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羽在荆州争夺战中的历史贡献
——兼谈蜀汉失荆州的根本原因

王前程 李亚丽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历史上的关羽，因为失荆州而声名一落千丈。直至今天，学术界多批评关羽之过，认为他愚蠢麻痹、骄纵轻敌，造成了蜀汉无法挽回的败局：“关羽大意失荆州，对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部署是个严重的打击，不仅使‘跨有荆、益’的计划失败，也使‘两路出军’北伐的战略落空，同时也中断了‘联吴抗曹’的决策。”[1]“过去人们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大意’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应在‘大意’前面加上‘愚蠢’二字。”[2](P120)“(关羽)不善谋略，心无全局，遣兵部将不留后路，行动跟着感觉走；……缺乏自知之明，刚愎自用。”[3](P212)这类批评一味指责关羽失荆州之过，却不肯定关羽争夺荆州的功劳，未免失之公允。笔者试图客观探讨关羽在荆州争夺战中的历史贡献和蜀汉集团在失荆州事件上的严重失误问题。

一、关羽为蜀汉立足荆州立下汗马功劳

东汉荆州范围很广，下辖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零陵、长沙、桂阳七郡，大体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全部以及重庆、贵州、广东、广西、江西等部分县市，其中心区域为荆楚之地(即今湖北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县市)。荆州不仅物产丰饶，人文荟萃，而且军事战略价值极高，至汉末三国时期，自然成了魏、蜀、吴三大集团拼死争夺的焦点。正如宋人赵鼎所说：“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4](P8964)

汉末魏蜀吴之间爆发大规模的荆州争夺战共有四次：第一次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秋至十四年(209年)冬，当阳之战、赤壁之战和江陵攻防战等是这场争夺战中的著名战役；第二次发生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东吴强夺江南三郡，刘备遣关羽与鲁肃对峙于益阳；第三次发生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冬，樊城之战和南郡偷袭战是这场争夺战中的关键战役；第四次是发生于章武元年(221年)至二年(222年)的夷陵之战。前三次荆州争夺战皆为关羽所亲历，也是后世评价关羽一生功过是非的主要依据。

建安六年(201年)，无法在中原立足的刘备逃至荆州依附刘表，以图东山再起。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献“隆中对策”，为刘备集团制定了“跨有荆、益”的基本国策。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南下荆州。八月，刘表病逝，表子刘琮率众降操。刘备闻讯急忙率部从樊城(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区)向南撤退。《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5](P698)可见，刘备此时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占据南郡郡治江陵城(今湖北荆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于是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由刘备、诸葛亮等率主力南渡汉水走陆路南下江陵；另一路由关羽率水军顺汉水南下至泽口(今湖北潜江市北泽口街道东荆河入汉江处)转入扬水，经扬水西行至江陵城下。

但当阳之战彻底打破了蜀汉集团据有江陵的战略企图。《三国志·先主传》曰：“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5](P654)从此处可以看出：第一，曹操亲率五千精兵强将在当阳长坂一带一举击溃蜀军，刘备被迫放弃南下江陵的战略计划，只得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仓皇向东南败退，与关羽会和；第二，关羽指挥水军将蜀汉军队转移至汉水东岸，从而摆脱了曹军穷追猛打的危急局面，并会合前来支援的刘琦所部，一同撤退至江夏郡。

在关键时刻，关羽为蜀汉保存了一支建制完好的军队，使刘备脱离险境。关羽所部主要是水军，大约六千人。这支水军以刘备驻守樊城期间，由关羽负责训练的水军基干为主，还包括刘琮降曹后追随蜀汉的部分襄阳水军。刘备一路由于人马辎重、百姓众多，只能日行十余里，又经过残酷战斗，最后才遇上关羽船队。关羽顺流南下为何如此缓慢呢？这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关羽船队运载军卒、粮食及若干重要物资，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二是关羽所部还肩负着牵制曹军和掩护刘备主力的任务，一路上且战且走。尽管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这一具体情况，但关羽冒着被曹操大军围追堵截的凶险，成功地为蜀汉保存了一支生力军则是事实，这支颇具战斗力的水军生力军，也正是诸葛亮劝说孙权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的主要资本。“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5](P680)孙权决心与刘备建立联盟，与关羽的水军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江湖密布的荆州作战，水军常常是主要倚重的力量。

