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奎凤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3)
一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回首百年前,我们看到儒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遭到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批判,在很多人看来,“打孔家店”意味着是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所批判的是异化了的儒家,即作为宗法社会、封建礼教的儒学,异化、僵化了的礼教那时被攻击为“吃人的礼教”。
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语境下,礼教几乎成了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儒家思想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在儒家礼教不断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礼记·礼运篇》所载“大同”思想却异军突起,为各派思想家乃至政治家所共同推崇,儒家的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进步社会思潮交相呼应,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过去有人认为,宗法制是儒学生存的社会基础,宗法社会解体了,儒学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孔子儒学的认识极其片面而肤浅。固然,儒家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庭理,但是与社会群体相比,无疑儒家更重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儒学的理想境界已突破超越血缘亲情,而指向社会和类的存在。正因为此,儒家一直歌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克己奉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礼运》所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公天下”的精神是儒家伦理的根本旨趣,这激励了历代仁人志士为天下大同而奋斗,一直到近现代的孙中山、毛泽东无不对此“念兹在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也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