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禹神话的考古发现及其资源化转变
——以禹会村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黄景春,周 丹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大禹神话在淮河流域流行甚广。淮河经八公山转向东北,到涂山又折转东流。此涂山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古属濠州怀远县),相传大禹治水至此娶涂山氏、会合诸侯、杀防风氏。这里至今有大禹的口承神话,涂山上有禹王宫、启母石,山下有禹会村、防风冢、上洪村、下洪村等遗迹。民间讲述大禹斩杀巨人防风氏时,“尸倒九里,骨拉千车,血染上下红(洪)”[1],是上洪、下洪村落名称的来历。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禹王宫有庙会,附近民众纷纷登山祭拜大禹,瞻仰启母石。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淮河东岸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台和燎祭坑,因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吻合,有人认为这是禹会诸侯的祭坛。在多重证据的支持下,当地人更加相信禹会村就是禹会诸侯之地,神话隐喻的历史似乎得到印证。于是,大禹神话成为蚌埠市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开发的进程。大禹神话开始资源化转变,成为当地文化产业开发和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

一 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资源化

文化作为资源的理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美国社会学者齐默尔曼(E. H. Zimmermann)提出。他认为当某种文化对某人来说具有价值时,该种文化可以被称作资源,“资源不是外部赋予之物,而是由人类主观生成的。”[2]从文化集团内部来说,对文化资源的认定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即有人提出某项文化具有价值,经过学界论证、社会讨论乃至官方审批,该项文化承载的特定精神内涵获得确认;为了展现此种精神内涵及其历史渊源,打造新的场馆或景点对其加以展示。文化资源不仅具有精神价值,也能产生经济效益。文化是人在历史上创造、传承、积累的东西,历史上的每一次创造在后人看来都是对文化的一种“投资”,通过长期积累形成巨大的文化存量,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

20世纪80年代“文化资本”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把“文化资本”跟经济资本(钱物之类)、社会资本(人际关系、影响力等)放一起,称它们是资本的三种类型。[3]文化资本包括的范围甚广,从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神话,到用于制作劳动工具和艺术品的技艺,再到支撑社会运行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资本的范畴。文化资本具有传承性,即可以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组织、文化制度保持文化价值的稳定性。[4]布尔迪厄还讨论了习性、场域、资本的总体实践观,认为合法的文化形式和品位标准是场域中被争夺的资源。[5]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出发,日本学者森山工对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加以区分:文化资本以结构为指向,文化资源以行为为指向;当文化被调动和利用时就成了资源。[6]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可利用的对象,它还只是文化资本;当出于某种目的(包括经济目的)而被利用,它就转变为一种资源。

文化的资源化转变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发生,在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体现的就是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推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在非遗保护的大背景下,当今中国社会完成了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重估,逐渐形成了遗产化、资源化的大趋势。[7]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资源化转变在当今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文化,它具有精神性特征,但也经常以特定物质载体呈现出来。把握它的精神性特征有助于人们按照文化自身的特点进行产业开发。就具体形态而言,文化资源有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通过精神内涵和呈现形式两个方面认识文化资源,阐释人们的资源利用行为,总结文化产业开发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为特定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开拓更多的途径。