赤壁之战后，曹操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部署：派遣曹仁、徐晃等人镇守江陵，阻止孙刘联军北进；以满宠镇守当阳(今湖北当阳市等地)，文聘驻扎江夏郡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一带，护卫江陵侧翼安全；由乐进等屯驻襄阳，负责江陵后方战略基地的安全。曹仁、徐晃、乐进、文聘、满宠等皆为曹魏名将，曹操的周密部署让孙刘联军遇到极大的阻力。《三国志·吴主传》载：“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5](P827)可见，曹仁与孙刘联军在江陵一带对峙了一年多，最终放弃江陵，向北撤走。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吴将甘宁夺取了江陵西部重镇夷陵城(今湖北宜昌市)，周瑜率主力“渡屯北岸”[5](P934)，从江北夷陵道进军威逼江陵侧翼；二是关羽水军进入汉水作战，以截断曹仁北撤退路，使曹仁心有忌惮。

《三国志·周瑜传》注引《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两千人益之。”[5](P934)刘备建议周瑜分出二千水军跟随蜀汉水军主力，从夏水进入汉水截断曹仁后路，令曹仁不敢孤军困守江陵，周瑜采纳了其意见。而统率这支水军深入敌后险境，截击曹仁后路的主将正是关羽。《三国志·李通传》曰：“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5](P400～401)《三国志·徐晃传》曰：“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5](P396)这两处记录表明：关羽水军进入汉水作战之后，曹仁深为忌惮，下令李通等诸将率部增援江陵，又派徐晃、满宠等人在汉津一带阻击关羽水军北上，以解除江陵的后顾之忧。这充分说明，关羽在争夺南郡的战役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又《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5](P698)亦表明关羽在与曹军的多次作战中功勋卓著，贡献突出，否则刘备不会将襄阳太守这一重要职位交付于他，也不会赐予他“荡寇将军”的封号。

毫无疑问，在魏蜀吴第一次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关羽不惧艰险，身先士卒，为蜀汉集团立足于荆州并建立牢固的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蜀汉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羽为巩固三足鼎立做出杰出贡献

据《三国志》之《先主传》《关羽传》载：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率数万步卒入益州，留下诸葛亮与关羽等人镇守荆州；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与刘璋反目，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奉命入益州平定郡县，“惟关羽留镇荆州”[5](P657)；建安十九年(214年)，“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5](P698)，即正式任命关羽都督荆州(相当于荆州刺史)，全面掌控荆州军政大权。

古今学者多认为关羽是一介武夫，由他镇守荆州，是蜀汉集团在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失误。如元人吴三省注评《三国志·吴主传》，认为缺乏谋略的关羽难当重任：“关羽一介武夫，本无远谋，既背诸葛结吴为援之策，又无鲁肃消弭边衅之能，卤莽灭裂，贻误事机。”[6](P899)清人王夫之作《读通鉴论》，感叹蜀汉用人之误：“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守江陵，而北攻襄、邓。”[7](P679)今之学者朱子彦说：“刘备让关羽独挡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关羽)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8]这类看法未免过于看轻关羽，抹杀了关羽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关羽镇守荆州，为巩固三足鼎立之势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以弱旅长期守卫四战之地

从建安十七年(212年)至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独自镇守荆州八年。荆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关羽居荆州之中，东面江夏郡、南面长沙等郡有孙吴数万雄兵虎视眈眈；北面有曹魏数万精兵占据着襄阳、南阳等郡；西北面上庸诸县(今湖北房县、竹山、竹溪等县)由依附曹魏的地方势力申耽、申仪兄弟控制，可南下偷袭秭归、夷陵等重镇，直接切断关羽的退路。毫无疑问，关羽镇守的荆州半壁江山无险可守，危机四伏。

