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成就

黄荷

1922年2月2日，詹姆斯·乔伊斯迎来了40岁的生日。他的忠实庇护人，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同时也是当时唯一愿意出版《尤利西斯》的人，西尔维娅·比奇（SylviaBeach）大清早便赶到了里昂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从第戎开来的特快列车进站。这趟列车的列车员为她捎来了一个大包裹。这是她为乔伊斯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两本刚刚印制成书的《尤利西斯》。在跟希腊国旗一样的蓝色封面下，装订了732页纸，共三英寸厚，近三磅半重。然而，尽管耗时八年、历经无数磨难，这部现代史诗的出版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乔伊斯仍将继续他的奥德赛之旅。这回是一次与文学界、盗版商和整个西方世界文学禁令的抗争。从书写到出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引发了一场文学史上的革命。凯文·伯明翰（KevinBirmingham）激昂地宣称，“（《尤利西斯》）宣布了从此以后不再有不可言说的想法，不再有思想表达的限制”[1]268。而这场颠覆了作家言论自由权与文学疆域的风暴，正是伯明翰在最新著作《最危险的书》（TheMostDangerousBook：The BattleforJamesJoycesUlysses）中所精彩呈现的内容。

一、关于“经典”的“经典”———历史叙事的文学性

凯文·伯明翰（KevinBirmingham）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學位，现留校教授历史与文学以及写作课程。他的第一部作品《最危险的书》一问世便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荣获2015年度美国新英格兰笔会奖非小说类大奖和2016年度杜鲁门·卡波特文学批评奖。这是杜鲁门·卡波特文学批评奖第一次被授予给作家的处女作。《最危险的书》是一本书的传记，讲述了《尤利西斯》从孕育、诞生到传播的曲折历程和革命性意义。一本书成了聚光灯下的主角，赋予其生命的不仅是其创造者乔伊斯，还有那些一路为其保驾护航的崇拜者和资助人，以及试图扼杀和抵制其存在的声音。《尤利西斯》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战场，一场新旧时代的正面碰撞，一场颠覆了文学走向的革命。在《最危险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乔伊斯研究领域还出现了两部围绕着乔伊斯写作过程和《尤利西斯》出版史的著作：由加伊帕（MarkGaipa）等人整理汇编，耶鲁大学出版的《〈小评论〉的〈尤利西斯〉》（TheLittleReview“Ulysses”），以及由克瑞斯皮（LucaCrispi）撰写，牛津大学出版的《乔伊斯的创作历程和〈尤利西斯〉中的人物构建》（JoycesCreativeProcessandtheConstructionofCharactersinUlysses：BecomingtheBlooms）。这三部著作为早已汗牛充栋的乔学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最危险的书》从中脱颖而出，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还广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就此，施瓦茨总结了三重原因[2]。首先，该书以详尽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著，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在出版的短短四年内，已然成了乔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同时，它还针对广大教师学生，成为指引读者走出“天书”般《尤利西斯》的又一重要案头之书。此外，它更是面向无数普通读者，以引人入胜的主题和酣畅淋漓的文笔，将关于乔伊斯这位20世纪大文豪的生活娓娓道来，并将一段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化风暴———美国色情图书法和图书审查机制的革命———梳理并呈现出来。

伯明翰的《最危险的书》不仅名字引人注目，其内容的书写方式也是精彩纷呈。与《尤利西斯》相关的人名不再是冰冷陌生的字眼，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包括寻衅滋事的妇女参政论者和第一个出版乔伊斯小说的朵拉·马斯登（Dora Marsden）、不喜与人争吵但为了不删减乔伊斯小说中一字一句而数次更换印刷商的哈丽雅特·韦弗（HarrietWeaver）、离经叛道的《小评论》主编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retAnderson）、冒着牢狱之灾也要发行《尤利西斯》的美国盗版商塞缪尔·罗斯（SamuelRoth）、独具慧眼的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留着大络腮胡来遮挡脸上刀疤的美国淫秽罪仲裁者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Comstock）、不仅促成《尤利西斯》在美国合法化而且从文学鉴赏层面为《尤利西斯》正名的法官约翰·伍尔西（JohnWorlsey）等历史人物。1934年《尤利西斯》被控淫秽罪第二次被推上了法庭，最后负责审判此案的法官伍尔西宣读了审判结果，《尤利西斯》得以正名。1961年，兰登书屋出版了美国第一版正版《尤利西斯》，并附上了伍尔西的宣判报告。伍尔西的审判不仅仅是一份法律文书，更是最早肯定《尤利西斯》文学价值的文学批评之一。文学被置于历史之中，而历史也披上了文学的戏剧色彩。造就这次历史事件的人不仅有着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成了站在历史变革浪潮最前方的时代缩影。这种历史与文学的紧密交织正是《最危险的书》的一大特点。

