美两国舆论和国际舆论的欢迎。同日，美国总统也表示打算在河内和华盛顿设立非外交办公室。

越美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有所推进。1994年3月2日之前，越南被列为“Z组国家”成员，是遭受全面禁运和经济制裁的国家。而3月2日后，越南被列为“Y组国家”成员，是美国限制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出口许可证是在逐案的基础上被批准。美国商务部将根据具体情况审查和批准向越南出口或再出口技术产品或数据的个人申请。一般来说，批准出口的产品是以民用技术为数据载体，并不会增强越南的军事实力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申请书必须交给商务部。如果不需要咨询其他机构如国防部、国务院等，那么将会在收到申请后15天内予以答复；如果需要咨询其他机构，那么需要等待60天的时间。这不仅是美国对越南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

1995年1月28日，越南和美国共同宣布在对方首都开设联络处，并签署了解决外交财产以及其他问题的协议。该协议被美国视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先决条件。7月11日，克林顿总统正式宣布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7月12日，越南总理武文杰也明确表示：“越南政府和人民欢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7月11日的决定，并准备与美国政府在平等、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和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达成两国关系的新框架。”

四、结 语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国家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决定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美国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新的国际关系大环境下，越南能够为美国带来其想要的利益。越美关系恢复正常化有利于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综合征”的阴影，并对解决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问题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消除美国国内的分裂。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7月11日的声明中肯定了这一观点：“该举措将有助于国内人民的团结。让我们面向未来，我们在前面有很多事要做。这是让我们有机会治愈伤口的时刻，现在我们具有了共同点。不管以前我们分离是什么理由，让我们使它们成为过去。”[23]7月12日，美国正式宣布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被认为是对越南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并且结束了世界超级大国对越南的经济封锁。因此，越美建交对越美双边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对越南而言，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是越南“多边化、多样化”外交政策的重要胜利，与美国建交也有助于改善越南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促进越南加入世界和地区组织，提升越南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对美国而言，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战略利益。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通过与越南深化关系，美国将继续鼓励越南走上经济和民主改革的道路。”[24]这意味着克林顿政府将从经济封锁转向对越南加强合作与干预。克林顿总统也意识到，想要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提出的目标，美国只有实施对越“干预”而非孤立或遏制政策；美国需要与越南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并以贸易关系为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