从军事实力上看，蜀军主力被刘备、诸葛亮等人先后带入益州，留在荆州的军队主要是在关羽以及刘琦所部的水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强盛时人数在四万左右，除去守护各郡县和军事要隘的兵力，能集中机动作战的军队最多在三万左右，在同吴、魏军队的对峙中明显处于劣势。然而，关羽凭借这支弱旅周旋于吴、魏之间，独自镇守荆州达八年之久。如果他没有过人的英雄胆气与才略，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吕思勉的《三国史话》肯定了关羽的两大本领：一是具有独挡一面的才略，二是擅长水军作战，“北方人是不善水战的，赤壁之战，曹操尚以此致败，而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9](P95)。《三国志·关羽传》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5](P699)关羽喜欢读《左传》等历史典籍，除了学习儒家文化外，还包括军事谋略。他针对荆州的气候和地形特征，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水军攻防作战的战术，依靠自己亲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能征善战的数万水军，使吴、魏集团深感压力：“关羽实熊虎也”[5](P942)，“关羽骁锐，……必将为患”[5](P360)。从此处可以看出，认为关羽毫无军事智慧、头脑简单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

(二)内安民心而外抗强敌

独自镇守各方拼死争夺的四战之地，本是一个艰难重任，但关羽知难而进，积极配合蜀汉集团的战略谋划，内安民心而外抗强敌，不单为稳定荆州局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刘备攻占益州、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羽深知，守护荆州必须首先要赢得民心，获得百姓拥戴。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关羽管理荆州、发展经济以及惠及百姓的具体事例，但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5](P994)可见，关羽延续了蜀汉一贯的仁政亲民政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从而获得了百姓的拥护，也使得图谋荆州的吴魏集团有所忌惮。此外，荆州地区民间自古以来就流行着许多关于关羽的故事。这些口口相传、代代承续的传奇故事，无不称赞关羽，如“关公豆腐”“关公筑城”“关羽诗碑”“关带巷”“关沮口”“得胜街”“卸甲山”“点将台”“望兵石”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关羽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在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关羽积极实行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三国志》之《乐进传》载：“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5](P392)《文聘传》载：“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重辎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5](P403)《先主传》亦载刘备遣使对刘璋云：“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5](P657)这些战事虽未指明具体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关羽镇守荆州期间，蜀军主帅均为关羽。记载中有多处曹魏名将乐进、文聘等人与关羽及其部属激战的地名：“临沮”，县名，涵盖今湖北远安、南漳、当阳等县市各一部；“旌阳”，汉末新置县名，位于今湖北枝江市北部；“青泥”，关名，位于今湖北钟祥市西北；“寻口”，寻水入汉水之口，位于今湖北钟祥市西南；“汉津”，渡口名，位于今湖北沙洋县汉水之滨；“荆城”，城名，位于今湖北钟祥市西南汉水之滨。这些地名几乎都处于南郡江陵县至襄阳县之间，可见关羽积极向北推进，对曹魏集团构成了严重威胁。

乐进是曹仁北归之后留镇襄阳一带的军事主官，文聘任江夏太守，二人肩负阻止关羽北进的重任。从以上记述的《乐进传》和《文聘传》看，表面上，乐进和文聘等魏将连连重创关羽所部，《先主传》亦记载了关羽北进受到重兵阻击的军情，其实不然，《乐进传》和《文聘传》的记述源自《魏书》，《魏书》作于魏人之手，其中难免存在溢美之词，而刘备不过是寻找借口以要挟刘璋而已，他并未回救关羽。真实的情况应是关羽与魏军作战各有胜负，曹魏集团在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其防线不断退缩，而关羽实力日益增强，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关羽大举北进，重兵围困襄阳、樊城两大重镇，以致接替乐进镇守荆州的曹仁连连告急。这充分说明，关羽不仅逐步巩固了三足鼎立之势，还极大地增强了蜀汉荆州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收复了南郡北部大片被曹魏占领的土地。

(三)理性处理吴蜀矛盾冲突

明清以来，学界多指责关羽傲慢任性，严重破坏了吴蜀联盟的良好关系。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云：“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羽守江陵，数与鲁肃生疑贰。于是而诸葛之志不宣。”[7](P675)今人隗芾亦云：“关羽缺乏政治头脑，不理解刘备、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在与孙吴争夺荆州斗争中，坚定有余，灵活不足。孙权为巩固孙刘联盟，曾主动提出与关羽女儿联姻。在封建贵族中，联姻是常用的重要的政治手段。关羽不懂这一点，不仅拒绝，还出言不逊，骂孙权儿子是‘种瓜之孙’，并说：‘虎女岂能配犬子。’这样惹怒了孙权，加深孙刘的裂痕，从而破坏了虚弱的统一战线关系。”[10](P269)笔者以为，这类评说实为对关羽的苛责。客观地讲，关羽在处理吴蜀同盟关系上，是冷静理性的，符合外交事务中的基本原则。

