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研究

张少冬

〔摘要〕 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要价，美国和英国也获得了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自述》及《艾登回忆录》都对《秘密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同时也证明在美苏强权政治的压力下，中国与苏联通过谈判，苏联获取了比《秘密协定》还要多的好处。《秘密协定》无疑是美苏英强权政治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新中国的成立使其部分破产。自此中国逐步摆脱受列强任意操控的命运，逐渐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当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国家间关系指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一条道路，但是西方强权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关键词〕 美国;苏联;中国;雅尔塔;秘密协定

〔中图分类号〕K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1-0066-07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即，为安排战后国际秩序和瓜分利益，苏美英三国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会议的议题包括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及成立联合国议题，其中远东问题主要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三国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要价，也保证了美国和英国在中国的政治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两至三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会议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因担心引起中国强烈反对，同时顾及世界舆论的影响，美苏英三国将该协定作为机密不予公布，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意，因此这一协定也称《雅尔塔秘密协定》。该协定是二战后美苏英瓜分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与沉重代价，但是依然没能摆脱受大国操控、按照大国利益安排战后国内秩序的命运。国内对《秘密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结合当时重大历史人物的相关记述，从大国操控战后中国国内秩序的角度研究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记述》及《艾登回忆录》等几位重大历史人物的相关记录，是目前公开出版并对《秘密协定》记录角度具有互补性的三种史料。艾登见证了《秘密协定》的出炉，蒋介石记录了当时中国承受的来自强国的巨大压力与威胁，蒋经国则亲历了中苏为《秘密协定》进行的艰苦谈判。本文主要结合这三种史料，研究《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了解西方大国强权政治主导国际秩序的历史与实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强权政治主导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而促使人们思考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道路。

一、 雅尔塔会议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及《秘密协定》的最终签订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获胜的大势已定，对战败国的处置及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迫在眉睫，同时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也日趋激烈。中国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东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的秩序安排成为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就成为美苏英等大国确立远东国际格局、建立战后秩序的“主战场”之一。美国希望通过扶持一个亲美政府，使中国不仅战时能够有效牵制日本军队的主力，而且战后也可以成为牵制日本、遏制苏联的国家，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利益的目的。苏联则企图攫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使中国东北成为它的势力范围。丧失昔日大国地位的英国更不甘心退出中国，失去在中国香港殖民的机会及其他既得利益。由此可见，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基本以美苏英三国利益为中心展开。

1945年2月4—11日，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当时美国非常希望苏联从北线打击日本，迫使日本早日投降。会议的主要议题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成为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重大议题之一。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美苏已经为此经过多轮谈判，但是一直议而不决，尤其是关于战后瓜分美苏两国在中国的利益，美苏需要对方作出明确表态后，达成最终协定，至于中国蒋介石政府将如何反应，则被认为基本在美苏两大国掌控之中。

根据1945年2月8日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1953）和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的谈话记录，罗斯福事先根本没有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任何沟通，单方面就答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牺牲中国主权利益的要求。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签订了《秘密协定》。协定内容如下：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三大盟国领导人商定，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二、三个月，苏联将加入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一）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 恢复被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即：

1. 萨哈林岛南部及全部附属岛屿归还苏联;

2. 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惠利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

3. 在组建中苏合营公司的基础上，共同经营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优惠利益，同时注意到，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所作的打算是，关于外蒙古和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按照约·维·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取得这种同意。

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胜日本后无条件地予以满足。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缔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用苏联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从日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1]（623-624）

上述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毫无疑问是美苏英三国对同盟国中国的背叛与出卖。由于谈判完全由美苏掌控，英国自然非常不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在正式谈判前，关于苏联会对中国东北及朝鲜提出什么要求，英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已经做了预测，“我们还不知道俄国的要求是什么，但这些要求是否符合开罗宣言，中国人、美国人，还有一些别的人是会严加盘查的，而我们自己对开罗宣言也负有责任。中国人可能得到美国支持，也指望我们支持，因此如果要满足俄国的这些要求，除了不顾中国的一切反对，别无他法。”[2]（885-886）而英国的担心后来既成事实，艾登日记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恼怒，“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2]（896）丘吉尔和艾登当着美苏领导人的面争论起来，可见当时英国处于多么被动的局面。艾登认为英国不应该参与秘密协定，丘吉尔则认为英国如果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英国“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2]（896）为保全在中国的利益及远东问题上的发言权，最后英国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

