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琐记

口述人：李文采（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刻印科首届本科生）

我家是农村的，1959年到杭州来读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学了十年画。当时和现在不同，大学没有书法专业，大学老师黑板上写几个粉笔字也是很难看的。社会上也没有学书法的风气，年轻人都不学书法。我们附中毕业的时候，老师动员我考书法专业，我才知道要办这么个专业。

最早是陆维钊先生在那个高教会议上提出来的，说：“现在年轻人不会写毛笔字。日本书法代表团到中国来，说‘日本书法一直没断过，中国虽然是书法的故乡，但是继承书法呢，要靠我们日本。’”于是，国务院说要办书法教育，这是文化传统嘛，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实施。当时社会上没有这个风气，年轻人都不学书法。第一届报考的就十来个人，后来只考上两个，都是作文成绩比较好，因为陆维钊先生重视文学。

当时考专业我记得就是临帖，临几个字。主要是考古文方面，有古文断句，有填词。我们这一届也是语文老师向陆维钊先生推荐的。我倒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两个老师教过我拿毛笔的：一个是原国民党军官，另一个是北京大学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也教过我，教的柳公权体。当时没基础，只是开了个头，后来就没有学了。那个时候要是一直学下去就好了。

真正学就是从读书法专业开始。陆维钊先生要把我们培养得像封建文人，诗书礼乐都懂。学王力编的《古代汉语》，作作文，一个礼拜现代文，一个礼拜古文。《古代汉语》陆维钊先生上。古文原来也是陆维钊先生，后来朱家济先生批改。现代文是章祖安老师批改。还有一个刘江老师是课外辅导。篆刻有三个老师：一个是朱家济先生。朱老师教我们刻那个吴派风格的，篆书也是他教。汉印工整一点，是聘请韩登安先生教。后来说他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没有聘请他，就请方介堪老师来教我们。还有一个老师是沙孟海，教古玺印章、文字学、篆刻史。隶书是陆维钊先生教，草书是潘天寿先生教。陆维钊先生因为是学校的（专职教师），所以他经常到教室来，我们教室有个大的砚台，我们磨墨，他示范示范。

陆先生开创高等书法教育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一个是要跟日本人比试。当时这个报纸上都发表了，书法是国粹嘛。还有一个是老师跟我们讲要做普及工作，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水平，另外一方面要推动社会普及，通过书法专业教育带动社会。我们学校是美术学校，学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画画和我们书法一样的，也要做普及工作的。万万没想到80年代兴起“书法热”了。那时候我很忙的，每天吃了晚饭就骑车出去了，到处去讲书法。当初杭州几个大学，都有书法协会的，学生组织书法协会让我去讲课，那是真正地做了普及工作了。

我本来是1968年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了一年。毕业后被分到浙北安吉县文化馆。1978年，沙孟海先生向浙江博物馆领导推荐，把我调到浙江博物馆。

沙老将我推荐到浙江博物馆，这个大家都知道。陆维钊先生也推荐，想让我回到大学里面去。陆维钊先生跟我没讲过，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学院一个政治老师王富年，我跟他关系比较好。1978年10月份，我当时在安吉文化馆，他写了封信，说：“增补教师的报告上面就是你的名字，你要做好工作，不要美院调而安吉不肯放。”而且叫我保密这个事情。浙江博物馆动作快，他在前，要是动作慢一点我可能到美院去了。

现在流传的一些资料说是陆先生教学的时候非常严格，最负责，因为他是科主任，他有责任感。当时考上去我和金鉴才两个人，还没上课，就到陆先生家里去。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夏天嘛，陆先生给我们两个讲：“你们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们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他是很负责的，不像其他几位老师，沙孟海先生、朱家济先生，他们是客座教授。后来看到朱先生给朋友写信，信中讲到，他当美院教授实际上不是很愿意的，是领导派他来的。所以他教学呢，也不督促，学生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跟陆先生比起来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陆先生上课讲的东西多一些。文学课是他讲的，讲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他在黑板上画来画去。

陆维钊先生和沙孟海先生都不轻言创新。陆维钊先生有次课堂演讲，说自己好像要创新了，也许失败，也许成功。他脑子里那段时间就想要创新了，说明他有这个意识。我们学生当时学的时候没有讲创新，就临帖。现在书法兴起来，就要求创新。我的体会是这样，这个继承和创新是因果关系，不是对立关系，就是你继承得越好越能够创新。为什么这样讲呢？创新不是求变嘛，法帖就教你怎么样变化了，但是这个变化程度肯定有误差，我认为创新就是个误差。误差有什么好炫耀呢？比如人家说我写王羲之《兰亭序》写得比较像，就是书奴了。书奴就是我嘛，我是书奴的代表人物。但每次写我都想写出《兰亭序》这个水平来，却不可能。有误差，你不创新反而不行，这个误差就像打枪打不中一样。

我从章祖安先生那里看到，说陆先生很严，但他自认为交了一份白卷，很不如意地做了个书法家，这说明什么呢？他是古典文学教授，其他一些老师都著作很多，但是陆先生相比著作少。要说他这个文学教授，应该是写了很多书啊，但是陆先生把精力用在书画方面、书法实践方面，他的著作就少了。历来就是重文轻艺，艺术就是有精力了去玩玩，读书人是仍然重视学问，艺术呢不当回事，所以陆先生也是受这个影响，说交了份白卷。实际上怎么可能是白卷呢？他书画大丰收嘛，就是重文轻艺影响了他。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想法，书法体现人的各个方面，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学问建树、性格气质等，讲得最多的是学问，学问不好字就写不好，学问好才能写得好。我认为书法和学问又没关系。我们（美院）附中在杭州的也不少人，经常开同学会。有次，金鉴才来开同学会，他跟我讲：“你讲书法跟学问没关系，陆维钊先生知道的话会给你一巴掌。”他代表陆先生给我一巴掌，我也没反驳。第二次又开同学会，金鉴才没来，我说：“上次金鉴才代表陆维钊先生打我一巴掌。陆先生肯定不会打我，还会赞成我的观点。为什么陆维钊先生说自己晚年交了份白卷呢？他这个书画大丰收嘛，为什么说是白卷？就是‘重文轻艺’，陆维钊先生就是觉得自己古文方面、著作方面没其他人多。那我说书法跟学问没关系，那么陆先生就没有这个遗憾了。”当时我们附中同学们都是画画，也没写文章，也没出过书，所以他们都比较赞成我这个观点。

我认为书法人人学得好，书法就是培养一个书写习惯，跟我们语言一样。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对头又花了功夫，跟讲话一样，人人都可以学得好。你看古代文人，个个都写得蛮好，当然有差别，但是都看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现在全国书法水平比不上古代呢？就是指导思想不对。研究生啊、博士生啊不是在书法本身去提高，而是去研究写论文，所谓书法美学。美学怎么讲呢？书法跟儒家有什么关系，跟道家什么关系，甚至跟中医什么关系，都讲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讲的。陆维钊先生是很重视学术修养的，但是他也没有讲过学问好才能学好书法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