学者们指责关羽破坏吴蜀联盟关系的鲁莽轻率行为，主要有如下五条：粗鲁驱赶东吴官吏，与鲁肃不睦即“生疑贰”，恶言威胁孙权，拒绝孙权请婚，擅取湘关米。此五条事件情况复杂，有的谈不上关羽有错，有的乃是虚妄之言。

第一条，驱赶东吴官吏。《三国志》之《吴主传》、《先主传》等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5](P828)。这便是吴蜀之间发生的争夺荆州南三郡事件。孙权向刘备索要三郡遭到拒绝，便不通过谈判交涉，擅自派遣官吏赴三郡就职，实为蔑视蜀汉的鲁莽轻率行为，或是恶意挑衅之举。作为主管荆州政务军务的蜀汉最高长官，关羽“尽逐之”仅仅是履行职责而已，谈不上肆意破坏吴蜀联盟关系，况且只是驱赶而已，并无特别粗野过激的行为。孙权却因此大动干戈，以数万精兵强力夺取三郡。可见，在此事件上鲁莽横暴、有意破坏联盟关系的是孙权，而不是关羽。

第二条，“生疑贰”。《鲁肃传》载曰：“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5](P940)鲁肃早在建安五年(200年)便为东吴制定了“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谋划[5](P938)，即先据有荆州，再进占益州，然后再争天下。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出台“隆中对”，也为蜀汉制定“跨有荆、益”的基本国策。可见，在争夺荆州乃至益州这个问题上，吴、蜀自一开始便形成了绝对的矛盾冲突，无论谁来镇守荆州，都会与东吴产生摩擦。关羽与鲁肃“数生狐疑”，不是源自关羽的个性修养，而是源自吴、蜀根本利益的冲突。“单刀俱会”是吴蜀双方的外交较量，鲁肃听命于孙权，关羽听命于刘备，都力争维护自身利益。鲁肃“责数”关羽，关羽手下将吏据理力争；鲁肃严厉呵斥关羽部下，关羽操刀而起，目使部下离开现场。关羽表现得有礼有节，既不强词夺理，也不轻易妥协。当刘备做出让步，同意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江夏三郡交付东吴之后，关羽严守条约，在此后的四五年中吴蜀相安无争。所以，在处理吴蜀纠纷的过程中，关羽并未有意“生疑贰”，而是表现了他的原则性和大局观念。正如学者王延武所说：“关羽在‘联吴’中不可能作实质性让步，但他为防止孙权利用边境挑衅，多年以礼对待鲁肃、吕蒙的示好举动，就是尽最大努力维系联盟关系了。”[11]

第三条，恶言威胁孙权。《关羽传》注引《典略》曰：“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5](P699)“狢子”是当时北方人骂南方人颇具歧视性、侮辱性的话。裴松之早在注释中辨析此说虚妄不可信，即使关羽再狂傲，亦不致于以此骂语侮辱孙权，以毁吴蜀联盟。今仍有学者在论著中以此来指斥关羽，实不足为据。

第四条，拒婚。《关羽传》载：“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5](P698)这里仅仅记载了关羽拒婚和辱骂使者，并未记载关羽的原话。所谓“虎女安肯嫁犬子”“种瓜之孙”之类的恶言秽语，不过是民间文学和《三国演义》的虚构加工而已。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婚姻服务于政治，孙权为子求婚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说关羽拒婚导致了吴蜀关系的破裂，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清人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云：“若谓荆州之失，为关公拒婚所致，则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孙权之弟，而竟无解于赤壁之师；曹操之女，亦为献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夺之志：此非其明验耶？且玄德之自吴逃归，权欲追而杀之，又欲并其妹而杀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安能以娶关公之女而不夺荆州？然则公之拒婚，诚不为过。”[12](P361)的确如此，即便没有关羽的拒婚，孙权也一定会谋夺荆州。