二 古代文献对大禹神话的记载

古代文献对大禹神话的记载分散在多种典籍中,部分历史学家将神话历史化,文学家视其为神话。上古文献中的历史与神话难以截然区分,像《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也载入了大量神话。古代典籍对大禹神话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大禹治水、禹会诸侯、娶涂山氏、杀防风氏、锁无支祁等几个方面。大禹治水之功遍布九州,非仅河、汉、江、淮等地。《诗经·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8]把关中沣水东注渭河也说成大禹之功,即可见一斑。《尚书·益稷》:“禹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9]所谓“荒度”就是大力治理,“土功”指治水、筑城、建宫殿等各种工程,这里专指治水。孔传:“禹治水,过门不入,闻启泣声,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10]按孔安国的说法,这段话说的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曾在涂山大会诸侯。《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1]然而,禹迹遍布九州,涂山地望何在,历来众说纷纭。到唐代已有四座涂山。唐苏鹗云:“今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即巴南旧江州是也;三者濠州,亦置禹庙……四者……今宣州当涂县也。”(1)(唐)苏 鹗.苏氏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宣州当涂县，为东晋侨置的南当涂县，并非两汉九江郡当涂县。顾颉刚又提出涂山即今河南嵩县西南的三涂山[12]。各地涂山都有大禹活动的遗迹,其中不乏后世附会。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大多以涂山为南方之地。如《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13]会稽、濠州、宣州都在南方,文献记载较多者为会稽、濠州。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禹会诸侯于会稽的说法就出现了。《国语·鲁语》载有孔子一番言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可谓大矣。”[14]绍兴会稽上有大禹陵,古代朝廷遣官祭祀不绝,声名甚著。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会稽”地名原出山东,商灭夏后,山东部分夏裔南迁,遂有绍兴的会稽。[15]典籍对濠州涂山的记载也很早。屈原《天问》:“焉得彼嵞(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16]台桑是禹娶涂山女之地,地望不明。《路史》引《帝王世纪》云:“涂山氏合昏(婚)于台桑之野,涂山之钟离西七十里。”[17]钟离为古国名,伯益后裔受封之地,原在山东枣庄峄城,东周初迁今安徽凤阳县境内,故凤阳也称钟离。钟离西七十里左右,正是濠州涂山。司马迁也讨论过涂山,他认为夏朝兴起是从大禹娶涂山氏女开始。《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18]84《史记·外戚世家》:“夏之兴也以涂山。”索隐引韦昭云:“涂山,国名,禹所娶,在今九江。”引应劭云:“九江当涂有禹墟。”[18]1967-1968两汉九江郡辖今蚌埠、淮南、合肥一带,境内当涂县,在涂山南十余里。后当涂县治为淮水所湮,东晋另建马头城(在今马城镇),为马头郡治所。北齐设马头县,隋改称涂山县,因山而名。晋代杜预注《左传》之“涂山”云:“涂山位于古寿春东北,相距一百余里,在钟离县西。”[19]古寿春即今寿县,涂山在其东北百余里。另,《太平御览》引东汉应劭《汉地理志》亦云:“禹娶涂山,涂山有禹墟。”[20]禹墟,即禹会村,在今马城镇北五里左右。嘉庆《怀远县志》引西晋《太康地志》已提到涂山前有禹会村:“涂山,古当涂国……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21]15这些材料都表明,濠州涂山是传说中的禹会诸侯之地。谭其骧在比较各家之说后认为,涂山地望应在濠州。他说:“前人释涂山地望,众说纷纭,唯此今怀远县东南淮水南岸一说,合于汉晋之旧,宜以为正。”[22]从古到今已有很多学者都认定此涂山、禹会村与大禹有密切关系。

此涂山之西是荆山,两山之间为淮河三峡之一的荆山峡,峡谷之间山岩阻水,自古为淮河锁钥。峡谷中有古人凿山的痕迹。嘉庆《怀远县志》引《图经》云:“荆涂二山,本相连属,禹凿为二,以通淮流。”又说:“断接谷,谓是神禹凿山处。”[21]16,12古代治水遗迹在这里残留较多,但河床留下大量礁石也表明治水工程艰巨,古人主要是疏通河流,还无暇顾及航道安全。北宋梅尧臣曾乘船过荆山峡,他描写到:“淮流两山间,势束秋涨急。聚石如伏兵,敛敛波下立。”[23]可见当时荆涂间河道狭窄,暗礁甚多,行船仍有危险。实际上,治理荆山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当代仍在进行。新中国治理淮河荆山峡,仅1973年以后的十多年,通过开山炸石,切除涂山延伸到峡口的山体,清理出的花岗岩就超过30万立方米。[24]

濠州涂山在唐宋时期已名蜚天下,文人学士来此登山访古,拜谒大禹神迹,并留下诗词文赋。唐代胡曾咏史诗有《荆山》《涂山》各一首。其《涂山》云:“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防风漫有专车骨,何事兹晨最后来。”[25]此诗专吟禹会诸侯、防风氏迟到被杀一事。宋代苏轼游历荆涂二山,说这里有禹王庙、黄熊庙、启庙、禹会村等。[26]284-285其《涂山》诗云:“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26]1865-1867诗中“支祁”即无支祁,大禹治淮镇锁的水怪;“汪罔”为防风氏后裔姓氏,这里专指防风氏;黄熊庙即鲧王庙;禹会村即禹会诸侯之地,也称禹墟。历代咏涂山诗把大禹杀防风氏、锁无支祁、会盟诸侯都涵盖在内,体现了涂山对大禹神话的汇聚效应。