雅尔塔会议谈判的这些内容及签订的协定如果过早公之于众，必然遭到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质疑，不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与取得最后的胜利，也无法顺利实现美苏英三国的私利，所以美苏英三国为掩人耳目，用《秘密协定》完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易。雅尔塔会议后，美苏英对《秘密协定》如约进行保密，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演讲时面对议员的质询，仍谎称雅尔塔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

就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蒋介石已经预感形势不妙，担心美苏英三大国会牺牲中国利益。1945年2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见罗、丘、斯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3]（716）雅尔塔会议之后，为获知确切消息，1945年3月6日及10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两次要求赴美面见罗斯福总统，均遭拒绝。1945年3月5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密电向蒋介石报告了《秘密协定》的大致内容，蒋介石方才得到美苏拿中国利益进行交易的确切事实。但是美苏仍然没有将《秘密协定》正式告知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日记中说：“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3]（718）直到1945年3月15日，还是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通过密电告知蒋介石《秘密协定》的确切内容。雅尔塔会议三个月之后，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才将《秘密协定》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在美苏的共同施压及威逼利诱下，尤其是在得到斯大林只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表态与保证后，蒋介石政府最终屈服了。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几成定局。苏联担心美国势力因原子弹的威力而增加，苏联利益受损，遂于1945年8月8日匆忙对日宣战，1945年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时局如此，蒋介石只能一边在日记中痛骂：“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3]（736）一边又不得不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了美苏在《秘密协定》中强加中国的各项条款。至此，《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秩序安排的相关条约签订基本尘埃落定。

二、 《秘密协定》与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原则背道而驰

《秘密协定》第一条“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1]（623）这一看似模糊的规定，实则是苏联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近乎毫不掩饰，完全违背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国家领土不可分割原则。第二条关于旅顺、大连及中国东北铁路的条款规定，同样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

早在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就提出了主权概念，认为主权是一国独立的、不可分割的且高于国际法的权力。国际法之父、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也认为主权是一国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下，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建立了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开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进一步确立了各国平等及享有主权的原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中，虽然弱肉强食法则依然盛行，但国际关系的发展毕竟逐步趋向公正与合理，主权原则不仅成为国际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建立雅尔塔秩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1941年8月，美英两国首脑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该宪章的第一部分就規定：“（英美——笔者注）两国不自行扩张势力或领域或其他。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领土改变，两国（英美——笔者注）不愿共实现。”[4]（16）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对《大西洋宪章》的这些原则与宗旨又进行了确认。但是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思维根深蒂固，写在纸上的“宣言”或“宪章”对其行为的实际约束是很有限的。换句话说，只有符合这些强权国家根本利益的“宣言”和“条约”，才是它们能够认真遵守的。正因为如此，在上述两个文件签订后不到三四年的时间里，《秘密协定》中才会出现与上述两个宣言完全对立的条款。作为一名具有现代国际关系观念的外交官，艾登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虽然英国在《秘密协定》上签了字，但他在日记中不得不指出：“采取影响中国未来的决定而不事先同中国磋商，签字时又没有中国的代表在场，是不公平的。”[2]（896-897）