伯明翰从卷帙浩繁和枝蔓横陈的文献中精心挑拣和重新布局，以侦探般的敏锐力去审查与《尤利西斯》相关的任何细节，再以小说家的文笔将细枝末节与现代主义文学风暴的历史背景相融合，锻造出扣人心弦的历史叙事。例如，书中讲述了在禁令期间，美国律师约翰·奎因（JohnQuinn）如何将自己的十四本《尤利西斯》夹在三幅毕加索的画作和一幅塞尚的画作中间一起运往美国：每一本书都进行了特别的包装，放入定制的密封盒内，再藏到更大的艺术品装运箱中，并附上一份含混不清的货物清单。伯明翰将奎因这位鼎鼎有名的艺术品收藏家称为“现代主义的梅第奇”，以此肯定奎因对现代主义的贡献。奎因曾赞助并策划了著名的后印象派艺术“军械库展览会”，还大力资助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杂志《自我主义者》和《小评论》，并在《尤利西斯》的审判中主动担任其辩护律师。没有奎因敏锐的审美直觉，现代主义浪潮的发展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貌。奎因为了转移边境检察官的注意力的举措，让现代主义文学和绘画的代表以这样巧合的方式相遇。伯明翰在一篇为历史非小说类叙事体裁所辩护的文章中指出，自己花费了不少精力才搜寻到这样的细节，而这样的投入也是值得的。这种戏剧化的巧合正是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3]

再如，伯明翰在书中讲述了比奇小姐（SylviaBeach）如何通过海明威的从中牵线，请一位叫布雷弗曼（BarnetBraverman）的“走私者”，单枪匹马将几十本《尤利西斯》从加拿大边境，通过多次往返，偷运到美国境内，最后辗转送到读者手中。在讲述这段故事的同时，伯明翰将海明威抵达巴黎，与比奇和乔伊斯等人从相识到相熟的过程以近乎小说叙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并解释了布雷弗曼为何会同意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这位“走私者”的正当职业是广告文字撰写人和推销员，而其自我的定位则是激进的艺术家。所以这个“走私”的机会对其而言是一种充满吸引力的文化抗议，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像布雷弗曼这样，在《尤利西斯》的问世和传播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容易被一笔带过的小角色，在伯明翰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成了现代主义热潮中的典型代表。

二、从“天书”到“禁书”———淫秽罪与美国图书审查机制

伯明翰在致谢中戏称自己与乔伊斯有一个共同点，即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和帮助。而伯明翰的《最危险的书》与其研究对象《尤利西斯》也有两个共同点，即对细节的痴迷和百科全书式的内容覆盖。伯明翰在书中将《尤利西斯》的个人命运放置到整个时代背景中：妇女参政、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动乱、红色大搜捕、先锋派的文化入侵、二战后大学的文学教育、邮政系统政策的变革、出版界的商业模式转型、黑市的文学盗版市场。其中，伯明翰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美国家图书审查机制作为权威的、暴力的文化律令和道德监控这一重要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利西斯》的审判和最终的胜利成了反抗迂腐文明的象征，而乔伊斯其人也成了自由精神的代言人。