元明清文人来荆涂二山题咏更多,当地府县志书的记载也不绝如缕。涂山、禹会村一带已成为大禹神话的重要传承场域。

三 禹会地区的大禹信仰及神话讲述

蚌埠市大禹神话的庙宇、村落、冢墓、泉岩等遗迹分布在禹会区、怀远县乃至邻近的凤阳县等多地,其中最集中的地方是涂山。涂山今有禹王宫,相传为汉高祖刘邦所建。嘉庆《怀远县志》引唐袁思邈云:“汉高祖过涂山,命立启王庙以镇荆山,立禹王庙以镇涂山。”[21]79禹王庙唐代仍存。唐高宗时,狄仁杰巡抚江南各道,“毁诸淫祀至二千七百余所,而禹庙巍然独存。今涂山祠是也。”[21]132所谓“涂山祠”就是涂山禹王庙。此庙也是地方官府祭祀大禹的场所。北宋庆元年间,濠州太守刘仲光确定大禹诞辰为六月初六,官府于此日登山祭祀。[21]71苏轼到涂山游历时曾描述此庙会:“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出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26]1865-1867看来官祭也有广泛的民俗根基,否则难以想象会有数万人登山祭拜的盛况。明朝涂山禹王庙又形成三月二十八和九月初九两个民间庙会。官民一年三会,分布于三、六、九月,维系大禹信仰的活跃状态。迄今,官祭不复存在,民间九月九日的庙会也已式微,三月二十八日的庙会延续至今。庙会前后三天,每天数万人上山,二十八日当天更多,一时间涂山人满为患。庙会本是自发形成,政府不参与其事。2006年涂山庙会进入第一批安徽省非遗名录后,政府开始介入组织和管理工作,庙会期间有安保、环卫人员值班。

庙会主要是表达对大禹的信仰,也延及于涂山氏。涂山氏的化身就是启母石,在禹王宫南的山坡上,俗称“望夫石”“石婆婆”。它原本是一块矗立的山石,形如人立。明代中期在凤阳府任职的张士隆有《题启母石》一诗:“亭亭独坐向江滨,四伴无人石作邻。云鬓挽成千载髻,蛾眉淡扫四时春。霜为腻粉凭风傅,霞作胭脂仗日匀。莫道岩前无宝镜,一轮明月照精神。”[27]事实上,明代启母石并非全凭自然风月来装饰,山岩也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早就经人斲削过了,其口鼻耳目、面廓发髻乃至肩背胸腹等都有雕琢之痕,更像一位安坐的中年妇女。庙会期间,民众来到启母石前献祭,还有女性香客带来脂粉涂抹其脸颊,以表达信奉虔诚。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宋濂曾描述:“巨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妪俨然也,相传为启母石。庙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饰其貌者’。”[28]此石经雕琢之后,已成一尊露天神像。至于何时雕琢,宋濂描述依据庙史,而庙史所记都是旧事,“粉黛饰其貌”发生在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雕琢启母石必在其前。20世纪80年代文物专家曾作鉴定,初步判断雕琢之事是唐代人所为。[29]此石像至今仍有香客前来求子。求子者背对石像扔石子,落到启母身上,相信不久即可得子嗣。

大禹神话衍生出的相关风物还有很多,禹会村就是一个综合性遗址。此村名最早见于西晋《太康地志》,距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村中原有大土堆,二十多年前仍有3米高,以前土堆上有庙,有黑色石舟,土石被近些年建房的村民挖去垫了地基,现仅残存雕花砖石和几块大石碑。土堆上的黑色石舟,相传为大禹治水所乘,遗留此地就成了一块能治病的神石,民国时期黑石失踪了。(2)第一次调查:访谈对象:陈YS,男,1930年代生,禹会村后郢人,原禹会村小学教师;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7年7月5日;访谈地点:后郢村。第二次调查:访谈对象:钱JY,男,1947年生,禹会村前郢人;访谈人:黄景春;访谈时间:2018年8月3日上午;访谈地点:前郢村。2018年8月3日下午我们还在禹会村后郢调查了陈LX(1964年生),他说村里大土堆上能治病的黑石,石下有水坑,大旱不干,石头上可以坐两三个人。小孩有病躺一躺就好了,牛生病到石头上蹭一蹭也能好。日本鬼子进中国以后,来勘察过,后来就偷偷弄走了。其他如冷水村、上洪村、下洪村、马城镇等地也留有相关风物和遗址。这些风物和遗址正在逐渐消失,但民众口头讲述的大禹神话仍在流传。

