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与坚守：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的“宗教信仰”书写

廖 斌

知名学者、评论家贺仲明指出：“宗教的缺席，从最直接的方面来说，导致了乡土小说对乡村表现的不完整，并影响到这种表现的真实性。乡村宗教社会的丰富性不但是了解乡村的重要依据，而且从美学角度来说，缺乏对乡村宗教的细致描写，也必然影响其丰富的民俗表现，影响对乡村生活表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也影响了乡土小说的思想深度。”①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中国现代小说而言，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特别是新世纪乡土小说，鲜见关于农民宗教信仰、乡村宗教及其文化的抒写。这固然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加速清理封建残余、破除“四旧”以维护和稳定政权有关，也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科学、民主的流风余绪在持续发挥作用。乡村宗教被当作科学的敌人饱受压抑，与“迷信”划上等号，渐渐趋于低谷。

当代文学鲜少乡土宗教小说，新时期以来《白鹿原》 《爸爸爸》 《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作为民间宗教现象书写方面的不同阶段的代表作；此外，张承志、北村、贾平凹、史铁生、范稳、马丽华、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多有宗教蕴含；新世纪作家中，侯波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 《郎的诱惑》、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梁鸿的《出梁庄记》、田耳的《衣钵》等涉及乡村宗教描写。

一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分析了“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的区别。他认为，“所谓弥漫性宗教，即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失去了显著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