《秘密协定》是列强再次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世纪后半期，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侵略势同水火，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一蹶不振，1917年沙皇俄国倾覆，俄国已然无法与日本继续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早已取代沙俄的苏联需要应付德国的西线侵犯，无暇顾及和应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肆意侵略扩张，中国东北后来更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战争中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秘密协定》第二条中慷慨给予苏联的好处，全部都是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攫取的、理应在二战后归还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但是急于与苏联达成交易的美国罔顾基本历史事实与国际法规定，完全满足了苏联侵犯中国领土与主权的这些要求。导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东北竟然等同沦为苏联殖民地的结局。当然，美国并不甘心苏联独占中国东北的利益，所以在《秘密协定》第二条最后强调：“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1]（623） 。因为蒋介石政府是美国大力扶持的亲美政府，保持中国东北的主权独立，有利于保证美国操控亲美的蒋介石政府，进而通过政治手段插手中国东北事务。在中苏就《秘密协定》进行谈判并准备签约时，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又提出更加无理的要求，要按照沙皇俄国租借旅顺的地图为准，划定苏联在旅顺港口的管辖范围。《蒋经国自述》中记述他讥讽苏联的外交人员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全部都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5]（113）

《秘密协定》最后所说的“协定需要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基本就是虚伪的外交辞令了，所以紧接着又规定“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胜日本后无条件地予以满足。”[1]（623）既然是“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笔者注）”，又何需“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呢？这种自相矛盾、连最起码的逻辑关系都不具备的条款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写进协定，足见美苏两国对中国主权的蔑视程度。

三、 雅尔塔会议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是西方大国强权政治的延续

大国强权主导国际秩序，损害弱小国家的利益，是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进程的主要特点之一。深感英国当时已不能左右局面的艾登指责“斯大林对小国用心险恶，冷酷无情。”[2]（894）然而艾登表明的只是对英国国力今不如昔的无力感，而非站在道义立场上对弱小国家的同情。同样是二战后期，印度的国家地位在抵抗日本侵略的进程中有所提高，印度国内反对英殖民的情绪也日益增加。但这是为英国所不能接受的，而且英印对立甚至影响了远东抗日力量的整合，蒋介石在日记中气愤地指出：“英人宁让倭寇侵印，而不许印人自由……此种自私之心，恶劣极矣！”[3]（659）而英国拒绝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其本质如出一辙。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漠视弱小国家利益的大国傲慢，恰恰就是欧洲国际关系传统丛林法则的表现。《秘密协定》谈判和确定的内容基本都与中国主权有关，却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谈判，而且中国政府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只能被动等待“总统（罗斯福——笔者注）将采取措施以取得这种同意（蒋介石政府同意——笔者注）”[1]（632），实际就是要压制蒋介石政府同意。

自19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被迫卷入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成为列强侵略、掠夺和压迫的对象，《秘密协定》只不过是西方强权政治在中国的延续而已。且不说《秘密协定》中与中国主权直接相关的那些条款，即便是第二条中“萨哈林岛南部及全部附属岛屿归还苏联”及第三条“千岛群岛交给苏联”[1]（623），也都不无讽刺地体现了强权逻辑的荒谬。追根溯源，“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并非俄国或者苏联的固有领土，古代中国早就对这些地方实行有效管辖，明朝时千岛群岛就属于中国驻军管辖之地，明清两朝称“萨哈林岛”为“库页岛”，因此从历史上实际管辖的角度而言，库页岛与千岛群岛当属中国而非日俄任何一国。但是，沙俄从17世纪就开始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这两个地区自是不能幸免;18世纪沙俄加速扩张，蚕食中国外东北;19世纪沙俄趁清政府衰弱之际，于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公开侵占了库页岛。19世纪后期，沙俄加紧在中国东北侵略扩张的步伐，与日本北上向中国东北的渗透和扩张渐成激烈角逐之势，两国于19世纪70年代谈判妥协，签订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条约规定俄罗斯独占库页岛，日本则获得整个千岛群岛。但是这一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消除日俄在该地区的争夺，两国之间的矛盾还是愈演愈烈，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事就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进行。这场蹂躏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战争旷古未有，沙俄最终惨败。战后沙俄和日本于1905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入侵愈益加深，而沙俄势力进一步削弱，及至二战结束，日本实际占领着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纵观历史，苏联通过《秘密协定》索取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虽然一定程度不无战胜国对战败国日本进行惩罚的意义，但究其实质，不过是苏联趁日本失败之机，强取沙皇俄国时期的侵略所得罢了。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919—1923年，俄国苏维埃政府曾先后三次发布对华宣言，宣称“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6]（14）1924年5月31日，中俄两国为此还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进一步明确了这些规定。而依照《秘密协定》的逻辑，似乎“萨哈林和千岛群岛”都成了没有争议的原本属于苏联的领土。经历了中苏谈判的蒋经国评价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或化身。”[5]（1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是抗日的主战场，因此得到以美苏为首的盟国的重视，国际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蒋介石对此也了然于心。1942年1月《联合国共同宣言》发表，中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蒋介石欣喜中加杂惶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3]（656） “中、美、英、苏四国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容，能不戒惧乎哉？”[3]（658）