这些口述神话主要集中在大禹治水过程和娶涂山氏女这两件事上。其中大禹拘锁无支祁是治水中的重要一环。故事说大禹来到荆山治理淮河,发现是水怪无支祁造成的水患。无支祁还骗人财物、淫人妻女,只有除掉此怪,洪水才能平息,天下才得安宁。当地人仍在讲述“大禹战水怪”的故事:

大禹在涂山这里治水,怎么也不能成功,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淮河有个水怪叫无支祁,专门跟大禹作对。就是因为水怪作孽,大禹治水总也不能成功。而且他还经常变化成人的样子,去农民家里,骗吃骗喝,还骗走黄花大闺女。大禹一听,这样的孽畜不能留着。就和无支祁打了九九八十一个回合,终于把他捉住。大禹想把他杀死,但他是玉皇大帝的侄子,大禹不敢轻易得罪玉帝,就把水怪锁在了涂山的一口井里。那口井在我们小时候里面还有水,不管什么时候,里面的水总也不干,而且水是彩色的。现在干了。(3)蚌埠市艺术研究所.蚌埠民间故事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7.2017年2月10日上午,我们还在涂山调查了石CP(1951年生),他也讲述了该则神话,并补充了无支祁具体所做的恶事,以及小时候看到彩色井水的细节。

当然,也有人讲述大禹是把无支祁锁在淮河水底,而不是锁在涂山的一口井里。英雄除妖是民间文学常见的母题,大禹拘锁无支祁也属此类。当地广泛讲述的大禹斩杀防风氏则属于惩戒性故事。在上古神话中,防风氏乃是巨人族的首领,因开会迟到而被大禹处死。但在禹会地区,防风氏跟大禹被说成舅甥关系,大禹因误会而错杀防风氏:

大禹的外甥是防风氏,……治水的时候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淮河又发大水了,大禹非常担心,赶紧喊十八路诸侯来开会,看看怎么办。防风氏迟到了,按当时的法律要砍头的。诸侯们都为他求情,大禹就给了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让他去把淮河挖深,叫洪水分流。……过了一时工夫,他就回来说:“管了。”大禹和诸侯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才这么一会儿。大禹就问:“这么快就挖好了吗?”防风说:“挖个脚面深的沟,能要多长时间?”大禹一听很生气……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外甥。

这时外面的小兵进来报告,说洪水退了。大禹这才突然想起,……他说的“脚面高”实际上已经非常深了。大禹非常后悔,但是没有办法了。抱着防风氏的尸体哭啊哭啊。防风身体大,血越流越多,把淮河上游和下游全染红了。大家觉得防风被冤枉了,就建了上红村、下红村来纪念他。(4)第一次调查:访谈对象:石CP,男,1951年生,冷水村人,曾在禹王宫住十五年,现在涂山做道路山林管理工作;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7年2月10日上午;访谈地点:涂山脚下停车场。第二次调查:访谈对象:宫YJ,男,1944年生,禹会村后郢人;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7年7月14日下午;访谈地点:宫YJ家中。宫氏所言,大禹斩杀防风是为了显示权威性,并未悔恨。只有防风在死前痛哭流涕。

在这个故事中凸显了大禹执法严明的君主形象,也表达了对防风氏的同情。在禹会地区还有禹会十八诸侯的故事,说禹会村的大土堆就是大禹为了会见各路诸侯而让王母娘娘修建的。(5)被访谈人:钱JY,男,1947年生,禹会村前郢人,自小生活在村中;访谈人:黄景春;访谈时间:2018年8月3日上午;访谈地点:前郢村。还有大禹与怀远石榴的传说,讲述大禹治水时众人都拉肚子,玉帝派天兵种下的石榴树一夜之间开花结果,众人吃了石榴都好了。大禹依靠这些石榴治好了淮河。(6)被访谈人:石CP,男,1951年生,冷水村人,曾在禹王宫住十五年,现在涂山做道路山林管理工作;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7年4月26日上午;访谈地点:涂山禹王宫。