第五条，擅取湘关米。《三国志·吕蒙传》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擒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5](P945)《资治通鉴》亦有类似记载。《吕蒙传》等说关羽擅自取走东吴囤积于湘关的粮食，终致孙权发兵袭击关羽。这一说法不符合关羽的行事作风。所谓“擅取湘关米”，不过同“拒婚”事件一样，是孙权偷袭荆州的众多借口之一。正如马植杰先生所云：“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权还是会袭羽的。”[13](P92)

总之，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始终遵循北攻南守、对抗孙曹的基本策略，积极向北发展，增强了蜀汉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同时从大局出发，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与东吴的矛盾冲突，做到有礼有节，为维护吴蜀同盟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从而有力地巩固了蜀汉集团在荆州的三足鼎立格局。

三、樊城战役开创蜀汉集团大好局面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夺取川北重镇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七月，关羽发起樊城战役，围困曹军。十一月，关羽率部南撤，困守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吏士多离散。十二月，吴将潘璋等擒获关羽父子等，将其斩于临沮章乡(今湖北当阳、远安一带)。蜀汉荆州丢失殆尽。

短短半年时间，关羽发起樊城战役，大败曹军；之后败走麦城，丢掉性命，可谓人生悲喜无常。今之治史者多将矛头指向关羽发起的樊城之战，认为这是一次擅作主张、轻率冒进的愚蠢行动，关羽最终痛失荆州而身败名裂，实乃咎由自取。“关羽进攻襄阳、樊城，似乎预先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关羽的出兵，是在一个不是时机的时候的一次军事冒险。即使冒险成功，他最大的成功也不过是占有襄阳，但看来这也是不大可能的。”[14](P2437)“丢失荆州，固然是孙曹夹击的结果；但孙曹夹击的形势则完全由关羽攻樊所促成。……关羽则不仅丢掉了刘备的半壁江山，而且由此而引发嗣后的夷陵之战，导致刘备伐吴大军的覆灭，因此说关羽是蜀汉政权的第一罪人也不为过。”[15](P190～191)此观点认定樊城之战是关羽妄自尊大、随心所欲的结果，这正是蜀汉失荆州并最终败亡的祸根。

笔者认为：关羽虽存在失误之处，但从当时魏蜀争夺荆州北境的客观形势而论，樊城之战本身值得充分肯定，最后的失败不应该由关羽来承担主要责任。

(一)樊城之战是蜀汉战略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不是擅作主张、随心所欲的军事冒险行动，而是蜀汉整个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蜀汉集团遵循诸葛亮“隆中对”制定的“跨有荆、益”的战略宏图，但当时荆州与益州的连接主要依靠长江三峡这条险峻水道，颇受地势和距离的限制，而益州汉中郡之上庸诸县(今湖北竹山、房县等)与荆州南郡和南阳郡接壤，曹魏占据襄阳以北区域，切断了汉中与荆州之间的直接通道，要想打开这个通道，就必须攻占曹操设立的襄阳郡。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5](P698)。由此可见，关羽一开始便肩负着夺取襄阳等郡县的重任。他长期驻守江北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只是曹魏死守襄阳一带，加之顾忌身后东吴集团的觊觎，故而关羽与魏军长期对峙于襄阳以南地区。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取得了汉中战役的全胜；六月，刘备遣孟达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归州镇)北上攻占房陵(今房县)，又遣刘封从汉中顺汉水而下与孟达会师上庸(今竹山县)。至此，蜀汉成功地打通了汉中郡与宜都郡(今湖北宜昌等地)的交通联系，但汉中郡与南郡之间尚被襄阳等郡县所阻隔，夺取襄阳、樊城等地便成了蜀汉下一步的战略重心和主要目标。

在刘备汉中战役取得胜利、孟达刘封攻占上庸诸县之际，关羽便开始积极为北进作准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初，刘备为汉中王，即刻遣费诗前往荆州，“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5](P698)。“前将军”是当时蜀汉最高武官之职，“假节钺”即赋予关羽决定重大军事行动的权力。如此封赏在蜀汉重臣中是绝无仅有的，是封建时代皇帝对臣下高度信任的象征。很显然，蜀汉最高决策层认为收复襄阳等郡县的时机已经成熟，关羽应履行襄阳太守和荆州主官之职责，将南郡与汉中郡连成一片。可见关羽发起的樊城之战正是秉承蜀汉最高决策层之旨意的军事行动，是蜀汉整体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擅作主张、违抗命令的冒险行为。