看似四大国之一，实则仍为弱国，列强对待中国的法则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被强权国家交易的命运也无法避免。但是从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当时的舆论环境来看，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背着中国割让和瓜分中国领土和主权，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中大国强权政治的恶例。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在他的《大外交》中指责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要求的这些代价都是自沙皇时代寡廉鲜耻的贪婪要求的复活。”[7]（390）“他要求大连和旅顺开放为自由港，苏联有权总管中国满洲铁路，却是抄自本世纪之初沙皇帝国主义的教科书。在雅尔塔会议里竟以秘密协议的方式，同意他的这些要求，等于是让莫斯科恢复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主宰者的地位。”[7]（390）基辛格描述斯大林的言辞如此犀利，固然有他站在美国利益立场的愤恨与不满，但也客观揭露了苏联在《秘密协定》中表现出的强权政治的贪婪与蛮横。艾登也不得不说明“（罗斯福）同斯大林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我看，这个文件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2]（896）《秘密协定》对中国主权的漠视程度就连美国驻华大使赫利尔都觉得难以置信。1945年2月底，赫尔利回国述职，看到《秘密协定》时异常吃惊，并对罗斯福提出了他的意见：“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主要是《开罗宣言》）？是不是否定了总統自己3月1日在国会的演说？”[3]（722）不得不做出回应的罗斯福对赫尔利耍了两面手法，一边让赫尔利去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补救，一边又电告丘吉尔和斯大林不予理睬。所以，尽管赫尔利试图说服丘吉尔遵守《大西洋宪章》的规定，把香港交还中国，迫使苏联对中国大连和旅顺的要求有所收敛，但是最终一无所成。

《秘密协定》中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博弈，无不证明在强权政治环境下，弱国如不自强，就无法摆脱被强大盟国控制的命运。美国是二战期间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盟国，但是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软弱，根本无力对抗苏联的强权索取，蒋介石政府只能仰仗同盟国美国的帮助与同情。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邹谠在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中，描述了美苏中在这场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考虑到国民政府的虚弱，苏联的要求与其说受到中国法律的限制，还不如说它只受到美国权力的限制。由于有效的抵制只能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苏联为实现它的要求则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默许，而不是取决于中国的同意。”[8]（202）而美国在雅尔塔谈判中的立场，则充分说明弱国依附强国的盟国关系是多么脆弱。为了与苏联达成交易，美国对盟国利益的出卖也超出了英国人的想象，艾登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当时预测“美国会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他们的盟邦中国的，这却估计错了。”[2]（886）有一种为罗斯福开脱的言论，认为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因病体虚弱，所以才对苏联作出了不合常理的让步。艾登在回忆录中对此不无讽刺地说：“那些把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许多决定都归咎于他病情的人应该知道，虽然会议工作之重使丘吉尔那样精力旺盛的人也忙得不可开交，但罗斯福却有时间去搞秘密谈判。”[2]（896）艾登是英国利益的代言人，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这是他们外交的失败与耻辱。英国在《秘密协定》的谈判中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不同意苏联对中国的强取豪夺，英国就会丧失继续占领和殖民中国香港的理由，为保全自己非法占领香港的利益，英国最后也只好在《秘密协定》上签字确认。艾登对罗斯福的批评揭露了历史的真相，也暴露了美英两个盟国之间的恩怨与矛盾。此时美国已势如中天，大英帝国风光不再，即使贵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国，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中也同样沦为美国的一枚棋子。艾登还指出罗斯福的其他目的，即罗斯福希望通过谈判，使“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了自由，就会在政治经济上依靠美國。”[2]（895）就《秘密协定》而言，所谓的依靠美国，就包括必须服从美国的强权意志，所以后来中国与苏联就《秘密协定》进行谈判时，美国继续充当向中国政府施压的角色，迫使蒋介石政府签字同意。