违反图书审查制度就意味着查封、焚毁、罚款、拘捕入狱、服役。在这样的恐吓之下，没有哪一位出版商敢于铤而走险。这就是《尤利西斯》当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局面。《尤利西斯》于1918年至1920年间连载于美国的一个先锋杂志《小评论》，期间美国邮局多次以乔伊斯传播淫秽内容为由禁止其流通。而乔伊斯不仅没有就此妥协，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自我。于是，当《小评论》继续登出第十三章“瑙西卡”时，纽约地方检察官在纽约正风协会的鼓动下以猥亵罪正式起诉《小评论》。还未正式问世，《尤利西斯》已经惹上了大麻烦。当《尤利西斯》在欧洲大陆和大西洋两岸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政府也在1922年3月打破了沉默，参与到抵制运动中。《尤利西斯》被比作“炸掉英国文学城堡的芬尼亚炸弹”[1]295，被称为是“不可读，不可引用，不可评论”[1]296。官方态度确立了之后，等待《尤利西斯》的则是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焚烧。乔伊斯八年的心血和身边无数人竭尽全力的付出就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1870年之前，美国并没有具体立法规定什么内容构成淫秽罪。英美国家一直沿用一位名叫希克林（Hicklin）的英国法官在1868年时对淫秽的定义，即如果一个作品有腐蚀读者和导致读者堕落的危险，那么它就是淫秽的。1870年，一位名叫康斯塔克（AnthonyComstock）的检察官推行了美国的第一条针对淫秽罪的法律。从1870年到1915年，康斯塔克在他的职业生涯期间，总共发起了三千多起案件的诉讼，销毁了共50吨的淫秽图书。康斯塔克去世后，约翰·萨姆纳接手了他的工作。在红色大搜捕期间，萨姆纳将淫秽作品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联系在一起，大肆加强纽约正风协会对言论权的控制。伯明翰强调，“19世纪对淫秽的认知深刻影响了20世纪激进主义思想的塑造”[1]132。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间谍法》，由邮政总局局长阿尔伯特·伯莱森（AlbertBurleson）擔任该法令的最高执行官。遍布美国各个角落的邮局，共三十万员工，开始严格审查包括报纸和杂志在内的任何可开封的邮寄品，搜寻外国间谍、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蛛丝马迹。伯明翰以扎实的史料和数据讲述了美国图书审查制度的发展和美国邮政体制作为联邦政府调查机构代言人的权力扩张。

伯明翰指出，在这样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小评论》仍然大张旗鼓地支持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自然吸引到美国政府的注意。1917年，邮政局借由《小评论》十月号刊中发表的一篇温德姆·刘易斯的短篇小说涉嫌传播淫秽信息，违反了《康斯塔克法案》，禁止该期杂志的发行流通。奎因试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小评论》辩护，向检察长威廉·拉马尔（WilliamLamar）提出抗议，为《小评论》的编辑庞德和作家刘易斯做出担保。然而，事情却以奎因败诉而告终。最终，拉马尔宣布了禁止该期《小评论》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涉嫌传播淫秽信息，而是因其有传播无政府主义言论的倾向。此时，《尤利西斯》还未开始在《小评论》上连载，而该杂志已经是麻烦重重。1919年，邮政审查人员读到了连载在《小评论》上的《尤利西斯》片段，决定仔细调查乔伊斯其人。经过审查，邮政部发布了对1919年《小评论》一月刊的禁令。在这第一次对《尤利西斯》的禁令之后，第二次禁令来得更加具体，列举了《尤利西斯》第九章中若干违反《康斯塔克法案》的地方。屡次的警告和禁令并没有让《小评论》和乔伊斯收手，于是《尤利西斯》便等来了第一次官司。

伯明翰详细讲述了《尤利西斯》两次官司的前因后果和曲折的中间过程，从奎因的不耐烦和规劝，萨姆纳与《小评论》两位主编的针锋相对，乔伊斯从巴黎发给奎因的加密电报，到初审听证会和正式开庭审理上奎因的辩护以及整个审判的来龙去脉。审判前后，奎因到处奔走呼号，利用各种拖延的战术来争取私下出版《尤利西斯》。甚至在判决之后，奎因仍旧没有放弃，并最终与出版商利夫莱特于1921年4月21日达成了协议。然而，同一天，他收到了乔伊斯寄来的最新的“喀耳刻”章节手稿。读完之后，奎因决定终止这场出版交易。到此，乔伊斯失去了他在大西洋彼岸最强大的后盾。在乔伊斯绝望的关头，比奇小姐接下了出版《尤利西斯》的挑战，并在短短六个月内将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实际上，乔伊斯很早就领教过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他花了长达九年的时间来争取《都柏林人》的出版。而他的呕心之作《尤利西斯》问世之旅更是让其心力交瘁。而整个事件牵涉人物之多和辐射范围之广使得《尤利西斯》不再只是一位作家的个人命运，而是现代主义在英美世界崛起之路的缩影。