喀什市色满乡缺少能够长效增收、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产业增收效益尚不明显，带动致富的能力不强；在精准扶贫措施到户过程中，由于贫困户对产业发展需求不同，造成一些贫困户对扶持项目不感兴趣，浪费了扶贫资金、扶贫项目。

(二)关羽抓住战机创造蜀汉向北发展的大好局面

关羽北进是秉承蜀汉战略宗旨的行动，围攻樊城是不是不讲章法、缺乏审时度势的恃勇逞能之举呢？恰恰相反，樊城之战是关羽敏锐捕捉战机，精心组织而收获颇丰的成功战例。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发起汉中战役，关羽密切配合，一方面集结兵力于襄阳之南，一方面遣人深入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推动军民反曹归汉。《三国志》之《武帝纪》载：“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掠吏民，保宛。”[5](P37)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间苦徭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联和。”[5](P37)虽然侯音反曹最终被镇压，但关羽的鼓动多少起到了扰乱曹魏后方的作用。二十四年(219年)夏，孟达、刘封进占上庸诸县，基本打通了汉中郡与荆州的联系。同年，孙权率吴军向合肥发起攻击。趁着有利时机，关羽亦加快了北进的准备工作。《温恢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悬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5](P360)当曹仁尚未察觉和准备之时，关羽却在密切研究进攻襄阳之事，所谓“乘利而进”，即捕捉战机，乘机进击。远在数千里之外，深通兵法的扬州刺史温恢不担忧孙权的威胁，却替毫无防备的曹仁担心关羽“乘利而进”。可见，关羽发起的樊城之战是一次酝酿已久，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非鲁莽之举。

事实上，樊城之战充分显示了关羽荆州军的强悍战斗力，极大地震惊了曹、吴集团，也使蜀汉恢复荆州北部的战略宏图几近成功。《关羽传》载：“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5](P698)《资治通鉴》卷六十八亦载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后又乘势进攻樊城：“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15](P2161～2163)

由此可见，樊城之战在军事战略上取得了三大成果。其一，重创曹魏集团的军力。关羽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利用秋季涨水，以水战大败于禁七军，俘敌数万，斩庞德，逼降于禁、胡修、傅方，致使困守樊城的曹仁岌岌可危，沉重打击了曹军的士气。其二，严重威胁曹魏后方的稳定。关羽攻樊引起极大震荡，梁县(今河南临汝西)、郏县(今河南襄城西北)、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等地吏民纷纷竖起反曹旗帜，与关羽遥相呼应。其三，为蜀汉建立北伐战略基地创造有利局面。诸葛亮“隆中对”制定了“出于秦川”和“以向宛、洛”两条北伐线路，较之崎岖难行的“秦川”线，“宛洛”线(宛城为南阳郡治；洛阳为魏都城)道路通达，要切实可行得多。如果夺取曹魏控制的襄阳郡，则蜀汉不仅完全打通了荆、益二州的联系，而且以襄阳、樊城作为北伐战略基地，可以为日后大举北伐宛、洛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关羽派遣精锐之师深入襄阳、樊城之北，新野等县曾是当年刘备长期驻扎之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便于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此时对曹魏来说，樊城、襄阳已成孤城，局势十分危急。《三国志》之《满宠传》载：“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将军于禁等军以霖雨水长为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入。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5](P538)一语道出樊城、襄阳命悬一线的危局。足见关羽为夺取襄阳郡乃至南阳郡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局面，只要刘备乘势增兵一击，襄阳郡乃至南阳郡或可置于蜀汉统辖之下。

(三)蜀汉集团的腐败是关羽失荆州的根本原因

当曹魏援兵到来之际，关羽与曹仁、徐晃等打成了相互消耗的对峙战。当吕蒙大军偷袭公安、江陵得手之后，荆州局势急转直下，关羽不仅仓皇南撤致使前功尽弃，而且尽失荆州南郡、宜都、武陵、零陵四郡，自己弄得身毁名败，“关羽走麦城”成了人生悲剧的象征。从表面上看，关羽兵败源于曹、吴夹击，尤其是东吴的背盟偷袭。孙权为了东吴利益而毁弃盟约袭取荆州，很难谴责其是非对错，对于后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没有意义，唯有寻找失败的根本原因，才是探究历史真谛的正确途径。