四、 “强权即公理”是强权国家主导国际秩序并获取暴利的基本准则

西方强权政治的基础是国家实力。经过二战的洗礼，美国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取代英国居于世界一流大国地位，成为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到1945年，美国独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60%，对外贸易总额的32.5%以及黄金储备总量的59%。”[9]（27）正是由于美国实力的迅速跃升，“二战后的美国表现出强烈的领导世界的政治意愿，依靠强大的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利坚治下的国际系统。”[10]（16）尽管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处在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战时它的生产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国际地位因此大大提升，成为唯一可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美苏之所以能够主导建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盖因其国力空前强大。丘吉尔尽管对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被动地位不无怨言，但是英国国力已大不如前，即使极端不情愿，也只能在《秘密协定》签订时充当帮凶。

1945年6月27日，蒋介石派宋子文去苏联谈判，为显重视，特派蒋经国同行，《蒋经国自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谈判过程斯大林的倨傲与蛮横：“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史大林（斯大林——笔者注，后同）拿一张纸向宋院长前面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秘密协定》）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5]（111）在此次谈判过程，蒋经国还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单独会面与谈话，斯大林态度非常傲慢，并露骨地表达了“强权即公理”的传统西方霸权主义观点，这从蒋经国记录的如下谈话内容中可见一斑：

史大林问我（蒋经国——笔者注，后同）：“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5]（111）

这次谈话中斯大林毫不掩饰其野心，他声称站在苏联军事战略的立场上，非要把外蒙古拿过去不可。中苏两国此次谈判的目的是为签订条约，而《蒋经国自述》中记录，斯大林却警告蒋经国：“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5]（112）

《秘密协定》后来成为苏联劫掠中国东北和进一步勒索中国政府的工具。苏联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虽然在口头上宣传民族平等与国际主义精神，但它和沙俄政府一样，侵占别国领土的野心与不择手段攫取本国利益的本性没有改变。1945年8月，苏联匆忙兑现其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但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却大肆劫掠和搬走当地的厂矿设备，给东北造成极大破坏。“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的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11]“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12]（152）新中国外交官伍修权在他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要求“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也是沙俄留下的）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13]（11），“但是实际上苏联军队在撤离中国东北时，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等，几乎全部搬到苏联去了，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等等，还有其他大批缴获物资，都被他们搬回苏联去了。”[13]（12）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与苏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彻底收回了《秘密协定》中关于中国旅顺、大连及中国东北铁路的所有主权，这无疑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标志着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历史开端。《秘密协定》的签订距今不过70余年，这一协定打上了西方强权政治的深深烙印，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强权政治以新的面目出现，也促使我们去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道路。

五、 结 语

二战期间中国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但是因蒋介石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缺乏国家实力的支撑，仅凭中国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并不能根本改变西方大国通过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瓜分弱小国家利益及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态势。《大西洋宪章》及《联合国家宣言》的发布，虽然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但当时的国际规则由西方大国主导，即使同属反法西斯阵营，其中弱小国家的利益还是常常成为大国交易的筹码。蒋氏父子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相关记述，就是对《秘密协定》中出卖中国主权利益的历史见证。当然，二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已非美苏英强权国家所能完全操控。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國内战的爆发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很快导致《秘密协定》的部分破产。时至今日，国家间关系的公正与平等程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因此应当肯定美苏英主导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对国际秩序的贡献，但是也不能忽视强权政治破坏国际和平的一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迫切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念来维护和保证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近70年的外交历程，在国家力量不够强大时，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当国家成长为影响国际关系重要大国的今天，中国又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与西方强权政治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但是必须认识到西方强权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有深刻影响，它还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另一种面目出现，这也意味着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克服强权政治带来的很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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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