禹娶涂山女的故事在禹会地区也有流传:大禹和涂山女结婚没几天就离开家赶赴治水工地,妻子站在山上远眺,希望看到大禹回来的身影。涂山女站立的时间太久了,化身为一块石头。人们便给这块岩石起名“望夫”,以像其形,也表达对她的同情。这个故事接下来讲到:

望夫,听起来很像“旺夫”。在以前,旺夫最好的方式就是多生儿子。有的妇女长时间没有怀孕,或者是总生女儿,婆婆就会陪她们一起上山,到望夫石求子。望夫石看着像一个大肚子怀孕的妇女坐在山边,她的衣服背后那里,有个窄窄的平台。妇女站在望夫石背后,往平台上扔石子,要是石子能正好落到涂山女身上,那就是能得子。(7)被访谈人:魏MF,男,1975年生,怀远县人,自2015年受聘为禹王宫道士;访谈人:周丹:访谈时间:2018年3月4日下午;访谈地点:涂山禹王宫。

“望夫”即“旺夫”,“石子”即“拾子”。民众用谐音的方式来表达宜家旺夫、生子延嗣的愿望。故事情节跟习俗仪式紧密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神话与宗教相结合的特性。

禹会地区大禹神话和信仰原本是民间文化,因大禹治水体现的精神品质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价值得到高度肯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蚌埠市怀远县在荆山下的淮河岸边、县城老西门各树立一尊大禹雕像。2006年怀远县将“涂山庙会”申报为安徽省级非遗项目。由于该神话历史悠久且影响很大,2008年禹会区将“涂山大禹传说”也申报为省级非遗项目。在我国非遗项目分类中,“庙会”属于民俗类,“传说”属于民间文学类。之所以用“大禹传说”而非“大禹神话”,主要是因为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神话已经消失,转变为传说了。实际上,大禹神话与信仰在禹会地区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即便非遗名录中使用传说这个名称,也改变不了它的口承神话性质,对大禹的祭拜也未受任何影响。涂山庙会、大禹传说进入非遗名录完成了神话的遗产化,但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化开发条件仍不成熟,还需要专家的研究论证、当地政府详备的开发计划以及投资方的资金注入。

四 考古发掘揭示大禹神话的时代背景

以上文献、遗迹、诗文和口承神话在宗教、民俗、文学的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但因所有的文献资料相比于夏王朝诞生的年代都要晚一千多年到三千多年不等,史料的可靠性仍有待证实。当然,证实上古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是十分苛求的事情,因为上古文献是把历史、神话、宗教混合在一起的。然而,随着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工程的展开,相关神话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

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工程是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项目之一立项实施的。200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等单位开始对这处选定的淮河中游遗址进行勘探性发掘,确定了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随后的2007至2011年,连续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30]11此项发掘地点位于禹会区禹会村的前郢,发现了大型祭祀台基、燎祭坑、临时住宅等,总揭露面积7 605平方米。[31]41所谓的“意想不到的收获”主要指发掘出一个大型T形土台。

T形土台平面呈北宽南窄的长条形,坐北朝南。南北总长108米,北部东西宽23.5米,南部东西宽13米,总面积近2 000平方米。……土台的筑造,先挖出坑槽,然后由下而上分3层营建。下层为灰土堆筑,厚约0.8米。中层用黄土铺垫,厚0.15-0.20米。上层用白土覆盖,其中北部覆盖的白土较厚,厚达0.3米,中部略薄,厚0.1米,南部最薄,厚0.03-0.05米。T形土台上覆盖白土厚薄不同的现象表明,T形土台的重要区域在北部。[32]

