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金文家训与世族的生存之道

2019-02-18 22:17:31屈会涛
社科纵横 2019年2期

屈会涛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春秋时代社会变革剧烈,家族的亡宗绝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三后之姓,于今为庶”[1](P1520),“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1](P1236),当时很多贵族宗主都有一种朝不虑夕、虔敬惕惧的危机感。所以,“不免”、“惧不免”、“逃死”、“后亡”、“不幸而后亡”,就成为当时贵族阶层的习语。这种贵族的虔敬惕惧的心态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书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当时的贵族在铸造青铜器时,往往在在铭文中加入了一些类似后世家训中的训诫子孙的内容。本文欲就春秋时期的金文家训以及这种家训与当时世族的生存状态、生存之道的关系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伯有与孔丘

1995年4月在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袁窑村春秋墓中出土了一件郑国子耳铸造的青铜鼎,其铭文为:

奠(郑)白(伯)公子子耳乍盂鼎,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子耳名公孙辄,郑穆公之子公子弃疾的儿子,弃疾字子良,其家族以公子之字命名,称良氏。子耳就是良氏宗族的宗子。铭文中称“公子子”,表示自己是公子弃疾的继承人、良氏的宗子[2]。子耳铸造此一盂鼎,自然希望良氏子孙可以永远保用,然而不过一代,良氏却难免覆宗灭族的命运,其因在于子耳之子的昏庸跋扈。

子耳之子名良霄,字伯有。前545年,鲁襄公去楚国朝觐,路过郑国,伯有在黄崖慰劳襄公,表现得不够恭敬。同行的叔孙穆子说:“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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