伯明翰在前言对《最危险的书》命名做了如下解释：“《尤利西斯》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抹除了经验论与淫秽之间、外部生活与内部生活之间的差异，也因为它揭示出一本书是如何废除隐秘的权力的”[1]4-5。不管是在19世纪还是当下，淫秽都是违法的。《尤利西斯》所改变的是社会对淫秽的定义。在图书审查制度的桎梏之下，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早已僵化，人们对于淫秽的理解也近乎到了可笑的地步。试想在《尤利西斯》之前，文学不应且不能把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和我们每一刻所思所想的琐碎和隐私作为写作对象，艺术与生活之间必须保持着一层得体的面纱。而《尤利西斯》的出现粉碎了这一切陈旧的规范、打破了风格的专制、颠覆了文学的疆界。《尤利西斯》可以说是遭遇了天时和地利都不如人意的时候，但这样的境遇反倒让《尤利西斯》一案成了最有效的营销策略，让这一事件具有了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三、“身体书写”———最危险的人

在详细汇报焚书暴行的同时，伯明翰将叙事的焦点同时放到乔伊斯当时所承受的身体上的折磨上。可想而知，禁令和焚书给乔伊斯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同时，眼疾的加重和视力的逐渐消失则将他本已孤立的内心世界变得愈加黑暗。从1907年开始，乔伊斯持续遭受了二十几年无数次眼疾的大大小小的折磨，接受了至少十一次手术。伯明翰将这种眼部手术的整个细节过程以充满冲击力的叙述方式呈现给读者。作者还列举了乔伊斯使用的各类药品：“使用乙基吗啡用来驱散云翳，使用水杨酸、硼酸来消毒眼睛，服用可卡因麻痹消毒剂与青光眼带来的疼痛，用阿托品和莨菪碱去扩张瞳孔解除粘连，用毛果芸香碱去抵抗阿托品和莨菪碱”[1]303，仅是这样药物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足够让读者头皮发麻。

乔伊斯撰写了一部人体史诗，这与时刻提醒着他的病痛不无关系。痛苦使得每一秒都变得漫长无比。我们难以估量这样的病痛和逐渐的失明过程对乔伊斯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在肉体的折磨之下，乔伊斯唯一能做的就是转向自己的精神世界：“乔伊斯眼内释放的压力使每一秒钟延长，阅读《尤利西斯》就让人感觉时间在膨胀”[1]304。伯明翰向我们展示《尤利西斯》书写历程中的一些特殊成分：乔伊斯无数次的眼疾爆发，伴随着撕裂般的疼痛、大量的眼药水、冰敷与热敷、镇静剂、碘注射、电击治疗、水蛭治疗、一次次的眼部手术以及可怕的并发症。例如，书中描述了1922年乔伊斯与韦弗小姐第一次会面时乔伊斯眼睛的糟糕状况：“詹姆斯·乔伊斯的左眼没有瞳孔，他眼睛中心黑暗的窗户以及虹膜上的网状物被一层雾所遮盖。眼睛从天然的蓝色腐化为蓝绿色”[1]288。在伯明翰之前，这些细节的整理和汇报没有哪一位学者系统地研究过。

《最危险的书》开篇第一句写道：“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1]1。《尤利西斯》从1906年构思到1922年印刷出版，花了漫长的16年。然而，这只是《尤利西斯》征程的一半。在未正式问世之前，其部分手稿曾在巴黎被烧毁，在纽约则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而禁止传播。从正式出版到禁令的解除，乔伊斯又斗争了十年之久才结束了这一场“回家”之旅。而写作的过程中，乔伊斯饱受流离之苦、居无定所，贫穷和疾病成了生活的常态。生活的苦难和精神世界的孤独并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了这位战士的无限斗志，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韧性来坚持创作。伯明翰在书中将《尤利西斯》这一“事件”的革命性本质和乔伊斯所经受的痛苦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读者。正如薛忆沩在《最危险的书》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所言，这是“一部关于‘经典的经典”。伯明翰做到了从一本文学经典到书写经典的天才，再到整个时代的文学浪潮和之后的文学走向的精彩书写，以龙虫并雕、史叙相融的手法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奥德修斯之旅”。

注释

[1]凯文·伯明翰.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68.

[2]Schwarz，D.R.2015.Successfully NavigatingtheMinefieldsandPitfallsof JoyceScholarship：KevinBirmingham，The MostDangerousBook.Narrative，23（3）：333—340.

[3]Birmingham，K.2015.TheBanished：AestheticEexclusionsinNarrative Nonfiction.Narrative，23（3）：341—348.

作者單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