在T形土台中轴线上的北端建有一个正方形高台,底部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4米,顶部长宽都是1.1米,残高1.25米。[30]15高台北面是面积约90平方米的燎祭坑,东面是祭祀沟,燎祭坑和祭祀沟中出土上万件低温烧制的陶器残片和火烧过的动物骨骼。中轴线南端一字排开共35个柱坑。考古学家经过讨论一致认定:这是一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30]18。烧祭坑是大型仪式上焚烧祭品的地方,祭祀沟用于掩埋燎祭坑清理出来的祭品。柱坑可能是栽柱子或旗杆用的,“无论是栽的图腾柱,还是旗杆之类的标志物,都与祭祀或盟会活动有密切关系。”[30]18土台遗迹上采集的木炭样品,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568a)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2190年±40年。[31]215也就是说,此大型礼仪性建筑遗存距今4 150年左右。结合对附近遗址其他木炭样本的14C测定结果,禹会村遗址持续于距今4 500-4 000年之间。这项祭祀遗址也不是一次性使用,而是前后使用上百年。关键是此祭祀遗址处在淮河东岸,附近荆涂二山有古代治水烧凿岩石痕迹,时间上又跟大禹治水时代相吻合。这足以引发人们的联想,把它当做大禹会合诸侯的祭坛。

当然,对于这里到底举行什么样的礼仪性活动,各位学者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T形土台遗址“表现了大型的具有祭祀意义的盟会活动”,“是盟会过程中的礼仪性场所,表现了隆重、庄严又神秘的场面”[30]25;有人推测,土台的燎祭坑应是大型灶址遗存,祭祀坑是垃圾坑,“其为举行大规模仪式活动之时的大型宴享活动的遗留,即烧烤面是用于炊煮活动的场地,而近旁的垃圾坑,则是丢弃用完或用坏物件的场所”[33];也有人认为,燎祭用火“可能是用火克水,或者说用火治水,……表明祭祀者以厌胜巫术的方法,以火克水”。[34]鉴于土台上方有简易工棚建筑,不排除大型活动结束后,少部分人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主持考古发掘的专家坚持认为:该遗址与大禹治水年代相吻合,举行过大型集会和祭祀活动,在禹会村这个地方也具有特别的文化氛围,他们的结论是:

时代的吻合、地域的吻合、文献记载的吻合、遗迹现象的吻合、遗物特征的吻合,加上自然科学的测定和论证,都为我们提供了考证“禹会诸侯”事件存在的有力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禹会村遗址是“禹会诸侯”事件的发生地。[31]28

如果把“禹会诸侯”视作那个时代盟会、祭祀等仪式的象征,上述结论或无不可;如果把“禹会诸侯”当做一次性事件,从遗址现场的某些细节去分析,尚存不少疑问。从燎祭坑土壁烧烤后的硬化程度看,这里应是长期或多次烧火的地方,“禹会诸侯”是短暂的一次性事件,现场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烧烤硬化面。祭祀所用礼器大多是陶质酥松的低温陶器,还有制作比较随意的变形陶器,包括礼天的璧也是陶璧;禹会村遗址中没有发现任何玉器的踪迹。[31]202,203如果是大禹这样君主级别的人物在此盟会,怎么会大量使用随意制作、低温烧制的陶器且没有任何玉器呢?因此,这里或许是治水期间各地诸侯或领队聚会、议事、祭祀的地方,或许只是各地送来的治水工匠民夫就餐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把这里坐实为“禹会诸侯”事件的发生地,都嫌证据不足。何况古代文献对大禹的记载往往是神话与历史混杂,史学家在上古神话中寻找早期历史,神话学家也在早期历史文献中寻找神话。[35]禹会村发掘出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同样也可以从历史学、神话学两个维度加以解读。至少它表明大禹在淮河治水的神话是有历史依据的。甚至还可以延伸推测:这里流传的鲧、涂山氏、防风氏等口承神话也未必都是空穴来风。神话固然是想象的产物,但想象的情节经常来自于历史经验和民众愿望。古人曾聚集在这里疏通淮河,在这里盟会、祭祀、宴饮,在这里共同奋战,也难免有相互争斗,这是从禹会村考古遗址可以推定的基本景象。

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重大,所有大禹治水的历史文献和神话故事因为这次发掘而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它虽不能证明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神话情节,但是它确认了淮河流域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揭示了大禹治水、禹娶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等神话产生的时代背景。

