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中国传统文化蕴含

李安增，陈邦璐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论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讲道：“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1]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治理难题。探讨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及价值，必须从历史维度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养分，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精华，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价值导向

党的十八大首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论述，“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这一论述彰显了中国在寻求发展的同时，时刻秉持世界协同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与公民责任意识合一的价值导向，将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作为崇高事业。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涵义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阐述，丰富了其内容，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的多维度阐述

从时代背景来看，一方面，和平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为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打破了以往国家间博弈的固化思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想。在世界多极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各国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但同时各个国家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各国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人类要打破固有的博弈思维，求同存异，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与社会各个方面打造利于全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从基本内涵来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建设“五个世界”，即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3]具体而言，即为面向未来将人类共同的利益作为载体，秉持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敬畏自然、珍爱地球[4]。与此同时，中国要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视角下，进一步完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以此开展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实践活动。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实践

没有血肉而空有骨架的躯体始终是不完善的躯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实现需要具体实践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体现在两个方面，主要方面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巴黎协定》的签署。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领域，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在外交方面，我国与56.34%的“一带一路”国家保持战略伙伴及以上的关系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设了大量合作；金融贸易方面，据中国一带一路网资料显示，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截止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9756.23亿美元；人文交流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17个国家文化中心、173所孔子学院和184个孔子课堂，约占全球孔子学院和课堂总数的1/4。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5]2016年，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签署了《巴黎协定》，为应对全球环境恶化问题作出突出贡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系统的理论通过正确引导世界各国、民族和社会的价值追求以达到共赢、多赢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导向贯穿于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

1.世界层面：助力各国协同发展

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开幕演讲中提到：“和平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越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多赢。”[6]由此可见，冷战与博弈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唯有将和平发展作为对外关系的首要宗旨，才能使中国屹立在世界之林。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则将和平与发展有机结合，摒弃了以往国际交往中的固化思维，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首要目标，为各国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各国在开放包容的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繁荣，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走向发展，从而推动世界的协同发展。

2.国家层面：推动民族复兴大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之一，其中共同繁荣与清洁美丽的构建目标推动着中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寻求理论渊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打造精神根基。

3.社会层面：提高公民责任意识

新时代，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是推动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中提到：“维护亚洲和平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共同担当。亚洲各国人民要永不为敌、增进互信，共同守护亚洲和平安宁，为亚洲各国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条件。”[8]

共同的梦想需要每一个人的身体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把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囊括到中国发展的行动方案中，在凝聚公民的责任意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公民的责任意识。马克思说过：“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牢牢把握住了人这一发展的根本因素。每一位中国公民尤其是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公民时刻代表着中国形象，作为中国公民应该提高公民意识，在实际中时刻秉持共建和谐地球的意识。以和平友好的原则建造持久和平世界，以开放包容的原则营造交流互鉴氛围，以绿色生活的原则打造清洁美丽环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与超越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五个世界”作为中国方案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这一“中国方案”的提出向我们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我们需要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一)和平思想汲取“贵和之道”精髓

“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关于“和”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从中可以看出“和”最初是用于体现音律和谐之美的状态；后可追溯到《国语》中对人与神、人与人类社会和谐之美的状态阐发；再至《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则主要强调礼仪规则达到协调、和谐的状态是最重要的。此后关于“和”的论述数不胜数，主要可分为三种解读方式：“和合生生”、“和而不同”与“和爱和美”。[10]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及的“以和为贵”大多表达的是第三种含义——“和爱和美”，将“仁爱”、“非攻”糅合至“和”的思想中，强调只有在和平、和谐的状态下才可以达到协调的状态，从而保障人的发展。正如《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表达的含义，只有和平并行，万物才能共生。

习近平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努力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的安全稳定环境”[1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安全观与和平观是吸取传统文化中以“非攻”、“仁爱”为核心的“和”思想后的成果。打造和平安全世界的思想一如传统“和”思想中所传达出的“以和为贵”、“并育不害”以及“并行不悖”观念，在确保普遍安全与持久和平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国置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如此各国才有精力发展本国综合实力，从而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二)共赢思想汲取“和合共生”精髓

“和合共生”、“和衷共济”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这种思想最早源自《国语·鲁天下》，“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和合共生”中的“和”指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协调共存，“合”则是指不同事物、不同观点之间的互通，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发展内涵。《论语》中也论证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说明真正的协调发展不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同”，反而要重视事物本质的“和”。庄子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中进一步论证了唯有“和”才能“共生”。