关羽最终兵败而失荆州有其自身的失误，更有蜀汉最高决策层的严重过失，最主要有三点。

第一，蜀汉集团麻痹大意，对于东吴集团的毁盟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和防范措施。人们常责怪关羽麻痹大意，事实并非如此。之前关羽对东吴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一是在江陵、公安两大重镇留下充足兵力，以防不测；二是构建江防报警体系，在长江堤岸每隔十里建造一处烽火台，一旦出现敌情便可点燃烽火发出警报。今湖北公安县至枝江市沿江二三百里江滨尚留许多关羽所建烽火台之遗迹，证明关羽的防卫措施是相当严密的。《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与孙权密谋以治病为名回建业，以欺骗关羽，让关羽放心地将防备东吴之兵北调襄阳，然后吕蒙秘密西进，“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5](P944～945)。可见，吕蒙率部巧扮商船掩人耳目，骗过蜀汉江防士卒。又据《陆逊传》记载，陆逊虚辞假意，盛赞水淹七军之殊勋以麻痹关羽：“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魏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5](P994)

毋庸置疑，偷袭荆州是孙权君臣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尤其是陆逊“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之类的谎言，更使关羽相信了东吴遵守同盟协定而放松了警惕性，终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吴蜀同盟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并非地方长官关羽的职责，而应由蜀汉决策者来承担。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亲率五万精兵出川奔赴公安与孙权对峙，对于东吴集团夺占荆州的野心，蜀汉决策者岂能感受不到，但在关羽发起樊城之战而无暇顾及后方时，蜀汉决策者却不派人进驻公安、江陵等重镇，也不委派任何官员来协调吴蜀关系，最终导致关羽首尾不能相顾而痛失荆州。与其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关羽丧失警惕性，倒不如说是蜀汉决策者的责任。

作为镇守荆州的最高长官，关羽确实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如高傲自大、盛气凌人、与部属关系不睦等。吕蒙轻易夺得南郡，与他的周密布局分不开，也与关羽三个重要部下的叛变有密切关系。《关羽传》载：“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5](P699)又《邓张宗杨传》载：“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睦。孙权袭羽，遂入吴。”[5](P806)麋芳、士仁、潘濬三人均身居要职，麋芳为南郡太守，镇江陵；士仁为将军，守公安；潘濬为荆州治中从事，是荆州刺史的主要佐官，关羽北攻樊城后，潘濬应主持荆州政务。三人早年便追随刘备，与刘备关系亲密，能力出众，尤其是潘濬，降吴后成为吴国出将入相的重要人物。如果这三人齐心协力严防吴军偷袭，吴军强夺荆州亦非易事，只要他们坚守阵地，等待关羽主力回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惜三人均与关羽有私怨而叛蜀归吴，这是关羽的悲剧，更是蜀汉集团的悲剧。

