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
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这里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对待其他学术思想的本质区别:前者是理论认知、精神信仰和行动践履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大多数局限于认知这一环节。因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P691)然而,如何将这种超历史性的真理应用于历史性的实践,将这种抽象的原理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在这里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超历史性的真理”和“普遍性原理”特征,生搬硬套马克思相关论点,企图用这种“超历史性”“普遍性”裁剪现实与实践,结果使实践受挫;另一种是片面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和“行动指南作用”,在具体实践中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向,最终导致事业受挫甚至失败。回归经典、回归普遍性还是走向实用主义和主体阐释?这是历史文献研究的历史主义困境,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的双重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进行的自我阐释为我们塑造了可供模仿效法的典范。
历史主义困境是历史阐释在主体与客体向度、文献与诠释视角、历史与“现时”维度中出现的所谓“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