习近平在杭州G20峰会上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谈到，“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12]和合共生的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源之一，也解释了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根本原因，即世界各国虽然在国家制度、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各国都有发展、壮大本国的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则使“和合”且“共生”成为现实。自古至今大家都持有“零和博弈”的固化思维，认为在一场竞争中一方的收益意味着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零和博弈”的最终结果会使得博弈各方的收益与损失相加为零。而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化竞争为合作，将“零和”变为双赢，真正地实现了在“和而不同”的共同体中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三)包容思想汲取“海纳百川”精髓

“海纳百川”的思想自古为人熟知，最早出自“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和而不同，通而不杂”(晋·袁洪《三国明程序赞》)，后李周翰为其注“方寸之心，如海之纳百川言其包含广也”，此时对于“海纳百川”的解读多用于形容一个人宽广的胸怀和无限的肚量。至清末政治家林则徐在两广总督府衙题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赋予了“海纳百川”新的含义解读。即海之所以能为海，因百川相聚而成海，因其能容万物的胸怀，因能纳小而成其大。由此可知“海纳百川，能成其大”，一在其宽广的胸怀，二在其丰富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海纳百川思想新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13]，“海纳百川”被时代赋予了一层政治含义，体现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海纳百川”既体现了传统的含义解读——宽广胸怀和丰富内涵，又体现出当今国际社会各国彼此交流互鉴，共存共生。中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14]，“倾听世界的声音”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学习。各国之间既应相互督促，在共商共建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也应相互交流借鉴，学习对方的长处和优点，为自身所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案向我们大家阐述对待外来声音要有选择的虚心接受，对待外来文化要去粗取精为我所用。

(四)生态思想汲取“天人合一”精髓

“天命”思想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史记》有云：“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中国古代把“畏天命”、“顺天命”、“昭天命”作为主要的价值理念，这种思想价值理念既体现在对皇权的畏惧与肯定，也体现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而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始于老子，成于庄子。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达出人应顺应自然的观点。庄子则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观点，认为天人应该共生共存。具体应用到实际的人与自然相处中，则体现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打破了以往“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史记》)的传统思维，不再坚守“畏天命”、“顺天命”、“昭天命”的价值理念，生产力成为第一要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出于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习近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到要坚持环境友好，打造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他说：“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5]环境友好、清洁美丽的提出既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思维，又能将人与自然的相处维持在和谐层面上，使社会在生态维度上和谐运转。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运用与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1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中和思维”、“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新时代中国智慧的体现，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运用与升华。

(一)中和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自古关于“和”的论述数不胜数。“中”则是指达到“和”的正确思想方法，是不偏不倚的处事原则。[17]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可以窥探出，中和思维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无不体现着“和”的思想。合作共赢、共同繁荣体现着“和而不同”与“和合生生”的思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体现着“和爱和美”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的构建，就可以体现出“中”的思想，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实现“和”的方式而存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方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就整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传统中和思维的调和功能，希冀调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并稳定在一定的状态；在具体内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国的“和文化”糅合至中和思维中，使“中和”不仅是一种“中庸之道”，还是渗透着“仁爱”、“非攻”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中和思维方式的新发展。

(二)辩证思维方式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辩证矛盾的，这种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人义利观的发展进程中。

义利观包含于儒家思想中，多由儒学大家进行阐述。孔子曾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曾子也对义利有过论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作为构成儒家思想一部分的义利观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各层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其核心内涵是对于“义”与“利”的取舍，认为“义”大于“利”。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受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家逐渐辩证地看待“义”与“利”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构建利于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在会晤国际友人和面对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中提到：“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18]。关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中国辩证思维方式与义利观的一次完满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意味着排斥或抛弃正当利益，而是认为在义的基础上，可以正当地发展本国利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对“义”与“利”的关系的辩证处理，深深地体现着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

(三)整体思维方式

中国素有“大一统”的整体思维方式，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问题，以整体全面、和合共生的视角把握对象。老子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中的论述凸显出他的整体思维，认为世界是以“道”为根源的统一整体。至宋代，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正儒家蒙·东铭》)。整体思维方式不仅运用在治国齐天下中，在传统医学中亦有所体现，《类经·疾病篇》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兼赅意志。”。

整体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应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体现出高度分化，又体现出高度综合。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整体思维方式的汲取，体现在对整体思维中的高度综合的运用，即对整体观、联系观的运用，将世界看作一个为共同利益纽带所系的整体，彼此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超越性体现在整体思维中的高度分化，世界是诸多个体的综合体，在进行合作时，要通过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情况来判断彼此的国际关系和合作情况。同时，世界也是诸多部分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军事等诸多方面。在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施时，针对不同领域要有不同方针，真正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契合点，与世界各国相贴近的桥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指引下，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华传统文化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也定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