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学的形成及其转折

邹芳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清代贵州汉学极盛时期，产生了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思想家，时至今日，他们仍是黔学研究中的重点和中心。他们在讲求乾嘉汉学之外，对程朱理学也推崇备至。要全面把握并弄清郑、莫诸人的思想渊源，就需要把他们还原到贵州本土的学术脉络中。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黔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大体来说，黔学兴起于明代，这时的学者几乎都处于阳明心学的笼罩下。到清代乾隆时期，贵州的学风才一变而为崇奉程朱理学。这一转变对贵州士人的影响同样既深且巨，从他们的著作、言论和行动都可看出端倪。

一、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贵州建省较晚，大规模开发则更迟至万历朝平定播州之乱和改土归流以后。康熙时浙西士人徐嘉炎说：“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称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军屯、卫所、官户、戍卒来自他方者，虽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乡，无不自称为寓客；其真黔产者，皆苗、僮、仡佬之种。劫掠仇杀，犷悍难驯，易于负固。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1]乾隆时曾任贵州巡抚的韦谦恒也说道：“黔居万山中，民苗错处，可畊之土什无二三，故远近号为瘠国。”[2]在这种普遍的认识下，外人视贵州为畏途。

直到18世纪初的嘉庆年间，武威人张澍在被任命为贵州玉屏县知县时，友人还用“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仡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宦斯土者往往鄙夷之，愿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一类的话来劝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