任何国家和集团内部都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放任和激化内部矛盾冲突只能使国家和集团的有生力量相互消耗而走向衰败，努力化解内部矛盾就能使国家和集团齐心协力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权消除凌统与甘宁的杀父之仇，李典与张辽冰释前嫌以共同抗敌，陆逊以家国情怀教育不服气的众将等等，这些都是善于化解内部矛盾冲突的成功例证。而蜀汉将帅们普遍素质不高，家国情怀和大局意识十分淡薄：麋芳、士仁因为关羽轻慢他们，便对关羽“不悉相救”；刘封、孟达面对关羽孤军作战而作壁上观，不管不顾；潘濬因为关羽怠慢自己，便早怀二心叛蜀降吴。其心胸之狭隘，境界之低劣，与魏、吴将帅们非凡的大局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蜀汉文武官员素质不高，与蜀汉领袖们不注重思想教育，放任部属私心膨胀有很大关系。刘备、诸葛亮、法正等蜀汉首脑人物不但不约束部下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自己也胡作非为。法正“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5](P712)。对于法正杀人害命的不法行为，刘备岂能不知晓？刘备不闻不问，诸葛亮也不好出面过问。马超归降蜀汉，刘备、诸葛亮称赏有加，关羽心怀不满，写信责问诸葛亮：难道我不如马超吗？诸葛亮不讲原则写信吹捧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5](P698)心满意足的关羽将信函传阅左右。这种做法分明是在纵容部属不和与激化矛盾。杨仪、魏延水火不容，连孙权都知晓，可诸葛亮不但不调解，临死前还在激化矛盾，将魏延排斥在外，同杨仪、费祎商议身后退军节度事宜：“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5](P744)致使魏延抗命不遵而烧毁阁道，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蜀汉领袖们放任部属私欲膨胀，致使文武百官家国情怀淡薄，严重缺乏大局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蜀汉集团对荆州战事漠不关心，不遣一兵一卒支援关羽。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汉中战役结束至十二月关羽兵败，有整整八个多月的时间(该年闰十月)，蜀汉首脑机关和军队主力一直处于休整状态。如前所述，关羽孤军奋战，创造了蜀汉集团夺取襄阳郡、南阳郡的绝佳局面，只要刘备增兵一击，历史或将改写。然而奇怪的是，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蜀汉首脑机关对荆州战事漠不关心，不仅未派一兵一卒前赴襄阳策应和支援关羽，未派任何重要将领至公安、江陵以协调巩固吴蜀同盟，而且也不派孟达所部回防荆州秭归(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导致蜀汉荆州兵力不增反减。与此相反，在关羽孤军作战的大半年中，魏、吴集团对于荆州战事高度重视。曹魏集团除曹仁、满宠等名将固守樊城、襄阳外，还先后派庞德、于禁、徐晃、吕建、殷署等部约六七万人增援曹仁，后来还增派张辽等大将赶赴前线，足见曹操守卫襄阳郡的决心。东吴方面孙权亲自筹划，吕蒙临阵指挥，陆逊、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参加了袭夺荆州的战役。敌对阵营兵力如此强大，谋士猛将如云，而关羽以区区数万久战疲惫之师对抗魏、吴两大集团之精锐部队，结局可想而知。

对于蜀汉上层人物听任关羽孤军血战，不发一兵一卒驰援荆州的怪异表现，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居然说关羽骄横跋扈，难以节制，刘备、诸葛亮“不惜以荆州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16](P83)。章氏这种纯属推测之论，自然不被史学界接受。从客观上讲，吴、魏合力毁杀关羽，其原因在于蜀汉上层人物的冷漠。

蜀汉集团麻痹大意，冷漠不作为，内部矛盾重重，归根结底源于贪腐享乐思想。对于蜀汉腐败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危害，学术界很少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但只要认真阅读《三国志》等魏晋原始史料的记录，就不难发现，蜀汉官僚腐败对于关羽失荆州的影响是致命的。

早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蜀汉集团贪腐现象和享乐主义思想便有过一次集中爆发。《先主传》载：“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5](P657)《张飞传》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5](P700)《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5](P729)刘备不仅重赏他的得力臣僚，还以国库百物来利诱蜀汉士众攻城略地，导致战后士兵哄抢库藏宝物金帛，军用不足。

哄抢国库钱物之后，蜀汉群臣又企图占有成都良田美宅。《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5](P704～705)在蜀汉文武百官中，像赵云这种具有浓烈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没有赵云直言谏阻，成都良田美宅恐怕早已被贪婪的蜀汉群臣瓜分殆尽。

可悲的是，赵云耿直无私的诤言丝毫没有改变蜀汉的腐败风气。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汉中战役结束后，蜀汉上下弥漫着功成名就的浓烈氛围，不思进取，致力于“称王建号，立身扬名”。在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群臣的积极推动下，刘备设立坛场，自称“汉中王”，并举行隆重的称王庆典，之后“还治成都”，不惜劳民伤财而大兴土木，修建馆舍等四百余所，安稳地享受着太平天子之福。《先主传》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5](P660)《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5](P694)起馆舍、筑亭障、修建桥梁和道路均有必要，但应根据国家财力而定，且在战争时期必须考虑轻重缓急。《陈群传》载魏国重臣陈群曾上疏批评魏明帝修建宫室而提及刘备曰：“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5](P474～475)陈群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一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腐败政权，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关羽孤军苦战荆州的大半年时间里，蜀汉上层却在尽情享受，对前线战事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导致樊城之战开创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葬送了荆州半壁江山，葬送了一代名将关羽的卓绝奋斗，也葬送了蜀汉集团的战略优势和统一天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