五 禹会村大禹神话的资源化转变

“禹迹”是九州的代名词,全国有无数条江河在传说中都是大禹治理过的,也有多个禹会诸侯、娶涂山女的地望,当地志书都会有记载,口承神话也会得到搜集整理,但通过考古揭示出大禹时代的会盟、祭祀遗址,仅此禹会村一地。这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和疆域、淮河流域早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蚌埠这个随着津浦铁路开通而崛起的、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城市来说也意义重大。当各地都在实施以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开发的时候,蚌埠历史文化欠缺的短板暴露无遗,考古发掘成为发现文化资源、提升文化地位的重要途径。蚌埠境内先后发掘了7 000年前的双墩遗址、5 000年前的垓下遗址、春秋时期钟离国君墓等。涂山、禹会村一带是蚌埠的文化富矿,但几十年来仍处在民间庙会、区域旅游这样的低端开发阶段,缺乏高品位的文化产业开发,也难以产生大规模经济效益。2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随后禹会村遗址发掘作为淮河流域唯一的子项目跻身其中。这项考古工程受到当地政府(特别是文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报以很高的期待。所以,当考古学家宣布在禹会村遗址发现一处“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特别是有考古学家宣称这里可能是“禹会诸侯”之地时,当地政府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考古学结论,因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论“禹娶涂山”也发生在这里,大禹治水的历史和神话跟蚌埠就有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联。对于处在文化产业开发和经济转型时期的蚌埠来说,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不仅符合需要而且来的恰逢其时。

当地政府努力要把这项考古成果转变成文化遗产,并推动其资源化转变。2013年禹会村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进一步阐释该遗址的文化意义,同年12月蚌埠市政府主办了“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60多位考古和文史专家应邀出席。在研讨会期间专家们先后通过题词、论文发表对禹会村遗址的看法,多数人赞同禹会村就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考古学家李伯谦题词:“‘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通过考古发掘,禹会之地就在眼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题曰:“禹会涂山,史存疑团,科学发掘,一锤定音。” 考古学家王震中题曰:“禹会诸侯于涂山,因禹会村的发掘而得到落实。”这些考古学家的意见成为研讨会的基调。为了宣传禹会村遗址并扩大研讨会的社会影响,会议主办方邀请了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香港文汇报等在内的几十家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各家媒体纷纷以“禹会诸侯之地在蚌埠”为题进行报道。如人民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专家确认〈左传〉“禹会诸侯”之地在蚌埠》,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标题是《禹墟五次考古证实禹会诸侯并非传说》,中国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四千年前大禹会诸侯于蚌埠》,香港文汇报报道的标题是《蚌埠禹会村遗址:“禹会诸侯”或真实发生》。地方媒体以更加确凿的口吻进行报道,如安徽电视台报道的标题为《蚌埠就是当年“禹会诸侯”之地》,合肥晚报的标题是《禹墟:高台之上的万国大会》,蚌埠日报的标题称《蚌埠就是“禹会诸侯”之地》《发掘文化底蕴,推动蚌埠发展》。(8)对此次研讨会的报道全部汇编在王勇勇主编《蚌埠禹会诸侯之地——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新闻作品集》,蚌埠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2014年内部资料中。诸如此类的宣传报道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但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效应。在这种效应尚未消散之际,蚌埠文化部门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的申报。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遗址保护方案,资金也未到位,与会专家提出了遗址暂时回填、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案的意见。也就是说,此处文化遗址的价值得到了认可,但坐拥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进行资源化转变。这种转变还需要两个步骤:其一,当地政府需要提供详备的开发计划;其二,投资方(国家部委、当地政府或文化企业)要有开发资金投入并推进开发过程。

经过工作汇报和部门协调,2015年蚌埠市文物局开始提交“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申报材料,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遗址的价值:其一,遗址自身具有特色,其特殊性足以支撑起国家层面的精神文明;其二,遗址面积颇广,适合建设国家级遗址公园;其三,遗址的位置处于城市扩张区,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便利。当然,这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计划占地超过4.5平方公里,涉及包括禹会村在内的几个古老村落的搬迁,所涉及的问题需要蚌埠市政府做通盘考虑。市政府要在达到保护禹会村遗址这一目的的同时,还要着眼于城市未来规划、旅游景区布局、基础设施配套、居民搬迁和再就业、环境整治、文化产业开发等多方面问题的解决。这项建设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前期规划也由轮廓到细节不断充实。申报材料经过层层审批,于2017年9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函[2017]1681号的批复意见,同意“禹会村遗址保护规划”建设项目,要求当地政府“将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2017年12月“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得批准,国家文物局将投入专项资金支持此项目建设,同时安徽省和蚌埠市也筹措资金进行相关项目的配套建设。至此,禹会村遗址的资源化开发所面临的政策和资金难题都得到解决。

根据蚌埠市《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9年禹会村将全面搬迁,回填的遗址台基将被重新清理出来,覆盖透明玻璃,上面建大型展示厅,作为遗址公园的核心展示区供游客参观。遗址公园的场馆内部分为四个展示区域:其一,禹会百科,以历史文献和口承神话为依据对遗址的功能进行文字和图片介绍;二,模拟现场,对禹会诸侯的历史/神话场面做雕塑、绘画相结合的实景展现;三,禹墟探秘,让游客体验考古发掘,熟悉考古工作流程;其四,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体验,利用VR技术的人机交互手段和虚拟画面,让游客产生身在“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会场感受。此外,遗址公园内还有水利文化展示区、农业景观展示区,供游客体验我国历史悠久的水利文化和农业文化。

由于禹会村遗址公园建设规模巨大,近期工程投资约5亿元,远期投资规模将达到20亿元(不含居民拆迁安置费)。预计此项工程将有力推动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并对当地的居民就业、文化生态和经济环境等产生良性拉动作用。

六 余论:资源化背景下神话传承场域的变化

禹会村遗址发掘之前,禹会地区的大禹神话景点主要集中在涂山,禹会村已无地面上的大禹文化标志物,仅靠古老的村落名称无法吸引游人。现在禹会村遗址公园建设步入快车道,村落近两年拆迁完毕,居民异地安置,另寻就业门路,这里的地标特征将是文化场馆、雕塑广场和农业景观绿地。按照现在的设想,将来禹会村遗址公园要购票入场参观,而且按照多地的常规做法,有可能会跟涂山景区形成联票。因此,涂山作为与遗址公园相印证的文化遗存汇集地,也将迎来更多的游客,随之而来的要求是,停车场、登山步道需要重建,碑刻、启母石、台桑、圣泉、禹王宫乃至庙内的银杏树等景观都需要整修,以打造与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相匹配的旅游景区。

当一个区域的文化资源化以后,实际上资源化的不仅是特定的几处文化遗存和神话传说,当地的房产、饭店、旅馆、山水乃至附近的民居、土特产、特色饮食、曲艺表演等都获得附加性价值,形成新的对实物商品、服务商品或文化商品的需求。每一种商品的价值体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在新的文化场域和需求关系中,由于游客大量到来造成了区域内各种商品的稀缺,势必抬高商品价格,从而造成新增价值和利润,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拉升效应。至于这种拉升效应的大小,一方面要看资源化的神话/考古遗址的经营状况,主要看它能否产生较大的魅力吸引足够多的人前来旅游、参观、朝拜；另一方面也要看被辐射到的各个行业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满足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

在大禹神话资源化的过程中,诸如禹会村这样的古村落行将消失,文化传承场域中的各项元素面临改换,传承方式的变化也在所难免。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在传统村落解体的情况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传承”概念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记忆”。[36]这个观点值得借鉴。当然,禹会村地处蚌埠市的近郊区,即使没有遗址公园的建设,随着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城市化带来的变化也很快会降临。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乡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作用下文化传承场域和传承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这些改变不会造成大禹神话的失传。建设禹会村考古遗址公园,把古代文献、口承神话、考古遗址融合起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创造情景化、可体验的场面,必将开辟大禹神话新的传承记忆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在《两个孩子的环法之旅》中指出,以前书中的法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法国人用另一本书籍塑造了青年人的记忆。我们不一定非得固守原先的场域来传承/记忆文化。文化传承场域和传承方式都可以变化,但文化精神仍然在延续。“文化记忆为我们所需,属于我们且支撑我们,因此它被我们保存下来并得以永存。”[37]大禹神话承载的民族精神早已经融入华夏子孙的血脉,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文化传承场域和传承方式的改变不会妨碍神话及其精神内涵的延续。

文化资源化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产业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欧美日韩都做过一些探索,形成一些基本共识。“为了保护历经世代积累、散发着祖先智慧与灵魂的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必须从先前着重‘保存’的被动态度,转向‘活用’之主动立场,从‘享有’的消极姿态,转换成积极营销的‘产业化’。”[38]相关研究可以为新景观建设、地域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推进文化遗产转化为资源,用更加人文的方式利用文化,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挥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